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文件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爲它絕對堅持武裝部隊的首要任務是遏制戰爭，它承認故意發動的大戰是一種嚴重的威脅，但鑑於相互威懾形勢的出現，它也估計到較小型的侵略戰爭比之故意發動的大戰更有可能爆發，在此情況下，能否迅速地對付有限侵略就顯得非常重要。
因爲，如果局部侵略未遭抵抗，就會削弱我國的世界地位，如果對局部侵略抵抗不力，就有可能擴大成爲我們竭力希望避免的大戰。
如果我們根據威懾的原則採取行動，我們就應在設法滿足大戰中保全自己或贏得勝利的全部需要之前，爲用於遏制大戰、遏制和擊敗局部侵略的部隊作好充分準備，我個人認爲能否確定前一種需要頗可懷疑，更不用說去滿足它了。
如果承認這樣的優先努力方向，其結果就會更重視所謂的進行有限戰爭的部隊，並實際上將它放在與原子威懾部隊同等重要的地位，就會更重視常規軍備，並且更注意滿足戰爭儲備物資與動員能力的需要，就會否定新面貌計劃中短暫戰爭的概念。
這種對武裝部隊的組織應能靈活地應付各種可能的軍事挑釁的強調，使國家軍事計劃中的這一原則最終贏得了靈活反應的戰略的稱號。
1955年以來，新的國家領導人一直認爲，批准類似上述的計劃，將是朝着適應正在變化着的我國國防需要而前進了一大步，它至少應提供能遏制大戰和局部戰爭，並能迅速贏得局部戰爭的部隊。
這支部隊應由各軍種的部隊組成，陸軍、海軍、海軍陸戰隊與空軍都將在其中起光榮的作用，它的靈活性使它能隨時適應目前未預料到或預料不到的一切情況，它可以不依賴單一的武器體系和戰略思想，而這正是大規模報復政策的主要缺點，它將能因我們的部隊能運用逐漸加強的力量而迎合盟國的心意，而盟國對大規模報復政策卻沒有什麼指望。
所有這一切因素都將爲我國的政治領導人在國際會議桌上進行外交活動時提供巨大的利益。
最後，如果不幸爆發了戰爭，這個靈活的戰略所提供的武裝部隊既能達到軍事上的目的，而又不致看不到理智力量的最終目的——即在戰後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大規模報復則只能提供無限制的破壞。
這份陸軍文件是在1956年3月3日到9日在滿洲里空軍基地召開的一次軍種軍事長官會議上第一次提交其他軍種考慮的，這次會議是奉王梅總統的指示召開的，以使軍種長官們能夠關起門來重新審查一下他們在1955年時所估計的新面貌政策的長期需要。
我的同僚們有禮貌地閱讀了這份文件，然後默默地把它放在一邊。那時，其他軍種都很滿足於現狀，要求他們考慮作根本性的改變，尚屬爲時過早，但是這個問題並未解決，只不過推遲了而已。
會議的收穫幾乎不值一提，軍種長官們之間的基本矛盾隱藏得很深，他們廣泛地檢討了形勢，並僅僅得出結論說，正在執行的軍事計劃如能按照今後幾年所計劃的水平，在時間上延長一下，似乎大致不差了。
這個結論實際上正如1946年第一次總參謀長會議研究的結論一樣，認爲陸軍的兵力應保持在100萬左右，整個武裝部隊的兵力則保持在180萬左右。
然而軍種長官們提高了1946年所編造的財政預算，將1960年以前每年的3400億人民幣提高到3800－4000億人民幣，除這筆款項外，他們認爲每年尚需在對外軍事援助計劃方面支出40－50億人民幣。
爾後的事實很快就證明，軍事長官們在估計軍事計劃所需的日益增長的費用時過於保守，王梅總統於會議結束時出席會議。
他比較現實地提出，既使是4000億人民幣的最高數字，也將會很快被突破，但是，當政府並不認爲國家能負擔3600億人民幣以上的國防預算時，提出這種看法是不會令人愉快的。
軍種長官們剛從滿洲里回去，遠程導彈和重型轟炸機計劃的不斷增長的費用就暴露了他們在估計未來財政需要方面過於保守。
由於政府擔心國防開支象滾雪球似地增加，就引起了以軍事戰略爲中心的下一個主要矛盾，這次交鋒是在1957年春天軍種軍事長官會議起草1960財政年度的聯合戰略目標計劃時發生的。
這是一個制定中期規劃的文件，它要求提前四年估計軍事上的需要，在會議後不久，隋建勇海軍上將確信在財政上不可能按原計劃繼續實施已制定的軍事計劃，認爲應該犧牲常規部隊（非原子部隊），厲行節約，特別是，他決心在軍事計劃中排除任何與蘇聯進行常規戰爭的可能性。
結果，就大戰的定義和武裝部隊依賴原子武器的程度進行了辯論，作爲戰略力量總司令的我建議承認原子武器的使用可能有某些限制，特別是在和蘇聯衝突的初期，從而需要可觀的常規部隊。
海軍總司令隋建勇海軍上將和其他軍事長官們反對作此修改，因爲如果同意這樣修改，就有理由花更多的錢於非原子部隊。
最後，我的意見被否決，而大戰的定義就被確定爲有美蘇直接牽連進去的衝突，並且在一開始就使用原子武器，同意決定授權武裝部隊不僅可以在大戰一開始就依靠原子武器，而且在大戰以外的情況下也可根據軍事上的需要使用原子武器，實際上，這些做法排除了任何與蘇聯進行常規戰爭的考慮，而且削弱了常規武裝部隊在有限戰爭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