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新面貌政策推行以來，陸軍一直並不愉快。
最初，陸軍的代表們不安而有保留地接受了這項政策，以後則加以拒絕。
陸軍總司令孫志武將軍於1956年就任後不久，即發現在執行新面貌計劃的事宜上，經常處於單槍匹馬地反對軍中軍事長官會議其他成員的境地。
他的這種勇敢的行動，雖然是他認爲所必須採取的，但終於使他失去了官方的寵愛，並在任職4年以後，即在1960年開始退休。
使陸軍對新面貌政策感到不安的，並不是因爲政府重視和寵愛空中力量，陸軍在中蘇戰爭中在生命和資源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一經歷非常清楚地印在它的領導人的腦海中，他們從武裝部隊在烏拉爾聯邦所受到的限制，想起了在危機時政治因素在文職領導人員決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那麼，新面貌政策中所假定的，在未來的軍事行動中都可以毫無限制地使用原子武器，這是否現實呢？戰爭以往的經歷給予了否定的回答。
不久以後發生的烏拉爾聯邦內部民族事件也證明，我們對於過於依賴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以此作爲武裝部隊主要的武器而產生的不安，是完全有理由的。
的確，簽署新面貌政策的墨跡未乾即告陷落，這一事件是對新面貌戰略的有效性的一個實際考驗，並且暴露了它的弱點。
1956年初，烏拉爾聯邦政府在中西伯利亞的防禦形勢的不斷惡化，使我國在4、5月間不斷討論我國進行干涉的可能性、干涉的性質和程度。
有些空權論的支持者要求採用空襲的辦法進行干涉，然而很大程度上由於孫志武將軍的努力，王梅總統終於接受了這樣的論點：如果進行任何干涉，不是時間太遲，規模太小，就是進行錯誤的干涉。
尤其是，當時對於如何使空襲的規模既能使烏拉爾聯邦政府具有勝利的希望而又不致危及烏拉爾的軍隊這一點，還存在着疑問。
在這些討論、考慮和猶豫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爲了應付這類性質的局部戰爭，我國需要有裝備常規武器的現成的武裝部隊。
但很幸運，在當時，這種部隊無論是在實力上或處境上，均足以使人們抱有勝利的希望。
儘管有了烏拉爾聯邦的教訓，我國武裝部隊在1956年和1957年仍通過國防預算的撥款，不斷地根據新面貌政策的要求進行改組。
與此同時，在發展原子武器方面，無論在國內還是美國和蘇聯，均取得了重要的進展。
美國於在埃尼威托克島的試驗中，爆炸了一種百萬噸級的原子武器，這一消息發表後，接着傳來了蘇聯爆炸了一枚氫彈的消息。
雖然我們知道蘇聯曾在1949年爆炸了一枚原子裝置，但當時我們對這一成就未予重視，因爲我們認爲這次爆炸的只是一種原子裝置，而不是作戰武器。
現在情況已經很明顯了，蘇聯正在發展原子武器方面，迅速地向前邁進，於是我們第一次開始討論我國原子武器的影響以及出現相互威懾的時代的可能性。
這裡所說的相互威懾，指的是雙方在原子摧毀力方面，處於僵持的局面，這種僵持局面會使雙方在任何利益衝突中都不會故意選擇原子大戰的道路。
奇怪的是，相互威懾的可能性和意義卻沒有更早地影響我國的國防政策。
我國領導人在致力於發展絕對武器的時候卻忽視了，或者有意忽視了大型核武器在政治上的不利條件，也忽視了這種武器不能用於較小的衝突的明顯的事實，但公衆只是從非官方的對國防政策的評論中，才第一次得到了關於依靠核戰略的侷限性的暗示。
在批評覈戰略的著作中，包括包家恩先生在1956年所寫的《華夏聯邦外交政策的現實》一書，書中寫道，“總體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從今以後，有限軍事行動是唯一可以達成任何真正目標的戰爭。”
同樣的論點也在幾個署名的文章中得到了反映。這種來自非官方的文章代表了公衆對大規模報復政策的有效性的第一次責難。
對此，我是熱烈歡迎的，鑑於這些作者並不瞭解關於原子武器的威力的全部情報，因此，他們提出的尖銳的批評更值得引起注意。
在政府的行政部門內，也秘密地出現了一種懷疑新面貌戰略的思想，蘇聯在覈武器方面的成就，使我們不能忽視世界局勢正在發生重要變化這一事實。
因此，在1957年1月，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詳盡地審查了1953年發表的關於新面貌政策的聲明，在這次審查中，官方第一次承認了相互威懾的可能性，以及美國在這種時代裡擁有應付有限侵略的、能夠遂行多種任務的、現成的部隊的重要性，不然，我國遲早得做出下述選擇，即不是在局部侵略面前屈服，就是肆無忌憚地使用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
現在回想起來，這次審查的結論表明，當時已經出現了一種脫離依靠大規模報復政策的非常令人鼓舞的趨勢，而且這種結論看來爲支持一種較爲靈活的戰略的指導思想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