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大選】鍾文榮/理性投票?一點也不!

▲當明知依理性決策投票時,選票機會成本爲零時,投票的決策又該如何?(圖/本報資料照)

鍾文榮/科普經濟作家資深產業分析師。經常四處臥底探究百姓生活,把枯燥的經濟分析轉成民衆能懂的文章

1月11日即將進行總統大選,湊巧,在年底時,幾位畢業二十幾年的大學同學相約聚餐,免不了會討論到當今的經濟政策

這個樣本有點特殊,同學們至少都經過四年以上經濟學的洗禮,但對於「顏色政策」的偏好,顯然各有不一致的說法。這讓我有點好奇,即使受過經濟學洗禮的同學們,對於經濟政策的好惡不同,如此,一般選民對於政策的好惡,是理性還是非理性決定的呢?

▲當機會成本爲零時,我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根本不必投票,另一種就是依據政治顏色歸隊。(圖/中選會提供)

理性的選擇產生選擇距離

爲了測試自己對於政策偏好與候選人政策之間的離差,我利用媒體的「我們與候選人的距離」進行測試,結果竟然發現自己的起始支持對象實際偏好產生的顯著離差。這代表着當抽離了政黨偏好,只剩下政策時,依照理性選擇的結果,政策偏好不代表政黨偏好,網站的統計結果,某位候選人也呈現如此的結果。這意味着,心裡頭支持的對象,其實並非理性選擇的對象。但這個網站的測試仍有部分的限制,備選政策的內容,部分明顯代表候選人的政策,因此,無法在中立的角度下進行選擇。

如此一來,即使我得知自己的政策偏好與候選人之間產生離差,但這位候選人的勝選率低,理性上我應該選擇次佳的對象,其結果就是各自依自己的政黨偏好,各自歸隊。這個現象比較容易發生在中立選民身上,在政黨顏色偏好的光譜兩端的支持者,不太可能改變偏好而位移。這是否印證着,選民的投票選擇,基本上並非理性的呢?

▲選民其實清楚知道讓他們感覺良好的政策可能是沒什麼效果的,並非故意要支持含糊不清或愚蠢的信念,只是他們更關心這政策聽起來是否響亮,而不在乎政策的效果。(圖/記者遊芳男攝)

理性選擇的選票「機會成本」爲零

根據理性選擇,經濟學家假設,人們會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投票,讓自己偏好的政策得以通過。這點假設的基礎,在我做「我們與候選人的距離」時已經出現矛盾,因爲我知道,根據政策偏好投票的結果,候選人勝選的機會爲零。這意味着,當我這張選票並不能改變結果時,這張選票的價值爲零。

換句話說,當機會成本爲零時,我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根本不必投票,另一種就是依據政治顏色歸隊。

這是否意味着,在我們的總統大選的投票選擇上,隱含着非理性的問題。中立選民可能隱含着如布萊恩卡普蘭(Bryan Caplan)在《理性選民的神話》一書中提到的,選民其實清楚知道讓他們感覺良好的政策可能是沒什麼效果的,並非故意要支持含糊不清或愚蠢的信念,只是他們更關心這政策聽起來是否響亮,而不在乎政策的效果。

▲既然機會成本往往爲零,實際上受限於「秉賦效應」,往往高估所支持的候選人的政策價值,也就是根據政治顏色決定選票的去向。(圖/記者林悅翻攝)

政策口號是否響亮?愚蠢與瘋狂也會被支持

當理性的選民的非理性選擇的結果之下,選票的機會成本爲零,任何被解讀爲「愚蠢」或「瘋狂」的政策都有被支持的可能性

而事實上,萬一這些政策真的被落實執行時,所造成的成本卻往往全民共享。這印證着對個人有利的(但其實是愚蠢的),往往對全體不利。

既然機會成本往往爲零,實際上受限於「秉賦效應」,往往高估所支持的候選人的政策價值,也就是根據政治顏色決定選票的去向,即使過去的種種造成的政策失誤與成本,亦無法視爲「沉沒成本」,而變成「損失謬誤」。因此,當候選人提出「改變」的政策時,其要「扭轉」結果的力道,則必須非常強大。

當明知依理性決策投票時,選票的機會成本爲零時,投票的決策又該如何?那就選擇誰能「扭轉未來」,至少,這是個「機會」問題(意味着機率),而不是「命運」問題(意味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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