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失敗後，到了1900年爆發了偉大的義和團農民反帝愛國運動，嚴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賣國投降的封建王朝。這次運動在帝國主義的血腥屠殺和清王朝的欺騙、出賣下失敗了。農民革命失敗後，帝國主義進一步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由於革命勢力的打擊，清王朝爲了拉攏資產階級上層勢力，被迫施行了一些獎勵資本家興辦企業的措施。20世紀初，在中國又增添了一些紡織、麪粉、煤礦等民族工業。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迫切要求自由地發展資本主義。
20世紀初，受民主思想的影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的中國中央政府，不得不順應歷史潮流，採用西方的民主政治體制來維護其統治地位。這期間主要經歷了晚清政府和北洋軍閥政府，它們形式上打着西方的君主立憲制或民主共和制的招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政治體制的進步，但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先天不足和後天畸形發展，資產階級沒有真正掌握實權，所以這種所謂的民主體制實際上只是地主階級爲扼制革命而採取的自救措施。中國仍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廣大人民羣衆繼續陷於苦難的深淵。
在農民反帝愛國運動的影響下，從1901年起，資產階級中下階層和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展開了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愛國運動，從愛國運動進一步走向了反對賣國政府的運動。資產階級革命被提到日程上來了。這個時期，由於新式學校和留學生的增加以及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和科學知識的傳入，在城市中產生了大批新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改良主義運動破產的教訓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以康有爲爲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曾把俄國的彼得政變和日本的明治維新作爲推行資本主義改革的樣板，實踐證明，這條道路在中國走不通，遭到了破產。爲了救中國，革命民主派轉向歐美的資產階級革命學習，把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作爲榜樣，提出了“外御列強，內建民主”的口號，同改良派的政治路線展開了鬥爭。
革命民主派在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鬥爭的同時，在思想戰線上同以康有爲爲代表的保皇派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推動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高漲。從此，革命民主派的哲學成了指導中國革命的精神武器。
一、革命民主主義的興起
20世紀初的革命民主派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曾舉起了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旗幟，宣傳了進化論和18世紀的法國唯物論，反對了封建的神權論和復古主義的尊孔論，爲進行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理論武器。
他們是進化論的積極鼓吹者，把拉馬克、達爾文和斯賓塞等人的進化論奉爲“世界之公理”，用來論證民主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他們認爲，進化不僅是生物界發展的規律，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他們宣稱：“世界者進化者也。宗教也，學術也，社會也，國家也，無一不循進化之公理，以奔於無極之長途。”他們還認爲，所謂進化，就是後來者居上，“今既勝於古矣，後又勝於今矣”，一代超過一代，時代前進了，仍抱守舊的“理法”，同“新開之世運”對抗，那就是“逆天而行，自取滅亡”。由此得出結論：一個民族和國家，“進化者生，不進化者死，進化者勝，不進化者敗”。
他們認爲，這就是“天演之公例”，不可抗拒的法則。革命民主派的這些觀點，相信歷史是朝着進步的方向發展的，世界發展的總趨勢是“有進化而無退化”，號召人們不斷地學習新東西，同樣表現了新興資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的積極進取的精神。
據此，他們指出，政體也是不斷進化的，君主政體已經腐朽了，世界已進入民主時代，中國再不實現民主共和，在競爭中就要被先進的制度所淘汰。他們還指出，民主共和之所以比君主進步，是因爲前者能“增加大多數之幸福”，而後者只保護少數人之幸福，所以前者必然要代替後者。
革命民主派，把資產階級的民主說成是爲大多數謀幸福的制度，掩蓋了資產階級專政的實質，這是出於資產階級偏見。但是，他們根據進化論的觀點，斷言民主共和必然代替君主，而且強調必須通過流血鬥爭才能促進政體的進化，實現新的制度。這樣，就爲進行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論根據。他們在宣傳進化論時，企圖把革命和進化統一起來，批判了改良派所宣揚的和平進化論，打擊了改良主義的理論基礎，在當時有革命的意義。
但是，在新舊政體更迭之際，靠舊政體享幸福的，“必挾必死之心以守舊”，而靠新政體獲幸福的，“必鼓無前之勇氣以求新”，雙方各竭其能，勢必造成流血鬥爭。鬥爭的結果，“或新勝而舊敗曠或兩敗而俱傷”，但絕無“新敗舊勝”的道理。這是因爲社會在進化，人民在覺醒，企圖保持舊的統治已不可能了。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說：在政體進化的過程中，民權之大小，決定於人民的鬥爭是否強烈，只有鬥爭才能獲勝（“惟爭爲能致勝”）。他們號召全國人民聯合起來，向君主政體進行“最酷烈之競爭”。
革命民主派提出的“革天”說，不僅打擊了封建時代的神權論，而且打擊了機械宿命論。他們對天演論所作的批評，實際上是反對改良派所鼓吹的自然進化論。他們認爲，宿命論敗壞了中國人數千年來的進取心，從而主張“以人力代天行”，反映了資產階級改造舊世界的革命要求，在當時有很大的進步意義。但由於他們不懂得階級論，仍把“生存競爭”看成社會進化的法則，並沒有擺脫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
革命民主派以進化論爲武器又批判了封建復古論。他們認爲，世界天天進步，人的知識，“只有一代高過一代，一年高過一年”。而復古派把社會的進步說成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是鼓吹開倒車，企圖使中國退到野蠻時代，叫今人“做古人的奴隸”。從反對復古主義出發，他們批判了尊孔讀經論。他指出，古代的“聖賢言行”，沒有什麼可以效法的，把孔子說成是“萬古之師”，完全違背進化論。他們揭露說：孔子所以被稱爲“至聖先師”，那是“歷代的獨夫民賊加給他的”。因爲“孔子專門叫人忠君服從”，所以獨夫民賊喜歡孔子，叫老百姓尊敬他，以此鞏固君主的統治。他們認爲，即使孔子在周朝的時候很好，但是，“如今看起來，也是很壞”，中國人再講“忠君法古”，就要亡國了。他們呼籲全國人覺悟起來，“做現在革命的‘聖賢’，不要做那忠君法古的‘聖賢’”。
總之，他們認爲，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學說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改良派講進化論和人權論，並不反孔，而革命派講進化論和人權論卻開始抨擊孔子。他們對孔子的批判雖然還很粗糙，但是他們把反孔同民主革命的任務聯繫起來，打擊了改良派的“尊孔保教”論，在當時有很大的進步意義。
他們駁斥古老的“天命論”說，這種迷信把成功和失敗歸於命裡註定，使人“任意喪志”，不求進步。他們駁斥宋明道學家的“天理論”說，把“理”歸於“天”，就是否認“理必徵於事”，結果“理”成了神秘不可捉摸的東西，仍舊是鼓吹宿命論。他們還駁斥了老莊的“任天”說，指出，把“天”歸之於“自然”，宣揚“無爲”，造成“疲軟無氣之人類”，是鼓吹奴隸主義。革命民主派在宣傳進化論的同時，還批判了各種各樣的宿命論。他們認爲，宿命論是同進化論相對立的，相信宿命論必然阻礙社會的進化。針對宿命論，他們提出了“革天”說，駁斥了各種各樣的關於“天”的崇拜，認爲搞革命，就得革“天”的命。
他們還駁斥了民間流行的各種“靠天”、“畏天”、“信天”的說法，認爲這些迷信，不僅“阻人羣之進步”，而且“賊人羣之進步”，其錯誤都在於“滅絕人道，廢盡人事”。從強調人的主觀努力出發，他們又指出，世界的進化，與其說是“天演”，不如說是“人演”，因爲“優勝劣敗”，“純屬人爲”，批判了西方“天演論”中的宿命論。他們說：禽獸戰勝草木，人類戰勝禽獸，文明人戰勝野蠻人，都是“人擇”的結果；歸之“天擇”，便否定了“人治”，等於承認世界的變化是由“天之神通創造之力”預先決定的，必然導致古老的天命論。他們又揭露說，天演論者鼓吹“物競天擇”，叫人“任其自然”，不努力造因而坐待進化的後果，同樣使人喪失鬥志，阻礙人羣的進步。最後，他們得出結論說：一切都是人創造的，與其說“人定勝天”，不如說“人定代天”，因爲根本就沒有所謂“天”。
革命民主派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宣傳了18世紀法國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他們認爲，20世紀是科學大盛、宗教滅亡的時代，是“唯物主義昌則唯心主義微”，“人道學派進而爲實科學派”的時代，而這個新時代又是從法國大革命時期開始的。因此，他們熱情地歌頌了法國機械唯物主義者狄德羅和拉·梅特利的學說。他們認爲，狄德羅等人所編的《百科全書》，同盧梭的《民約論》一樣，都是不朽的偉大著作，“信真理而不信真神”，大大激發了人民的革命意識。拉·梅特利出來後，又使“唯物論學派放一奇彩”。
根據法國唯物論的學說，他們反對了有神論和靈魂不死的信仰。他們指出，所謂“上帝實有”和“靈魂不死”，都是“無根之說”，“空虛無效驗之事”，純屬虛構的東西。有神論講的“靈魂”，實際上是“空名”，不是人的知覺思維能力。因爲人的知覺思想能力是人腦的產物。“腦何以能有思想知覺力，因其體形構造不同，而有迭紋焉，如四肢有動筋遂能司動也”。正因爲人腦的物質構造與禽獸不同，所以人“有受教育之本能”。由此他們得出結論說：“靈魂”絕不是之外的“分體”，而是本身的一部分，所以人死以後，“必與其身同死”。
20世紀初的革命民主派對唯物主義的歌頌，是新興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在哲學上的表現。他們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哲學上要求向法國大革命學習，舉起了唯物主義的戰鬥旗幟，向封建神權論和封建惡勢力進行了挑戰，並且把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宣傳同實現民主革命的任務結合起來，企圖用唯物論來指導中國革命。他們把精神現象看成是人腦的機能，斷言人的知覺思維能力不能脫離人腦而存在，從而有力地打擊了靈魂不死的迷信。他們關於精神依賴於物質的論述，標誌着我國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這個事實表明，唯物主義從來就是革命階級求解放的精神武器，在歐洲和中國都是如此。他們關於唯物主義的宣傳，雖然還很粗糙，但對我國近代唯物論思潮的傳播有啓蒙的意義。他們所追求的唯物主義仍是機械唯物主義。他們把人看成是一架機器，把追求上的幸福看成是道德的基礎，在當時雖然打擊了封建舊道德的說教，同時也暴露了資產階級唯物主義的實質。這種唯物主義又爲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提供了理論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