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蘇聯人民來說，1945年無疑是值得慶賀的一個年份。
在這一年，蘇聯成功研製出歐亞國家的第一枚原子彈，並在日本福岡“試爆”，迫使日本這個帝國主義國家投降，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隨着日本的投降，蘇聯人民徹底擺脫了數年來的戰爭之苦，被徵召服役的士兵們陸陸續續地回到大後方，從事生產工作，過着和平和安定的生活。
因爲待遇差別的緣故，大部分的士兵在戰爭結束後，都選擇到城市的工廠裡從事工業生產工作，只有極少部分農民出身的士兵願意回到落後的農村裡，從事農業生產。
結果，蘇聯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城市人口大增，但農村人口大減的情況，不但令城市的住房供應變得更加緊張，還增加了全國各大城市的糧食需求。
爲了應付城市人口的增長，蘇聯政府只好增加各個州、加盟國的糧食採購量，但在增加採購量的同時，農村地區的糧食產量卻因爲缺乏農業勞動力的緣故而沒有得到提升（不少村裡的士兵在戰鬥結束後都進城市了），導致全國廣泛地區出現了糧食供不應求的情況。
蘇聯的行政幹部當中，雖然有不少是共產主義信徒和黨內積極分子，但也有相當一部分的人是官僚主義分子。
這些官僚主義分子充滿野心，他們入黨做官純粹是爲了讓自己過上更好的生活，滿足自己的權力和物質慾望。
他們經常高喊共產主義的口號，但並不相信黨及其奮鬥目標。他們經常撰寫讚揚列寧和斯大林的文章，還能在講話中熟練地引用列寧和斯大林的話語，但這些文章和講話的內容，居然連作者/演講者本人也不相信。
雖然他們並不相信自己所說的這些言論，但爲了自己的仕途，他們又不得不這麼做。
同樣的，這些官僚主義分子也能爲了自己的仕途，而做出一些違背良心的事情。
在蘇聯政府宣佈要增加糧食採購額度之後，地方政府的官僚們爲了達到中央所定下來的目標，往往採用一些人道，也不太合適的手段。
爲了短期內收集到足夠數量的糧食，官僚們往往會迫使農民交出過量的糧食，以達到上面定下來的糧食徵集目標。
不少農民，因爲手頭上的糧食被官僚徵光，而開始面臨着飢寒交迫的威脅。有些人還可以向其他人借糧（實際上沒多少人能借到糧食），或者花錢買糧等方法渡過難關，而其他人就沒這麼幸運了，就算自己沒餓死，也至少要失去一個家人。
幸好，這些慘劇只不過是冰山一角，這次的饑荒規模和歷史上同時期的那場相比，已經是小之又小了。
這還是要多虧了德軍沒有越過修建在蘇聯舊國境線上的“曼圖洛夫防線”，使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這兩大產量地沒有受到太大的破壞，工農業生產依然在進行，大部分農民在戰爭時期還依然在自己的集體農莊裡耕作。
因爲蘇聯紅軍傷亡減少的緣故，被徵召到戰場上的農民數量並沒有歷史上那麼多，而遭到德軍殺害的農民也主要是西烏克蘭、波羅的海三國和西白俄羅斯地區的人，對其餘產糧區的影響根本不大。
最終這場饑荒的死亡人數不過千人，涉事的強徵糧食的官僚也被中央監察委員會調查，最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處分處理。
雖然這次饑荒最終還是被解決了，但一些西方國家的媒體卻從不知什麼途徑掌握了蘇聯發生饑荒的消息，然後在他們本國內大肆報道，將饑荒的原因歸咎於蘇聯的集體農莊制度，認爲斯大林的獨裁，還有計劃經濟和集體農莊制度是“導致蘇聯飢餓和貧窮的根本原因”。
這個觀點，在西方國家裡受到不少人的認同，而到了21世紀，這些觀點居然還成爲了歷史界的主流言論，也廣爲大部分前蘇聯加盟國人民，甚至大部分“蘇粉”、“共產主義者”們所接受。
但事實卻恰好相反，正是因爲斯大林時代的農業集體化計劃，令蘇聯的農業生產效率得到提升，也令全國貧農擺脫了貧窮，擺脫了舊式俄國農業無法供養城市的困境。
在1928年，蘇聯實行農業集體化之前，舊式的俄國農業根本無法供養城市所需，無法爲迅速發展的工業和文化教育事業提供足夠糧食，阻礙了蘇聯的城市化，工業化的步伐。
推行農業集體化之前，蘇聯/俄國的農業技術可以說是極端落後，不少俄國農民甚至還在用中世紀的方法進行耕種。
他們住在村莊裡，要走幾英里纔到田裡。一個農戶的十英畝到二十英畝的土地常常分爲十幾塊，散佈得很廣，而且常常被分爲連什麼都無法轉過來的窄條子。
四分之一的農民沒有馬匹，半數以下的農民只有一對馬或者牛，所以翻耕的次數很少而且很淺。當時農業勞動的工具只有五百萬自制的沒有金屬的木犁；播種用手從圍裙裡把種子撒到地上，常常被風颳走，或者被鳥吃掉，很少會使用機器耕作。
雖然在1927年，蘇聯農業已經從俄國內戰的破壞中恢復過來，總收穫量也超越了戰前水平，甚至達到了歷史新高。
但在農業豐收的同時，從農村運到城市裡的糧食卻少了不少，導致城市沒法得到足夠的糧食供應，無法供養日益增長的城市人口。
那多出來的糧食去了哪呢？答案是——去了富農手裡。（這就是爲什麼要斯大林消滅富農的原因）
當時，蘇聯政府開始意識到，蘇聯農業這樣的情況，不僅阻礙了農業的發展，而且影響了社會主義工業。而隨着蘇聯工業的發展，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蘇聯的農業必須進行現代化改造。
後來，蘇聯發生了大饑荒，很多人都把饑荒的根本原因歸咎於農業集體化，但事實是否如此呢？
關於1932糧荒的真實情況是，蘇聯不少地區發生了爲期兩年的旱災，導致烏克蘭等地糧食失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地富農卻聲稱農業集體化會“把大家的牲畜和家產全部沒收”，教唆其他農民對牲畜的亂加宰殺，否則這些牲畜就不是自己的了。
再加上集體化運動發展得遠比斯大林所計劃得快，以至於沒有足夠的機器提供給農莊使用，也沒有足夠的會計和管理人員，導致蘇聯糧食生產效率沒有得到足夠的增長（但增長和幫助總是有的）。最後蘇聯不得不實行了嚴格的全國配給制度，使國家渡過了難關。
1935年，蘇聯人民渡過大饑荒後，新的集體化農業模式也得到了鞏固。
之後幾年，蘇聯的農產品產量每年都在增加。到了1937年，全國百分之七十一的耕地，百分之五十四點三的播種，百分之四十三的八的收割和百分之九十四的脫谷都實現了機械化，糧食生產效率大爲提升。
此後，蘇聯的農業生產已經完全可以提供城市化和工業化所需，爲日益增長的城市人口提供了足夠的糧食，支撐了蘇聯的工業發展。
無可否認的是，蘇聯的農業集體化在實行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偏差，但集體農莊爲蘇聯的農業進步做出的巨大貢獻也是不可埋沒的。集體農莊的確改變了俄國農村落後愚昧的狀態，不再是工業和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的絆腳石，而爲蘇聯社會主義工業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推進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