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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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研究不僅揭示了制度對國家興衰的重要影響，也爲我們應對當今的技術變革提供了寶貴的啓示。”
文 / 巴九靈（微信公衆號：吳曉波頻道）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達龍·阿西莫格魯、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A.羅賓遜，以表彰他們對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影響繁榮的研究。
看到這個結果時，小巴不禁深深鬆了口氣——阿西莫格魯終於獲獎了！爲什麼說“終於”呢？因爲每年諾獎揭曉時，經濟學界總會有這樣一個“梗”：大家都會問一句：“今年阿西莫格魯得獎了嗎？”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
經濟學大師不少，但像他這樣每年都被關注的卻只有一人。這主要是因爲他有一個鮮明的特點：頂級經濟學論文發表快得像魔法，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交相輝映，且研究主題廣泛深入，天馬行空，包括經濟學絕大部分的領域，幾乎堪稱經濟學界的“五邊形戰士”。
經濟學的屠刊王
經濟學期刊中傳統上有“Top 5”的說法，即《美國經濟評論》《計量經濟學》《經濟學季刊》《政治經濟學雜誌》和《經濟研究評論》。
這些期刊的發表難度極高，即使在美國，很多經濟學系的教授一生也只會在其中發表五六篇文章而已。而在許多其他國家，能在這些期刊上發表一篇，往往就已經意味着各種榮譽接踵而至。
然而，在過去32年的職業生涯中，阿西莫格魯在這五大期刊上發表了76篇文章，平均每年超過兩篇。更爲驚人的是，這還不包括他在頂級金融類期刊和綜合性科學期刊（如《科學》和《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發表的。即便如此高產，他的發表勢頭依舊強勁，沒有因爲職業生涯的穩步上升和成就的累積而減速。
阿西莫格魯的高產早在求學時就初露鋒芒。他是土耳其裔，從小隨父母在英國生活，本科就讀於約克大學，以優異的成績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攻讀博士學位。在他畢業時，評審他博士論文的經濟學教授詹姆斯·馬爾科姆森，是這樣評價他的論文的：
阿西莫格魯當年在LSE的求職市場上可謂風頭無兩，很快便獲得了經濟學界“宇宙中心”——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系助理教授的職位，隨後一路晉升至講席教授和頂級期刊的編輯，直至今日斬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很多諾獎得主的人生歷程充滿了起伏波折，能在簡歷上看到他們的奮鬥與坎坷。
然而，阿西莫格魯的經歷似乎截然不同，他的經歷彷彿就是從一個成功走向另外一個更大的成功，從一個榮譽走向更大的榮譽。如今，他終於摘得了經濟學界的最高桂冠。
達龍·阿西莫格魯
圖源：百度
制度經濟學
今年的諾貝爾獎委員會意圖明確，旨在表彰這三位學者在制度經濟學方面的貢獻，尤其是他們對國家繁榮與衰敗原因的深入解釋。
在這一點上，阿西莫格魯和他的合作者羅賓遜的觀點是明確的：國家的成敗主要由其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性質決定，而非地理、文化或氣候等因素。
首先，他們認爲通常討論的地理、文化和知識，並不是國家成敗的關鍵因素。
比如說對於“新教倫理導致國家富強”這一廣爲人知的文化決定論，阿西莫格魯就用中國的發展進行了反駁：中國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一個新教國家，但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成果卻不容置疑。同樣，地理決定論也難以成立，世界上許多緯度相近的地區，其發展水平也差異懸殊。
在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看來，制度纔是決定國家成敗的關鍵，具體來說，就是國家在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上，到底是攫取型制度，還是包容型制度。
攫取型制度在政治上表現爲少數人掌控決策權，多數人缺乏參與機會。權力通常集中在軍政府或世襲家族手中，政策成爲少數人掠奪他人利益的工具。
從經濟上講，這種制度以壟斷、特許、市場規制等手段掠奪生產者資源。此類制度缺乏對產權的有效保護，試圖控制並限制創新，甚至對自發性創新感到畏懼。政治和經濟通常密切相關，攫取型的政治制度往往伴隨攫取型的經濟制度。
相對而言，包容型制度則重視大多數人的參與，無論是在政治還是經濟上。
當權者是多數人的代理人，而非少數人的統治者，領導職位的機會向更多人開放。在經濟層面上，包容型制度鼓勵產權保護與創新，避免絕對壟斷，通常包容型的政治制度與包容型的經濟制度相輔相成。
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墨西哥和美國。這兩個國家現在的發展自然是天壤之別，但是在西班牙和英國剛剛進入到北美洲的時候，兩者的差距並不大。那麼是什麼導致了發展路徑上的差別呢？阿西莫格魯從歷史出發，討論了墨西哥和美國製度上區別的根源。
航拍美墨邊境牆
西班牙誠然是攫取式的，也就是大量地抽取墨西哥的資源爲自己所用，但是這並不意味着美國的制度就是水到渠成的。
事實上，英國人最初也試圖在北美施行類似於西班牙的攫取式制度，希望通過剝削資源將財富送回英國。
然而，由於種種歷史偶然，這些努力屢屢碰壁：殖民者試圖征服當地原住民，卻發現與原住民的衝突導致了高昂的代價；試圖通過嚴苛的控制制度約束移民，卻激起了移民的強烈反抗。
最終，英國人認識到，只有通過讓更多的移民參與進來分潤，激勵移民去工作和探索，而非壓迫與控制，才能在北美大陸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這些歷史的偶然，就是阿西莫格魯所認爲的“關鍵節點”。他認爲國家之間看似細微的差別，往往在之後決定了截然不同的歷史發展。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歐洲的黑死病，這一瘟疫使得西歐和東歐的發展道路產生分歧。西歐由於農民數量驟減，封建領主不得不賦予農民更大的自由度和包容性，這也爲英國工業革命鋪平了道路。而在東歐，封建主們通過加強控制來掠奪農民利益，最終導致了社會的長期衰落。這樣的歷史進程塑造了今日東西歐發展的差異。
這些歷史事件表明，當國家內部的權力結構朝着更包容的方向發展時，制度也隨之轉向支持創新和公平競爭，最終推動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
可能很多人都有一個疑問：許多曾是殖民地的國家照搬了歐美的制度，爲什麼卻沒有發展起來？
對此，阿西莫格魯的回答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並非天然形成，而是由於殖民地時期的攫取性制度被新統治者繼承下來。獨立後，這些國家的新統治者往往只是替代了原先的殖民者，繼續剝削和攫取自己的人民。
這一點在阿根廷、津巴布韋和南非等國家表現得尤爲明顯。儘管這些國家在表面上差異巨大，但它們的衰落根源卻有着驚人的一致性。
津巴布韋的婦女
就這樣，用“包容—攫取”的二元制度以及其動態的轉變，阿西莫格魯討論了瑪雅文明的興衰、羅馬共和國到帝國的演變、威尼斯的由盛轉衰。
這一套理論便可以系統地解釋國家興衰與貧富的成因。因爲這些理論都散落在阿西莫格魯的大量論文中，他系統性地整理了這些思想，和羅賓遜合作還無意中寫了一本暢銷書《國家爲什麼會失敗》。
技術進步與人類發展
當物理學和化學諾獎接連頒發給與AI相關的研究時，有人曾猜測今年的經濟學獎會不會也順應潮流，授予將機器學習引入計量經濟學的先鋒人物，如蘇珊·艾西和維克托·切爾諾祖科夫。
從今年的結果來看，雖然諾獎頒獎詞中沒有直接提到人工智能，但其實阿西莫格魯、約翰遜和羅賓遜的研究與當今AI廣泛應用的現狀有着深刻的關聯和啓示。諾獎委員會決定在今年把經濟學獎授予阿西莫格魯、羅賓遜、約翰遜這三位經濟學家，未嘗沒有人工智能方面的考量。
爲什麼這麼說呢？因爲對人工智能——或者說更廣義上的技術進步和人類發展的關係理解，也是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制度從來都不侷限於政治制度，還包括對技術和生產力的管理。
阿西莫格魯在論文中體現的主要觀點是：技術進步並不必然帶來普遍的繁榮。以工業革命爲例，雖然生產力顯著提升，但工人的待遇並未隨之改善，反而工作條件惡化。直到工會興起和政策改革後，工人的生活才逐步改善。
所以，阿西莫格魯對“技術樂觀主義”持批判態度，認爲科技進步並不會自動帶來經濟增長和社會福祉。他們指出，歷史上技術進步的好處往往集中在少數精英手中。
比如，中世紀歐洲的農業改良主要惠及貴族，工業革命時期的技術進步也主要讓資本家獲益，而廣大工人仍處於貧困狀態。也就是說，雖然技術可以提升生產力，但關鍵在於多出來的收益由誰掌握。如果這些技術的控制權掌握在少數大公司手中，社會的不平等可能會加劇，就業崗位並不一定會隨之增加。
換而言之，技術進步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未必是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關鍵還在制度。
在阿西莫格魯和約翰遜合著的《權力與進步》這本2023年纔出版的新書中，阿西莫格魯呼籲在設計新技術時，應關注“機器的有用性”，即技術應旨在增強人類能力，而非取代人類。
可回收家用物品製作的消毒機器人
他們指出，社會需要重新審視技術進步的目的，將其逐漸地轉化爲推動公共利益的工具，而不僅是謀取利潤的手段。他建議對數據所有權進行改革、調整稅制以鼓勵就業、支持對高科技領域的多樣化投資，並對算法驅動的虛假信息徵稅等等。
他的核心觀點非常明確：只有在恰當的制度的加持下，技術才能給大多數人帶來更廣泛的福利。
啓發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與往屆相比，具有更爲深刻的現實意義。簡而言之，就是四個字：事在人爲。
無論是組織還是國家的貧富與興衰、發達與落後，都不是由自然因素所決定的。制度，作爲一種人爲的組織形式，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不僅直接影響到人們的工作積極性，還決定了技術發展之後財富如何分配。
良好的制度可以幫助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良的制度則會逐漸削弱國家的活力。而與之相對應的，技術發展的方向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通過政策干預和社會倡導，可以將技術導向更有利於大多數人的方向。
阿西莫格魯和其他兩位諾獎得主獲獎可謂實至名歸。他們的研究不僅揭示了制度對國家興衰的重要影響，也爲我們應對當今的技術變革提供了寶貴的啓示。
在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日益普及的時代，制度依然是決定其影響的關鍵。如何通過合理的政策設計，將技術的成果惠及更多人，避免加劇不平等，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委會以此獎項提醒我們：技術變革無法自動帶來繁榮，唯有健全的制度和良好的治理，才能讓社會向着更加公平和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特約作者|司馬懿|責任編輯|何夢飛
主編|何夢飛|圖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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