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告子的人性論
關於告子的生平事蹟已不可詳考。告子是與孟子同時而略早一些的一位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哲學家。
“人性”問題是戰國時期思想家們激烈辯論的一個重要問題。孟子是堅持唯心主義的天賦“性善”論的。告子則反對孟子的天賦“性善”論。告子把“人性”當做是人的一種本能或原材料，同樣也是一種抽象的人性論，是錯誤的。這是由於時代和階級地位的限制，他不可能懂得人的真正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也就是人的階級性這個科學真理。
但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他反對把“人性”看做一種先天道德觀念是有其進步意義和樸素唯物主義因素的。他看到了道德是後天加給人的，是由外在關係決定的。他說，例如拿尊敬長者來講，那是“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力”，意思是，因爲那個人是長者，所以我尊敬他，並不是因爲先有個尊敬的觀念存在於我心中。
告子反對把“性”說成是一種具有先天道德觀念的東西。他認爲，“性”是生來具有的一種生理本能，就像吃東西、兩性關係等這些本能。所以他說“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他認爲，“性”又好像急流的水，從東邊打開缺口，它就往東流；從西邊打開缺口，它就往西流。告子進一步又說，“性”沒有天生來“善”、“不善”的分別，也就像流水本來沒有東西之分一樣，其所以有“善”、“不善”的分別，全在於以後的引導。對於本能來講，告子認爲無所謂好壞善惡的區別，也可以說，本能就像一種原材料，而人的道德觀念則完全是後天人爲加工和環境影響所形成的。
告子也講道“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他舉例說，我的弟弟就愛他，秦人的弟弟就不愛，這是以我爲愛的標準的，所以叫做“內”。尊敬楚人的長者，也尊敬我們這裡的長者，這是以長者爲尊敬的標準，所以稱爲“外”。告子在這裡把“仁”、“義”兩種道德觀念作了“內”“外”的區別，而且把“仁”看做完全是主觀感情，這就是仍然肯定有一種主觀的道德觀念。所以他反對孟子的天賦道德觀念說是很不徹底的。他這種說法同樣是錯誤的。
後來後期墨家批判了告子的這一說法，他們說：“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爲內外，所愛所利亦不相爲內外。”這是說“愛利”等道德觀念都是客觀對象的反映，不能分爲內外。這就糾正了告子的錯誤。告子的這些思想，對以後許多古代的樸素唯物主義哲學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二、孟子提倡“仁政”及對儒學的深化
孟子（約前372—前289年），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名軻，鄒（今山東鄒城市）人。約生於周烈王四年，約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相傳孟子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幼年喪父，家庭貧困，曾受業於子思的學生。學成以後，以士的身份遊說諸侯，企圖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到過樑（魏）國、齊國、宋國、滕國、魯國。當時幾個大國都致力於富國強兵，爭取通過暴力的手段實現統一。孟子的仁政學說被認爲是“迂遠而闊於事情”，沒有得到實行的機會。最後退居講學，和他的學生一起，“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根據《史記》中記載，孟子所處時代正是秦用商鞅，魏楚用吳起，齊用孫子（臏）、田忌等進行變法，進一步改革奴隸制，鞏固封建制的時期。當時大部分諸侯國已經基本完成了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化，建立起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一部分諸侯國，如秦、楚則正在經歷這個社會變革。
孟子所處的時代，在當時的思想意識領域裡，主要是楊朱學派和墨家學派影響爲最大。當時的社會文化狀況總體顯現爲“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主張“爲我”，墨家主張“兼愛”，他們都反對儒家親親、仁愛的原則。所以孟子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孟子自己就以“距楊墨”爲己任的。當時攻擊儒家學說最激烈的是墨家學派，所以孟子也就把墨家當做思想戰線上鬥爭的主要對象，反對墨子的“兼愛”、“互利”思想，使得儒墨之爭成爲這一時期思想戰線上的主要內容之一。
當時，商鞅和吳起分別在秦、楚對奴隸制的各種舊制度進行了有力的改革，很快使秦國和楚國後來居上，一躍而爲強大的封建制國家。封建地主階級政權的確立，大大促進了封建地主經濟的發展，有力地打擊了奴隸主殘餘勢力。孟子的政治主張和哲學思想，就是代表了比較保守的由奴隸主世襲貴族轉化過來的那一部分地主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要求的。孟子是孔子孫子子思學生的學生。他自稱學習孔子是他畢生的願望，以孔子思想的繼承人自居。他的言論思想保存在《孟子》一書中。
儒學發展到孟子時期，吸收了很多新文化的內容。其結果是，孟子把孔子的仁學思想，發展成一種仁政的學說，由仁愛之心，發展爲統治者、最高的領導要關愛自己的百姓，要施仁政，儒家的思想又向前邁進一步。孟軻發展了孔子的“禮治”和“德政”思想，提倡“王道”，主張“仁政”，並親自到齊、樑、魯、鄒等國遊說各諸侯。孟子非常重視孔子的說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進而提出，“賢者處世，以公天下之心爲心，樂則與天下同樂，憂則與天下同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這種“仁政”思想由孟子提出，並和齊國統治者多次交談後，得到了傳播、擴大。
孟軻所說的“王道”，是“以德行仁”。孟軻認爲，“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就是說，以“仁政”統一天下，是誰也阻止不了的。他認爲實行“仁政”，首先要爭取“民心”，統治者應以“仁愛之心”去對待民衆。他還提出要重視民衆，他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仁政”學說是對孔子“仁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孔子的“仁”是一種含義極廣的倫理道德觀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愛人”。孟子從孔子的“仁學”思想出發，把它擴充發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施政綱領，就是“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也是對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愛心。
孟子的“仁政”在政治上提倡“以民爲本”，孟子認爲，對一個國家來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他還說：國君有過錯，臣民可以規勸，規勸多次不聽，就可以推翻他。孟子反對兼併戰爭，他認爲戰爭太殘酷，主張以“仁政”統一天下。在經濟上，孟子主張“民有恆產”，讓農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權，要減輕賦稅。孟子“仁政”學說的理論基礎是“性善論”。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仁政主張是以性善論爲理論依據的。性善論的基本含義及其深刻之處在於強調人性首先應當是人的社會屬性，而不是人的自然屬性；肯定人生價值，鼓勵人們追求完滿的人生境界，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確立了儒家特有的價值取向。
孟子發展和改造了孔子的“禮治”和“德政”的理論，提出了“仁政”學說。這是他政治思想的中心。孟子“仁政”的政治主張，是針對當時地主階級激進派推行的“嚴刑峻法”的政治措施而提出來的。
孟子的仁政學說，在政治上主張採用“以德服人”的辦法，這也是針對當時地主階級激進派用“嚴刑峻法”打擊奴隸主反動勢力，而提出的一條改良主義的政治路線。孟子妄想用“仁義”的說教感化奴隸主貴族，使他們轉變到地主階級這邊來，這當然完全是他的主觀願望。
此外，他主張用他自己設想的“仁政”措施，通過“井田制”的形式來推行封建制度。孟子設想的“井田制”就是國家把土地分給各級官僚地主，即所謂“分田制祿”。然後，由地主把土地出租給農民耕種。他對當時新興地主階級改革家商鞅主張積極開墾土地，鼓勵私人佔有土地，招徠勞動力等變革措施表示反對。他認爲，這樣就會造成互相爭奪，以致最後會損害這些由奴隸主貴族轉化過來的封建貴族的利益的。孟子還把他這種通過正經界，“八家皆私百畝，周養公田”的主張，稱之爲“制民之產”，意思是要分配給農民固定的土地，使他們“死徙無出鄉”。他認爲“無恆產者無恆心”，就是說，必須把勞動人民束縛在土地上，否則勞動人民就可能逃亡和起義反抗。孟子把他這種“制民之產”的“仁政”描繪成是一種最美好、最理想的社會制度。孟子經常稱道的每家給予“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使50歲的人有絲綢衣服可以穿，70歲的人有肉吃，八口之家可以不餓肚子，就是他對封建小農經濟的一種具體設想。
孟子還公開地反對暴力，主張仁義說教的感化政策。孟子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這是說，用“力”不能使人心服，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悅誠服”。不過孟子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如他說“民爲貴，社稷（土地、政權）次之，君爲輕”。當然在這裡他絲毫也沒有認爲民比君更尊貴，要君主去尊敬民的意思。而只是說，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國家政權、君主的統治地位都將落空。
對於當時地主階級激進派和代表小生產者利益的墨子等把實際功利放在第一位，而使“義”、“禮”等道德規範服從於實際功利的思想，孟子則竭力加以反對。他認爲，統治者根本不應當講“利”，不應當把“利”放在第一位。他說，“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意思是如果人人都去追求“利”，那就會損害整個統治階級的利益。所以，他說必須把“仁”、“義”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說要從思想意識上使臣民們都自願地爲最高統治者效力。
孟子曾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這是說“仁”和“義”的本質是“事親”和“從兄”。從這點出發，孟子又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他明確說過，如果沒有勞動的老百姓，也就沒有人來養活統治者了。因此，他要求統治者重視人民，不要無視人民的力量，這在當時來說，也還是一種具有進步意義的思想。
三、“性善”論和“良知”的認識論
先秦儒家對於人性善惡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在中國人性論史上，第一個提出性善論的是孟子。他認爲，人性是善的，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孟子認爲，人生來都有最基本的共同的天賦本性，這就是“性善”或“不忍人之心”，或者說對別人的憐憫之心、同情心。
孟子用來論證“仁政”學說的理論基礎，是他的抽象的天賦道德的“性善”論。孟子認爲，人生來都有一種最基本的共同天賦本性，這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說對別人的“同情心”。與人性理論相聯繫，孟子提出了獨特的內向修養理論。既然人人都有善良的天性，那麼就沒有必要向外用功，只要守住本心，就能成爲有道德的人！但爲什麼現實社會中又有那麼多的不道德的事呢？孟子認爲現實的不道德並非原本沒有道德，而是人自己丟掉了善良的本心。因此他認爲學習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回人們放棄或失掉的“本心”。
正因爲有了這一基礎，上至君王下至庶民纔有“仁”的可能性，仁政也纔可能真正實施。孟子舉例說：人突然看到小孩子要掉到井裡去，都會有驚懼和同情的心情。這種同情心，並不是爲了要討好這小孩子的父母，也不是要在鄉親朋友中獲得個好名聲，也不是討厭小孩子的哭叫聲，而完全是從人天生的本性中發出來的，這就是“不忍人之心”。由此，孟子作出結論說，他的“仁政”就是根據這種“不忍人之心”提出來的。他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孟子的性善論對傳統思想影響很大，宋代以後流傳的《三字經》中第一句話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善論也成爲後來儒家的正統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