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答】林毅夫+許憲春+姚洋+盧鋒+黃益平：中國經濟的新挑戰與前景

題記：2022年3月15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第60期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CEO），圍繞“兩會解讀與中國經濟前景”主題，邀請到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南南學院院長、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林毅夫，北大國發院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許憲春，北大國發院院長、南南學院執行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北大國發院金光講席教授盧鋒，北大國發院副院長、金光講席教授、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共五位學者帶來兩會解讀和中國經濟前景研討。本文根據五位學者的對話和問答環節整理。

黃卓：由於疫情防控的關係，今天媒體朋友無法到場，但我們在線上向大家徵集了一些問題，我來代問一下。第一個問題是2022年中國設定5.5%的經濟增長目標，底氣是什麼？對全世界的經濟增長有什麼意義？

林毅夫：設定5.5%的增長目標，我認爲底氣主要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面的空間非常大，只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按比較優勢做得好，國際市場還是有需求的，國內也有進口替代的空間；再者，通過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企業更有競爭力，能創造就業，就業狀況好，家庭收入就能增長，需求也能增加。這是底氣之一。

第二點，要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當然需要投資。從投資方面來看，中國的儲蓄率依然高達45%左右，投資資金的潛力很大。政府的財政狀況在世界上還是比較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負債率佔GDP的比重是60%左右，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空間也還都相當大。如果我們能把這些有利的條件用好，實現5.5%左右的增長目標完全有可能，而且應該努力接近6%。

這樣的增長目標對於世界有什麼意義呢？因爲中國的GDP佔全世界的比重已超過18%，中國經濟增長達到5.5%，對全世界每年經濟增長的貢獻就是一個百分點，應該能佔到全世界增長的25%左右，所以中國仍是對全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和最主要的動力源。

此外，這個增長目標對中國2035年遠景目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保障。因爲中國希望到2035年人均GDP在202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這就要求從2021年到2035年的年均經濟增長達到4.7%。在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的狀況下，如果能達到5.5%左右的增長，也有利於2035年遠景目標，這是第二個百年目標征程上分兩步走的關鍵一步。

黃卓：下面的問題請教姚老師。您提到給老百姓直接發錢的效果要好於發消費券，但也有擔心說如果發錢，老百姓存起來不消費，怎麼解決？

姚洋：看一下我們國家收入分配的狀況，收入最低的50%的人，佔全部收入的比例只有16%，其儲蓄微乎其微；收入最低的10%的人，基本上在負債消費。所以，至少對於收入最低的這50%的人來說，不存在給了錢會增加儲蓄的問題。如果大家擔心這一點，那就只給收入最低的50%的人發錢，每個人兩千元錢，其他人不發。

另外，因爲現在可以發放有時間標籤數字貨幣，比如要求發錢之後在3個月內花完，不花完這筆數字貨幣就自動作廢。每個人都有一個心理賬戶，“這錢是給我花的，我就應該花掉”。對於很多本身消費能力很低的人，這種擔心沒必要。

黃卓：下一個問題給許憲春老師，您這幾年特別關注數字經濟的發展，以及數字經濟的測算統計，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裡面對數字經濟非常重視，專門講到要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加強數字中國建設的整體佈局。想請您談一下目前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處於什麼樣的階段？數字經濟下一步會在哪些領域更好地發力？

許憲春：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一些重要的發達國家，都制訂了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在國內，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習近平總書記在國際國內許多重要會議上都闡述過發展數字經濟的重要性，李克強總理在近幾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指出要發展數字經濟，“十四五”規劃綱要就“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單獨設立了一篇，就數字經濟的發展作出規劃。

美國經濟分析局對美國的數字經濟做過測算。美國數字經濟增加值佔美國GDP的7%左右，但後來又增加了雲計算等一些領域，使數字經濟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達到9%左右。我們按美國同樣的方法測算中國的數字經濟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在6%以上，略低於美國。儘管和美國相比還存在差距，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得比較快，在一些領域已經走在前面。

關於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我認爲數字化基礎設施、數字化交易、數字化媒體等領域發展得比較好並有很大的潛力，因爲我們有龐大的市場。

但目前關於數字經濟的概念、範圍、分類和測算方法並沒有形成統一的國際標準。到底什麼是數字經濟，數字經濟的範圍如何界定，數字經濟如何分類，數字經濟增加值如何測算，都還在研究過程中。數字經濟統計與傳統經濟統計不一樣，傳統經濟統計理論和方法基本上都產生於歐美髮達國家。林毅夫老師常講，經濟學的研究中心與經濟發展的中心密切相關。統計理論和方法也是如此，當經濟社會走到前面的時候，學者和政府統計工作者就有機會總結、梳理、提煉出先進的統計理論和方法。在數字經濟的發展方面，我國和歐美國家幾乎同步，這給中國的學者和政府統計工作者提供了一次總結、梳理、提煉數字經濟統計理論和方法的重要機會，就看我們能不能抓住這個機會。

黃卓：下一個問題給黃益平老師，去年房地產行業的金融風險讓人比較擔憂，今年整個國際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又很大，近期中國A股和港股大跌，整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壓力也比較明顯，今年中國金融市場應該重點防範哪一類的風險？

黃益平：應該說從2015年以來我們國家能發生金融風險的地方都發生過一遍了，當然都不是很嚴重，最後都穩住了。這說明我們的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過去的金融穩定其實主要是靠政府兜底來穩住，但現在完全靠政府兜底變得越來越困難，面臨一個所謂的“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注：是指對一個國家而言，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性和貨幣政策獨立性這三者不可同時兼得）。

一方面，增長減速，這意味着會有一些企業要失敗，面臨一些結構調整，風險會上升；另一方面我們的槓桿率總體來說已經比較高，再加上政府全部兜底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低，所以政府提出來“要儘量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是非常準確的。

至於說風險具體會發生在哪一個領域，經濟學家的預測並不總是靠譜。去年我最擔心的是一些地方的區域性金融風險，由於融資平臺和政府的高槓杆，確實有些地方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當然，因爲我們很多地方平臺跟政府的信用還是有關係的，所以不太可能出現所謂的“明斯基時刻”（注：資產價格崩潰的時刻，市場繁榮與衰退之間的轉折點），但確實有一些風險。我去年第二擔心的是中小銀行會出現風險，因爲這些年給中小企業發放了很多貸款，裡面可能存有一些問題。2020年、2021年，這些機構都沖銷了不少壞賬，現在還有一些債務正在前移，所以這個風險還沒有完全過去。去年出乎我意料的風險是房地產開發商。

今年如果從全世界的範圍內來看，重點是美聯儲開始加息，這對全世界都會有影響。一般美聯儲採取寬鬆政策時，全世界都覺得受益，資本流入、貨幣升值、市場利率下降、資產價格上升，對經濟增長有正面意義；但等到美聯儲反向操作時，對其他國家就會帶來一些不利影響，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當然，中國的情形和一般發展中國家不太一樣。

黃卓：下一個問題給盧鋒老師，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CPI漲幅要控制在3%左右，去年這一目標控制也是3%，但最後全年下來只是0.9%。今年俄烏衝突使得很多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猛漲，您怎麼看今年的CPI漲幅目標壓力？

盧鋒：去年我國PPI處於多年高位，但是CPI是0.9%，核心CPI是0.8%。去年CPI走勢受到一些結構性因素如豬肉價格走低等影響，不過總體看，無論跟我國疫情前CPI增速比較，還是與絕大部分主要經濟體比較，都是一個在宏觀經濟面臨三重壓力背景下的偏低CPI水平。在這個背景下，今年兩會提出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的預期目標，意味着今年消費物價有望顯著回升。

我理解上述通脹目標含義是要通過穩增長，使得總需求得到較快恢復增長，然後通過菲利普斯曲線（注：表明失業與通貨膨脹存在一種交替關係的曲線，通貨膨脹率高時，失業率低；通貨膨脹率低時，失業率高）的經驗關係，使得通脹能夠改變目標偏弱狀態。

因而這不單純是價格或通脹問題，當然也不是要通過大規模貨幣放水打高價格，而是要針對現實問題，通過合理實施宏觀政策、優化監管政策和推進必要改革，對實體經濟提供有效扶持，使得經濟更好地復甦增長，同時控制外部輸入性通脹的過度影響，從而使得物價和通脹能夠達到和維持比較正常合意的水平。

從政策的角度，今年宏觀政策方針意圖比較給力。兩會制定加大穩健貨幣政策實施力度方針，財政政策要動用1萬億元央行多年投資收益結餘、支持今年2.5萬億財政擴大支出的措施。具體評估雖然學界有不同探討，比較起來積極政策取向比較明顯，今年1-2月經濟數據呈現某些亮點。

然而目前宏觀經濟形勢仍然複雜，下一步實現經濟穩增長目標還有諸多不確定性。如最近國內疫情變化要求升級防控措施，上海、深圳都針對疫情形勢追加採取了較嚴格的必要管控措施，要知道這兩個超大城市是中國經濟增長最有活力的地區，即便是較爲短期減速也可能有顯著影響。即便通過努力快速控制住這一波疫情，後面會不會出現新狀態也還有待觀察。

另外，行業監管通過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以增強預期仍需時日，如何優化既定政策方針，也是需要觀察評估的問題。從外部環境看，俄烏衝突導致了外部環境急速變化，有可能通過大宗商品、貿易、金融等不同渠道對全球經濟運行帶來負面影響，我國也難以完全屏蔽。

今年中國與美國宏觀政策取向不同，這個少見形勢會帶來什麼影響不確定性較大。兩國背向而行實施宏調政策潛在具有一些有利因素，如美國經濟增速回調，邊際上減少資源需求，有利於實現我國經濟復甦對資源需求。反過來，我們如順利穩增長，對美國外需增長客觀上也是有利因素。不過，最新俄烏戰爭危機以及國內疫情新情況，給經濟形勢和政策都引入了新的不確定性因素。

美國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從歷史經驗看，美聯儲進入加息週期，會通過全球範圍流動性緊縮帶來衝擊。我國經濟和金融基本面較好，具備比較有利的應對衝擊能力，不過流動性短期變化是否會在某些局部引發意想不到的情況，也是需關注的問題。另外，我國作爲多邊機構重要成員國，在一些雙邊場合也有較多承諾和責任，還是不少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債權國，在全球金融不穩定形勢下的風險會增加。

綜合考慮，CPI問題不簡單是能否實現特定物價目標的問題，而是如何在實體經濟和金融方面能務實有效地應對目前面臨的內外新矛盾，實現宏觀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的問題。這些方面如果做到位並且成效好，合意通脹目標自然會實現。

問：請問許老師，您提到行業增加值在2021年從年初到年末有所回落，爲什麼分行業的增加值增長率會回落這麼大？有些能從20%多回落到負值，什麼原因？

許憲春：的確，2021年若干個行業增加值增速回落幅度非常大。

有三個比較突出的行業：

第一個是製造業。2021年一季度製造業增加值增長26.8%，四季度增長3.1%，增速回落了23.7個百分點。爲什麼回落這麼快？實際上製造業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主要發生在2021年的二季度和三季度。二、三季度主要是受一些偶發性因素的影響，比如汛情、煤炭短缺、電力短缺、芯片短缺，等等。這些情況導致製造業增加值增速回落幅度過大。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各地方各部門承擔起穩定宏觀經濟的責任，隨後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2021年四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速有所回升。今年1-2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回升到7.5%。我認爲去年製造業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是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

第二個是建築業。2021年一季度建築業增加值增長22.8%，四季度下降2.1%，增速回落了24.9個百分點。建築業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主要和投資密切相關，因爲2021年投資增速回落得比較快，特別是四季度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轉負。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全年只有0.4%的增長，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連續十個月回落。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傳導到建築業。

第三個是房地產業。2021年一季度房地產業增加值增長21.4%，四季度下降2.9%，增速回落了24.3個百分點。房地產業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主要受房地產銷售和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回落的影響。

這三個行業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背後都有重要的原因。這些行業增加值增速的快速回落，影響到GDP的增速。2021年一季度我國GDP增長18.3%，二季度增長7.9%，三季度增長4.9%，四季度增長4%，增速從一季度的18.3%到四季度的4%，回落了14.3個百分點。

問：黃老師特別提到對於拖欠賬款的這些企業，可以採取一些徵信措施，但它們可能本身就存在一些困難，比如訂單減少等問題，並非主動拖欠賬款。想請教黃老師，在國內大環境出現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只讓大企業壓縮賬期的方法是否可行？您對於企業拖欠賬款的動機怎麼看？

黃益平：這個問題很好，但很難回答。中國在1990年代確實發生過“三角債”問題，就是企業相互拖欠債務非常嚴重，中央銀行和政府下了幾次決心，最後也很難化解，相互之間拖欠太多太久，糾纏不清。

我的基本假設是主要問題在於大企業拖欠小企業，而大企業相對來說流動性比較充裕。爲什麼一下子賬期延長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疫情以後經濟形勢變差，小企業對大企業的談判能力大降，大企業的經營活動可能也受到一定影響，但如果有免費資金可用，它們當然想用，這是我瞭解的一個基本情況。

不過你說的這種情況肯定也存在，大企業自己也有欠賬要不回來，或者被拖的壓力，中小企業之間互相拖欠的情況也不少。但這個問題總要解決。在建議一些政策措施時，我堅持兩點，一是不能強制；二是總要有個突破口。我認爲讓條件好的大企業通過徵信和社會擔當，主動壓縮賬期就是可行的突破口，對總體化解這個問題有幫助。

問：林老師講到發達國家通常的增長率是2%-3%，中國增長率高得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利用了創新法寶，即“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現在的問題是：一方面企業家的發展動力和信心受到影響怎麼辦？怎麼恢復？另一方面，國際上原來對中國這一模式比較開放，如今大大提高了防範之心，怎麼辦？

林毅夫：信心當然非常重要。我們在政策上過去有一段時間對增長的強調不夠。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後，首先明確地強調穩增長，並且把過去常講但是近來沒有什麼聲音的“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突出出來。有這樣的政策導向，並且配合一些相關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創新政策等，我相信大家的信心會恢復。因爲企業家總是有發展的意願，既然我們還有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空間，而且可以投資的錢其實也不少，只不過因爲過去大家覺得增長不重要，也不鼓勵投資。即便鼓勵投資，也主要去鼓勵那種發明式的高新產業投資，發明的機會當然有，但相對來講很有限。從數字來看，我們現在能夠稱爲高新技術產業的，只佔整個製造業的15%，剩下85%是大頭，其創新、升級靠後來者優勢的引進消化吸收的再創新不被鼓勵，但卻是我們增長最重要的生力軍。所以我今天花很多時間來解釋這一點。

當然我很高興看到政策在變化，隨着政策變化，我相信這個信心就能增強。

外國會不會製造障礙防範我們將“引進-消化-吸收”作爲創新的來源？這個問題我曾經講過。這些新技術在發達國家需要大量投資才能取得突破，取得突破以後能有多大的利潤則取決於有多大的市場，而中國正是最大的市場。其實我們在“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時，絕大多數情況是購買更好的設備，因爲更好的設備裡含有新技術，那就是技術創新；我們要建造一個新的產業也要購買更好的設備，就能進行產業升級。現在國外擁有這樣技術的企業，會表示不賣給中國企業嗎？如果不賣給中國企業，它很可能從高盈利變成低盈利，甚至虧損。所以從企業的角度來說，基本上不會存在（把已經發明出來的、有市場、自己能賺錢的技術不賣給中國企業）這種情況。

唯一有可能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的就只有一個爲了維持政治霸權寧可犧牲經濟利益的國家——美國，但美國擁有的技術其中絕大多數並非一家獨有，歐洲的德國、瑞士、法國，或者亞洲的日本、韓國可能也有。美國不賣給我們，正好給其他國家創造了更大的市場空間。

在這種狀況下，從美國企業的角度來說，並不願意封鎖中國企業，因爲有非常大的風險。例如第一個被列入實體清單的是華爲，華爲非常依賴高通的芯片，如果沒有高通的芯片，華爲就不能生產5G手機。但問題是，高通如果不把芯片賣給華爲，也是死路，究竟是華爲先死還是高通先死都不好說。所以去年高通又跟美國國務院申請同意其把芯片賣給華爲。

當然，這並不是說卡中國脖子的事情不會發生，但能發生的領域非常小。只要我們能繼續保持增長，並且繼續開放經濟，在絕大多數正追趕的領域裡還是可以“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而且這樣做的成本會比自己發明低。在這一點上我非常佩服華爲的任正非，他說，對我們“引進-消化-吸收”的這些技術，我們要清醒、要跟蹤、要有備胎，避免被卡脖子，但是，只要買比自己生產便宜，那還是要買。

如果有任正非這樣的開放態度，我相信我們還可以大量地利用“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來服務佔比85%的製造業，不管從就業角度，還是從GDP佔比和經經濟增長的角度都是最主要的部分，也是我們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

問：請教姚老師，您今天講到刺激消費，尤其是給中低收入羣體多發錢，這或許能夠解決當下的消費問題，但中低收入羣體的收入能力不高是個長遠問題，需要通過教育公平提升他們的受教育程度等等，您覺得解決這個長遠問題的關鍵是什麼？

姚洋：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首先要保持經濟增長，沒有經濟增長就不太可能提高收入能力。在保持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如何讓收入分配更加平均，這也是個大問題。收入分配是個極慢的變量，比如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基尼係數是0.27，到最高峰超過0.5用了30年的時間。這是個比較緩慢的過程。現在我們說要降低基尼係數，如果到2035年全面實現現代化的時候能把基尼係數降到0.4以下，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具體說到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能力，我想在教育行業有很多事可以做。因爲我們現在的教育資源分配非常不平均，大概是我國分配領域最不平均的地方。這一方面跟老百姓重視教育有關，大家都願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好學校去，所以好學校就會集中資源；另一方面，我覺得也和政府過去這些年忽視這個問題有關。要講清楚這個話題可能很複雜，我的總體態度就是有很多措施可以去實施，讓教育資源分配得更加公平。

整理：文展春 | 編輯：王賢青 、白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