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孔子和他所處的時代 (3)

孔子最大的抱負雖在政治,但他最大的成就卻在教育。在我國教育史上,他是好幾方面的開創者。這幾方面,任取其一也足以使他受後世的“馨香尸祝”。

第一,在孔子以前,教育是貴族的專利,師儒是貴族的寄生者。孔子首先提倡“有教無類”,這就是說,不分貴賤貧富,一律施教。他自己說過,從具“束脩”(十吊臘肉)來做贄見禮的起,他沒有不加以訓誨的。這件事看來很平常,在當時實是一大革命。這是學術平民化的造端,這是“布衣卿相”的局面的引子。至於他率領弟子,周遊列國,作政治的活動,這也是後來戰國“遊說”風氣的創始。

第二,孔子以個人在野的力量,造就或招聚一大幫的人才,他的門下成了至少魯國人才的總彙;他自衛返魯後,哀公和季康子要用人時,每向他的弟子中物色。這樣一個知識的領袖不獨沒有前例,在後世也是罕見的。傳說他的弟子有三千多人,這雖然近乎誇張,但他的大弟子中有名氏可考的已有77人,其中事蹟見於記載的共二十五人。現在僅計他自己所列舉跟他在陳蔡之間捱餓的弟子:以德行見長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言語見長的有宰我、子貢;以政治見長的有冉有、子路;以文學見長的有子游、子夏。這些人當中顏淵最聰明,最好學,最爲孔子所歎賞,可惜短命;冉伯牛也以廢疾早死,無所表現;其餘都是一時的俊傑。閔子騫曾被季氏召爲費宰而堅決辭卻。仲弓做過季氏家宰。宰我受過哀公的諮詢,在政府裡當是有職的。子貢、冉有皆先孔子歸魯。子貢在外交界任事,四次和吳人、一次和齊人折衝,都不辱命。

冉有做過季氏的家宰,於前484年(哀公十一年,孔子歸魯前),當齊人大舉侵魯,魯當局守着不抵抗主義的時候,激動季氏出兵。冉有並且用茅陷陣,大敗齊軍。子路爲季氏主持“墮三都”及他後來留仕在衛,死孔悝之難,前面均已表過。前481年,小邾(魯的南鄰之一)的一位大夫挾邑投奔魯國,要子路作保證,以替代盟誓。季康子派冉有到衛國來求子路,說道:“人家不信千乘之國的盟誓而信你一句話,你當不以爲辱吧?”子路答道:“假如魯國和小邾開戰,我不問因由,死在敵人的城下也可以。現在依從一個叛臣的話,便是認他爲義,我可不能。”子游做過魯國的武城宰,孔子到他邑里,聽得民間一片絃歌聲,因此和他開過“割雞焉用牛刀”的玩笑。子夏做過晉大夫魏成子(即後日魏文侯)的老師。因爲孔子弟子多是當時的聞人,他們又多有“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的信念,憑他們的宣揚,孔子便在上層社會裡永遠傳下很大的聲名。

第三,孔子首先把技藝教育和人格教育打成一片;他首先以系統的道德學說和縝密的人生理想教訓生徒。他的教訓,經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記載下來叫做《論語》的,是我國第一部語錄。

孔門傳授的技藝,不外當時一般貴族子弟所學習的《禮》、《樂》、《詩》、《書》。其中《禮》和《詩》尤其是孔子所常講、弟子所必修的。

所謂“禮”有兩方面,一是貴族交際中的禮貌和儀節;二是貴族的冠、婚、喪、祭等典禮。當時所謂儒者就是靠襄助這些典禮,傳授這些儀文爲生活的。孔子和他大部分的弟子都是儒者,他們所學習的“禮”當然包括這兩方面。“禮”固是孔子所看重的。他說“不學禮,無以立”。但每一種禮節原要表示一種感情。感情乃是“禮之本”。無本的禮,只是虛僞,那是孔子所深惡的。他把禮之本看得比禮文還重。他說:“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又說:“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這原是對於講究排場拘牽儀式的魯人的一劑對症藥。可惜他的弟子和後來的儒家很少領略到。

當孔子時,各種儀節和典禮大約已有現成的“秩序單”。這些“秩序單”,經過孔子和他的信徒的陸續增改,便成爲現在的《儀禮》。

《詩》三百餘篇,在春秋時代是有實用的。平常貴族交際上的辭令要引詩做裝飾,朝廷享宴外賓時,照例要選詩中的一首或一節,命樂工歌誦,以作歡迎辭,這叫做“賦詩”。來賓也得另選一首或一章回敬,這叫做“答賦”。主賓間的情意、願望、懇求,甚至譏刺,每“斷章取義”地借詩句來隱示。在這種當兒,詩篇生疏的人便會出醜。故此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因爲任何貴官都有招待外賓或出使外國的機會,所以詩的熟習成爲貴族教育不可少的部分。孔子教詩當然也以他的應對功用爲主。詩中含有訓誨意味的句子,當時每被引爲道德的教條。這一方面孔子也沒有忽略。但他更進一步。他教人讀詩要從本來沒有訓誨意味的描寫,體會出人生的道理。這便是他所謂“興於詩”。例如詩文: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素以爲絢兮。

意思原是說一個生來美好的女子,可施裝飾。子貢問這裡有什麼啓示,孔子答道:“繪畫要在有了素白的質地之後。”子貢跟着問:“然則禮要在(真情)後嗎?”孔子便大加讚賞,說他有談詩的資格。

詩和樂在當時是分不開的。《詩》三百篇都是樂章。而正宗的音樂不外這三百篇的曲調;除了射御和舞以外,音樂是貴族教育最重要的項目。一切典禮裡都有音樂。而他們平常閒居也不離琴瑟。孔子本來是個音樂家,雖然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完全被他的“聖德”所掩。再沒有別的什麼比音樂更可以令他迷醉的了。他在齊聽了韶樂曾經“三月不知肉味”。這種享受他當然不肯外傳他的弟子們。他的教程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孔子講音樂和前人不同處在他特別注重音樂的感化力。他確信音樂不獨可以陶冶個人的性靈,並且可以改變社會的品質。爲儘量發揮音樂的道德功用,他有兩種主張:第一,音樂要平民化。他的門人子游做武城宰,便弄到滿邑都是絃歌之聲。第二,音樂要受國家統制,低劣的音樂要被禁絕。當時鄭國的音樂最淫蕩,所以他倡議“放鄭聲”。他晚年曾將《詩》三百篇的舊曲調加以修訂。這是他生平很得意的一件事。他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各是詩中的一個門類,依着音樂的性質而分別的。經孔子修正過的樂曲,可惜現在無從擬想了。

後世所謂儒家的“六藝”,除了以前提到的《禮》、《樂》、《詩》和《周易》外,還有《書》和《春秋》。是時《周易》一書,除了卦爻辭外,又增添了象傳。那是解釋卦爻辭之文,孔子以前魯太史所作的,韓宣子聘魯時已經看見。卦爻辭或象傳中含有勸誡意味的話,孔子偶然也引來教訓弟子。但孔門的科目裡並沒有《周易》,卜筮之事孔子更是不談的。《書》,大部分是西周的檔案,其內容或爲戰爭時的誓師辭,或爲周王封立國君時的冊命之詞,或爲周王對臣下的告諭,或是王室大典禮的記錄;另一小部分則是追記唐、虞、夏、商的故事和言語的。這類文件據說在孔子時有一百多篇,現在只剩二十八篇。《書》中訓誨的話最多;像《易》一般,它在孔子以前已常被學者引用。它是孔門的讀本之一,雖然遠不及《詩》的重要。

《春秋》本來是魯國史官的流水賬式的記錄的總名,大約因爲它每年必標舉四時,所以簡稱《春秋》。它的內容可以現存的第一年爲代表:(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像這樣的史記,列國都有的,大約魯國的特別遠久,特別全備。這些史記並不完全依事直敘。因爲有些醜事,例如魯桓公之死,根本不能直敘。再者,有些史官故意要把史事記錯,來寄託褒貶的意思,或維持已失效的名分。例如晉靈公明明是被趙穿弒了的,但晉太史董狐卻因爲趙穿的兄弟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便記道“趙盾弒其君”。又如前632年周襄王應晉文公的喚召去參加踐土之會,而現傳的《春秋》卻記道:“天王狩於河陽。”傳說孔子曾採用與這兩例一路的“書法”,將魯史記中從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的一段加以修改,而成爲現存的《春秋經》。這一段所包括的時代(前722至前481年)史家因此稱其爲春秋時代。《春秋經》之始於隱公不知何故,也許魯史本來如此。它終於哀公十四年,傳說是因爲是年叔孫氏子出獵獲麟;據說麟是預兆明王出現的祥獸,現在“明王不興”而麟被獵獲,孔子感覺道窮,因此含淚絕筆雲。

總結孔子和六藝的關係:《詩》、《書》,他只沿用作教本,而時或加以新的解釋或引申。《易》,他不過偶爾徵引。《禮》,他加以重新估價,並且在小節上偶有取捨:例如冕,古禮用麻,時禮用絲,孔子從衆,因爲當時用絲價廉;又古禮臣拜君於堂下,時禮拜於堂上,孔子從古禮,因爲他覺得時禮近於放肆。至於《樂》和《春秋》,他雖加過修改,到底他紹述的成分多而創作的成分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原是他的自白。

但在學術上他果真是僅只述古的人嗎?至少就道德的教說而論,那是不然的。有一回,他問子貢:“你以爲我是多多的學習而把所得牢記的麼?”子貢答道:“是的,難道不對嗎?”孔子說:“不,我一以貫之。”他認定所有的道德規律中有一條最根本,最概括,可以包羅其他的。這種認識乃是道德思想上一大發明。孔子的一貫之道,據他的高足弟子曾參的瞭解而他所沒有否認的便是“忠恕”,而“忠恕”只是一種態度——“仁”的積極和消極兩方面。“恕”便是他所謂人人可以終身奉行的一個字,意義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忠”的廣義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忠的狹義是儘自己對他人的責任,甚至不顧任何的犧牲:“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奪。”這種忠也就是勇了。所以說“仁者必有勇”。仁、勇,再加上智便是孔子心目中的全德。

孔子從衛歸魯,至遲當在哀公十二年春天之前,是年春季氏因爲增加軍賦的事諮訪孔子。此時孔子已儼然一個國老,公卿不時存問,饋遺,國政也有資格過問。哀公十四年齊大夫陳恆弒君,孔子便齋戒沐浴,然後上朝,請求討伐。和陳一丘之貉之三桓,雖能遏阻魯國的義師,卻不能遏阻孔子的義言。

和孔子的聲望同時增加的是他的門徒,和門徒所帶來“束脩”之類。此時他的生活完全可以當上一個退職的司寇:行則有車代步,衣則“緇衣(配以)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食則“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失飪不食,不時(不合時的菜)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沽酒市脯不食”,回思在陳絕糧時的情景,已成隔世了。但那樣的晚福他並不能久享。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年四月(即“夏曆”二月),他臥病七日而死,享壽七十四歲。

孔子死後,其弟子把他葬在魯都城北泗水邊,並且爲他服喪三年,然後灑淚分手。諸弟子和別的魯人依孔子冢而居的有一百多家,名爲“孔裡”。冢前的空地,成了魯儒舉行鄉飲、鄉射等典禮的場所。城中孔子的故居被闢爲他的廟堂,內藏他的衣冠、琴、車、書籍和禮器,孔門的儒者繼續在其中學習禮樂。此後歷盡四百年的興亡和兵革,這廟堂裡未曾歇過絃歌聲。

孔子死後六年而越滅吳,又七十年而晉國三分,戰國時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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