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大選】鍾文榮／理性投票？一點也不！
▲當明知依理性決策投票時，選票的機會成本爲零時，投票的決策又該如何？（圖／本報資料照）
●鍾文榮／科普經濟學作家及資深產業分析師。經常四處臥底探究百姓生活，把枯燥的經濟分析轉成民衆能懂的文章。
1月11日即將進行總統大選，湊巧，在年底時，幾位畢業二十幾年的大學同學相約聚餐，免不了會討論到當今的經濟政策。
這個樣本有點特殊，同學們至少都經過四年以上經濟學的洗禮，但對於「顏色政策」的偏好，顯然各有不一致的說法。這讓我有點好奇，即使受過經濟學洗禮的同學們，對於經濟政策的好惡不同，如此，一般選民對於政策的好惡，是理性還是非理性決定的呢？
▲當機會成本爲零時，我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根本不必投票，另一種就是依據政治顏色歸隊。（圖／中選會提供）
爲了測試自己對於政策偏好與候選人政策之間的離差，我利用了媒體的「我們與候選人的距離」進行測試，結果竟然發現自己的起始支持對象與實際偏好產生的顯著離差。這代表着當抽離了政黨偏好，只剩下政策時，依照理性選擇的結果，政策偏好不代表政黨偏好，網站的統計結果，某位候選人也呈現如此的結果。這意味着，心裡頭支持的對象，其實並非理性選擇的對象。但這個網站的測試仍有部分的限制，備選政策的內容，部分明顯代表候選人的政策，因此，無法在中立的角度下進行選擇。
如此一來，即使我得知自己的政策偏好與候選人之間產生離差，但這位候選人的勝選率低，理性上我應該選擇次佳的對象，其結果就是各自依自己的政黨偏好，各自歸隊。這個現象比較容易發生在中立選民身上，在政黨顏色偏好的光譜兩端的支持者，不太可能改變偏好而位移。這是否印證着，選民的投票選擇，基本上並非理性的呢？
▲選民其實清楚知道讓他們感覺良好的政策可能是沒什麼效果的，並非故意要支持含糊不清或愚蠢的信念，只是他們更關心這政策聽起來是否響亮，而不在乎政策的效果。（圖／記者遊芳男攝）
理性選擇的選票「機會成本」爲零
根據理性選擇，經濟學家會假設，人們會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投票，讓自己偏好的政策得以通過。這點假設的基礎，在我做「我們與候選人的距離」時已經出現矛盾，因爲我知道，根據政策偏好投票的結果，候選人勝選的機會爲零。這意味着，當我這張選票並不能改變結果時，這張選票的價值爲零。
換句話說，當機會成本爲零時，我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根本不必投票，另一種就是依據政治顏色歸隊。
這是否意味着，在我們的總統大選的投票選擇上，隱含着非理性的問題。中立選民可能隱含着如布萊恩‧卡普蘭（Bryan Caplan）在《理性選民的神話》一書中提到的，選民其實清楚知道讓他們感覺良好的政策可能是沒什麼效果的，並非故意要支持含糊不清或愚蠢的信念，只是他們更關心這政策聽起來是否響亮，而不在乎政策的效果。
▲既然機會成本往往爲零，實際上受限於「秉賦效應」，往往高估所支持的候選人的政策價值，也就是根據政治顏色決定選票的去向。（圖／記者林悅翻攝）
政策口號是否響亮？愚蠢與瘋狂也會被支持
當理性的選民的非理性選擇的結果之下，選票的機會成本爲零，任何被解讀爲「愚蠢」或「瘋狂」的政策都有被支持的可能性。
而事實上，萬一這些政策真的被落實執行時，所造成的成本卻往往全民共享。這印證着對個人有利的（但其實是愚蠢的），往往對全體不利。
既然機會成本往往爲零，實際上受限於「秉賦效應」，往往高估所支持的候選人的政策價值，也就是根據政治顏色決定選票的去向，即使過去的種種造成的政策失誤與成本，亦無法視爲「沉沒成本」，而變成「損失謬誤」。因此，當候選人提出「改變」的政策時，其要「扭轉」結果的力道，則必須非常強大。
當明知依理性決策投票時，選票的機會成本爲零時，投票的決策又該如何？那就選擇誰能「扭轉未來」，至少，這是個「機會」問題（意味着機率），而不是「命運」問題（意味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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