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林毅夫+白重恩+盧鋒+王勇：全球經濟的新觀察、思辨與應對

題記：2022年5月18日，北大國發院、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與中信出版社聯合舉辦【承澤論壇】第2期，由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南南學院院長林毅夫，清華經管學院院長、弗里曼講席教授白重恩，北大國發院金光講席教授盧鋒依次進行主題分享，並由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王勇主持對話。論壇源於林毅夫教授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楊•什維納爾共同主編的《中國與西方：當前經濟、政策與應對》一書中文版新近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根據對話環節內容整理。

王勇：請問林毅夫老師，拉動經濟增長，我們目前該把力量更多地花在投資上還是消費上？

林毅夫：這是個好問題。

在各種場合，我比較強調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消費很重要，也是我們發展的目標。但消費要想成爲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前提是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要不斷提高，這要求必須有就業，並且勞動力生產水平要不斷提高。怎樣才能做到以上兩點？只有通過現有的產業技術不斷創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涌現才能實現，毫無疑問這兩者都需要投資。新產業的涌現需要很多新的基礎設施，這同樣需要投資。近年來數字經濟中的互聯網和平臺經濟，都是依賴4G這樣的基礎設施很快建好，才得迅速發展。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5G建設也是同樣道理。

這些投資能帶來就業機會，也能帶來勞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所以在各種場合，我個人不太贊成把中國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變成消費拉動型的經濟增長。這個觀點我在很多場合都說，我仍堅持這個觀點。

然而針對今年的情況，我認爲在新冠疫情防控狀態下，以及防控之後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內，必須採取有效的措施來支持消費。

今年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很像2020年一、二季度的情形，在受疫情影響比較大的地方，應該爲消費提供支持。在支持方式上，可以發消費券，也可以用數字人民幣來發現金。

在今年上半年新冠疫情防控對消費和收入形成比較嚴重製約的特殊情況下，消費的重要性尤其凸顯。有很多中小企業、微型企業由於防控措施限制，完全沒有了營業，收入大幅度下降，但公司還要發工資、付房租，已經走到破產邊緣。如果我們現在不支持消費，這些中小微企業就經營不下去。

與此同時，這兩年受新冠疫情衝擊，不少家庭儲蓄也即將用盡，生活已經瀕臨困境，甚至已經陷入困境一段時間了。

因此，短期來看，我認爲應該把支持消費提上議事日程。但從中長期看，我還是更偏重投資，因爲投資可以提高生產力、創造就業，有了就業，老百姓的收入增長後，消費也會持續增長，纔有可持續性。

王勇：請問白重恩老師，在當下這個時代，地方政府正面臨新的挑戰，該如何調整地方政府的考覈目標？比如GDP這個目標是否需要調整？

白重恩：這個問題非常好，挑戰性也很大。

我認爲仍然需要對地方政府進行一定程度的GDP考覈，缺少這一考覈標準，中國經濟的發展將面臨一些困難，因爲地方政府在各方面發揮的作用都比較大。

對地方政府而言，現在有多項考覈指標，多目標管理要比單一目標管理更困難。我最擔心的是對地方政府求全責備，有些求全責備來自專業部門的，比如我們常對環保部門有些詬病，認爲有些時候他們做過頭了，我認爲這樣的情況尚可接受，因爲事後基本會得到糾正。我擔心的是來自權力很大的非專業部門的求全責備，對地方提出一些整改的要求並不總是和經濟發展的規律一致，容易因此導致地方政府不作爲，因爲做什麼都可能錯。既然做什麼都錯，錯了以後會受到懲戒，那不如不做。這樣的整改要求應該更多考慮經濟社會的發展規律和實際情況，更多地聽取專業意見。因此，就我個人而言，我也反對單純的“唯GDP論”，但相比之下，求全責備可能是更大的問題。

此外，我認爲地方保護主義很難避免，國家也可能有國家保護主義。針對這一問題，我們應聚焦解決辦法。爲了消除國家保護主義，不同國家間就貿易協議展開談判。在一國範圍內，如果我們希望地方官員重視經濟的發展，同時不希望地方政府搞地方保護，那就需要由中央政府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比如我們現在強調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倘若地方保護受害者的利益遭到打擊，他們也應當有機會爲自己爭取利益。在全國制度框架下，這些企業理應有申訴的機會，而且要保證其不會因爲申訴而成爲被打擊報復的對象，這一點也需要考慮到。沒有中央政府的措施，沒有地區間的協調，地方保護主義很難防止。

王勇：請問盧鋒老師，中美間的貿易不平衡，與美國在一些高科技領域對中國的限制和禁令有多大關係？面對美國對中國在地緣、技術甚至人員流動方面的遏制，我們該如何應對？

盧鋒：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多年前一次與美方經貿關係內部對話中，我們曾提到這個問題，當時美方某官員或退休官員也承認他們的高科技領域對我國限制和禁令只是戰略考慮，或者說是他們覺得不得不這麼做。從貿易額來看，這種限制或禁令有影響但不是很大，他們認爲即便撤銷所有限制和禁令，可能平均下來一年也只有100-200億出口額。限制不一定能擋住中國在這一塊最終起來，但可以起到延緩作用。因爲如果沒有限制，中國企業更快就會學會這些先進的技術。我感覺這大體反映了美方糾結心態：試圖抑制中國高科技領域追趕，不得不承擔這方面政策帶來的經濟損失，但是又認爲這個因素僅對中美雙邊不平衡產生較小作用。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爲您說得有道理。從特朗普到拜登，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實施打壓是美國的基本定位。比如特朗普政府就曾提出要用“全政府方法應對中美關係”，後來通過“301調查”和制裁挑起貿易戰。綜合來看，我認爲特朗普政府是處心積慮、全面設計了對華政策方針的轉變，具體體現在對華爲的打壓，甚至是對微信和抖音這樣一些中國企業打壓，不過其政策發力重點比較聚焦經貿領域。

拜登上臺後，我覺得是換湯不換藥。強化對我國博弈和競爭的政策立場轉變取向沒變，但是政策發力側重點顯著調整。拜登上臺後，在關稅措施和貿易戰方面相對收斂，至今沒有特別大的新動作。但是提出對華“3C政策”，即“應競爭時競爭，能合作時合作，須對抗時對抗”。比如拜登政府對稀土元素、電動車電池、藥品、半導體這四大領域的全球供應鏈進行審查，把華爲、中興國際以及中國航空等59家企業列入了所謂投資的黑名單，規定美國的企業不能參與這些企業的投資，通過這樣的方式落實“遏制”“脫鉤”戰略。

此外，參衆兩院各自通過所謂“提升競爭力法案”，提出對半導體領域提供500多億美元產業政策的支持。我認爲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立足點，也是對華競爭的重要體現。由此不難看出，拜登政府正在逐步落實“小院高牆”的對華戰略，以此實現“有限領域的切割”。當然拜登政府也意識到中美不可能全面脫鉤，而是聚焦重點領域脫鉤或半脫鉤。如果超出經貿和科技，拜登政府在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和整合盟友方面比特朗普政府更是全面設計和不斷有新招。

中國該如何應對？我有幾點建議想跟大家探討。

第一點建議是堅決地反對和抵制脫鉤。雖然美國人想這樣做，但從基本戰略方針上我們該針鋒相對。我們在過去也是這樣做，並且取得了一定階段性的成效。

第二點建議是中國自己通過擴大制度性開放和深化改革，激活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羣體的活力，這是應對外方遏制政策的重要回應。通過制度性開放，我們在國際上就能爭取大多數，就能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國和國際上一心想遏制我國發展的硬核訪華理論。比如歐洲，雖然我們跟歐洲也有矛盾，但至少沒有老大、老二心結卡在那裡。我們與歐洲矛盾有些地方與美國矛盾類似，但更多的是不同，我們要通過制度性開放和深化改革，與歐洲以及其它國際社會成員找到更多的公約數，更多地求同存異和求同化異來爭取主動局面。

在國內，我們要通過深化改革，積極鼓勵創新，解決諸如“獨角獸企業增量下滑”這樣的問題。這也有利於我們應對美國在一些關鍵領域的制裁，縮小與美國的技術差距。通過以上措施，我認爲我們有能力在中長期時間內，應對外界環境變化困難實現持續發展與現代化目標。

王勇：請問林老師，對於白重恩老師在主題分享中講到的政府角色與轉型，盧鋒老師對中美經貿與多維關係的觀察與建議，您有沒有什麼意見和看法？

林毅夫：我非常支持白重恩老師所認同的地方政府的作用。一直以來，我都認爲有效市場和有爲政府這兩隻“手”都要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會失靈，特別是我國這樣正處於經濟轉型中的國家，在採取雙軌制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很多由政府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市場失靈。有些市場失靈，特別是由制度障礙造成的市場失靈，可能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在這種狀況下，該如何讓經濟有效運轉？一些地方政府“特事特辦”“一事一議”，我認爲這是解決市場失靈的有效方式，因此市場有效應當以政府有爲爲前提，政府有爲就是爲了讓市場有效。不過長期來看，我們還是應該把建設比較完善的市場制度作爲改革深化的一個目標。我認爲白重恩老師的觀點是把經濟學中提到的有爲政府高度理論化，我非常贊同。

對盧老師的發言，我也收穫很多。他觀察到中國新增的獨角獸企業這幾年急劇下降。獨角獸企業是新結構經濟學五大產業中換道超車產業的實現形態。換道超車型產業研發週期短，以人力資本投入爲主。在這種產業我們跟發達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實際上我們更有優勢。因爲中國有14億人口，既有人才方面的優勢，也有國內市場的優勢，按照現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市場。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同樣具有優勢，在傳統基礎設施方面，我們的優勢很明顯，在發展數字經濟需要的通信基礎設施、互聯網基礎設施等方面，我國發展條件比許多國家都好得多。此外，我們也有硬件優勢。這幾方面的優勢在2018年之前表現得非常好，因此那時候中國每年新增的獨角獸企業在數量上甚至超過美國。

然而自2019年起，我國獨角獸企業出現新增數量不斷下滑的情況。我認爲我們應該對此保持高度警惕。獨角獸企業本是新技術革命賦予我們的機會，如果說前幾波工業革命的機遇我們沒有抓住，現在有這樣一個機遇擺在我們面前，我們也有能力、條件和實力抓住它，如果再讓這一機遇從我們手中喪失，這將不利於民族的復興，這一點必須高度重視。

最近全國政協召開了旨在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雙週論壇，劉鶴副總理也到場發言，會上形成的關於數字經濟的共識非常鼓舞人心。劉鶴副總理表示，要大力支持數字經濟發展，支持相關企業利用國內國際市場和資本來發展數字經濟，我希望這些政策能夠得到落實。

要發展新經濟當然離不開創新，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忘了傳統經濟。因爲現在我國85%的製造業還屬於傳統經濟，相關企業僱傭工人，創造GDP。就目前而言，無論是從就業、GDP還是稅收看，傳統經濟的規模還是比新經濟的規模大。在傳統產業上面，我們跟發達國家還有巨大的差距，最明顯的就是在今年法蘭克福工業展上，在27個展廳裡都有中國的展品，不管是在機器人還是像裝備製造業這樣的傳統產業，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明顯。

在我看來，創新不只是從無到有的發明創造，引進、消化、吸收也是創新。我國的產業和發達國家有差距，表明我國較落後，但也表現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方面，我國擁有後來者優勢。如果我們對這一優勢不加利用，就是白白浪費。後來者優勢的創新涉及大量的製造業企業，大量的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

我們應該對創新有清晰、全面的認識，這一點非常重要。在新經濟領域，我們跟發達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同時兼具市場、硬件和人才方面的優勢，這點優勢要用好。在傳統經濟領域，我們有後來者優勢，這方面還是我國就業、稅收和GDP的大頭，同樣要用好。

王勇：白重恩老師，您能否對林毅夫老師和盧鋒老師的觀點做一下評論？

白重恩：我支持林老師所講的內容。林老師提到，經濟增長非常重要，我國有潛力實現比較快速的增長。在我們當下面臨的三重壓力裡，預期轉弱是一個根本性壓力。要緩解這個壓力，我們要通過包括財政、貨幣政策在內的各種手段，實現一定速度的增長。

在此，我還想進一步強調，改善預期包含多方面內容，比如今年的投資增速確實比去年快，但有一個指標不盡如人意，即民間投資增速和國企投資增速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這一差距在去年略微縮小，但在今年第一季度再次拉大。在我看來，若想實現比較快速的增長，給人們帶來信心，除了國企的投資和政府主導的投資外，還是要動員所有的企業來進行高效投資。投資之所以重要，主要因爲它能帶來技術進步。高效的投資能帶來技術進步，進而帶來持續的增長。如果想要投資達到這樣的效果，就需要鼓勵全社會的各種企業去做更高效的投資。

在今年一季度，爲什麼民間投資增速與國企投資增速的差距再度拉大？這可能與預期有關。如何扭轉轉弱的預期，這個問題是需要我們特別關注的。

盧老師所講的內容，我也基本同意，在此想稍微做一點修正。剛剛盧老師提到在光能和風能發電方面，中國增長得比美國快，我想這要看從什麼角度來講。中國經濟增長快，用電量自然也增長快；如果我們看光電和風電在總髮電量中的佔比，中國實際上比美國低。儘管我國光電企業、光伏電池都發展得很好，但光電在總髮電量中的佔比只有3%，風電佔比約爲6%左右，兩者相加不超過10%，這是2020年的數字。歐洲這一比例很高，像德國在2020的比例已經高達28%。美國不及歐洲的水平，但光電和風電在總髮電量中的佔比在2020年也達到11.2%。

不難看出，儘管中國光電和風電發電量大，但這主要源於中國用電總量特別大。如果從比例的角度看，中國和歐美國家還有明顯的差距。這裡也呼應了林老師講到的投資很重要這一提法。

其實我們現在面臨着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在數字經濟領域有一些很有創新性的企業，它們有潛力能做很多創新，但正如盧鋒老師所說，近些年我們獨角獸企業的新增量逐漸減少。

在推進雙碳目標實現的過程中，蘊藏着許多創新需求，許多企業潛力巨大。推進雙碳和發展傳統能源行業很不一樣。比如煤這樣的傳統能源行業，儘管採煤、用煤和發電的技術在不斷進步，但是模式相對單一。在雙碳領域，比如光電和風電怎樣更高效率地消納？如何調峰？怎樣儲能？哪種電池更好？怎樣在生產水泥的過程中降低二氧化碳釋放量，甚至是把它捕捉到某個地方去？捕捉到的二氧化碳該如何使用？這裡面需要創新的領域非常多，極其複雜，在我看來，單靠國家規劃很難完全解決問題。

既然如此，我們就要充分發揮市場的力量，但雙碳政策中市場的力量沒有得到很好地發揮。碳排放權的交易是一種市場手段，但目前碳排放權的交易跟電力市場基本上是兩張“皮”。儘管我們是從電力市場開始發力，把碳排放權免費交給電力企業，但電力企業並沒有很好地加以利用。

不難看出，目前的市場機制沒有把人們創新的積極性很好地調動起來。除了數字經濟，雙碳行業同樣具有產生大量獨角獸企業的潛力，但市場的力量尚未發揮起來，這潛力也沒能釋放出來。

王勇：請問盧老師，您對林老師和白老師的發言，有沒有評論？

盧鋒：白老師剛纔對我講到風光發電的補充，我認爲非常好。在我看來，雖然中國只是風電和廣電的發電總量超過了美國，但是人均量和佔初級能源消費比重可能仍顯著低於美歐。謝謝白老師指出這一點，我回頭去補充這方面資料。

白老師關於地方政府特事特辦與角色動態調整的發言讓我聯想到，中國是一個大國，地方政府分爲好幾級，不同層級有不同的地方政府。比如省一級的政府幾乎相當於一個大國的規模，沿海地區市一級的政府，甚至於一個縣級市都是很大的經濟體量。

爲什麼中國經濟的發展容易導致激烈的地方政府競爭？這在很多文獻中有大量的討論，從根本上說這與地方政府的行爲邏輯有關，也有市場期有關。我們講市場預期，對應的都是市場主體，地方政府作爲處於中間的政府層級，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市場主體，但它既有和中央保持一致，進行市場調控的角色，又有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像市場主體一樣促進經濟發展的角色。

也就是說，地方政府既必須有“標準動作”，又可以有“自選動作”，這兩者之間怎麼側重？怎麼平衡？不同的地方政府差別很大。總體上，還是應該儘量納入法制化的框架，無論是對企業還是老百姓，都能有一個相對穩定、統一的預期參照。

對於林毅夫老師講的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潛力和中美未來經濟增速與規模動態對比，我也很認同。中國經濟依然很有潛力，現在有一些增長明顯受到一些客觀因素的制約，甚至會受到一些政策因素的制約。美國去年雖然增長強勁，但是過度透支使用了宏觀政策工具，所以目前處於嚴重通脹困難局面並面臨未來通縮風險。我國如果能通過短期和長期政策配合，持續較快追趕確實有機會達到林老師提出的臨界目標。

王勇：今天與三位老師的交流讓我收穫很多。我一直認爲，中國現在同時經歷四重結構性過程。一是產業升級，即農業、工業、服務業的結構轉型過程以及各個產業內部向更高附加值與更綠色可持續方向的升級過程；二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三是開放過程，涉及到貨物和服務的流動，資本的流動和技術的流動；四是中國作爲一個地緣政治大國的崛起過程。而且中國是大國，是二戰結束以來，唯一一個GDP總量（按照市場匯率計算）超過美國75%的國家，已經幾乎是第三名日本的3倍。上世紀90年代，當時作爲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的GDP曾達到美國GDP的72%。中國作爲同時經歷四個結構性過程的大國，所受到的地緣政治挑戰與很多其他國家不同，在考慮新經濟、平臺經濟、以及地方政府的作用時，也會與其他國家有所不同。今天各位老師的發言從不同角度去分析當下我國面臨的重要挑戰，對於我們更深入地理解這些結構性過程，理解中國經濟的特點，都非常有幫助。再次感謝各位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