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海松所說的軍政一體的弊端、敵佔區的困苦馮玉祥、閻錫山、龍雲都知道，新的政治體制其實也是從國民黨五權分治的建國方略中改進過來的，體現出了民主精神和民衆參與的廣泛性，並不是共產黨的集權統治和階級對抗的產物，實行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問題在於中國的合法政權是重慶的國民政府，不接受政府委派的官員，自己通過民選建立的地方政府有與中央對抗的嫌疑，雖說能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社會進步，萬一讓強調統一政令、軍令的蔣先生嫉恨豈不是釀成新的對抗，影響國家的團結和抗戰的進行。
他們可都是和蔣先生明爭暗鬥了很多年的老江湖，彼人運用權術、分化瓦解、政治、軍事、金錢多管齊下的手段那可是登峰造極的，被他盯上你就別想有好日子過。山西即便發展起來也是共產黨的地盤，自己這些人都是國民黨方面的，豈能幫着外人拆自家的牆角？
幾人相互看了看，似乎都對陳海松的提議缺乏興趣，不想參與到國共兩黨的糾紛之中去。
陳海松也看出來這些老牌的國民黨重要幹部從感情上、思想上、現實處境上都不願意接受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改革，看來高估了他們對家鄉的眷顧之情、低估了統治集團內部緊密聯繫，即使在重慶無所事事、倍受冷遇也不肯放下立場爲故土的安定進步出力。
他多少有些挫敗感。趁着郭春蓮熱情大方的爲幾位老將張羅茶水、麪點、水果時。整理了一下思路，聊起了雲南、山西這十幾年來的建設情況，繼續伺機展開說服工作。
說起雲南的糧食自給有餘、滇緬公路聯通國際、山西豐富的煤鐵資源、晉商遍佈北方調劑所需、張掖輕工產品暢銷大後方、包頭兵工廠支援武漢前線等讓幾個老將很是自豪也頗爲認同，陳海松順杆引導說：“中國的持久抗戰離不開地方社會的穩定、經濟的強大。
無論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戰爭打的都是本國經濟，經濟的強弱、工業的厚薄決定着戰爭的進程，我們在鬼子面前吃虧也源於此，這纔打了一年半，不算海內外的捐助國家已經借了兩億美元的外債，六億多元的戰爭公債，現在又要見底了。這樣的國力很難長久支撐。
我覺得一方面要咬牙堅持英勇抵抗，另一方面也要採取措施迎頭趕上。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發展工商、壯大經濟，國民政府雖然採取了必要的措施啓動了大西南建設計劃，可其他地區也不能等着、看着。也應該響應政府號召，結合本地區的資源優勢補充國家所需。
山西是中原大省，人口衆多、資源豐富、民風淳樸、讀書人、商人衆多，同樣的雲南雖然偏遠、但地域遼闊物產豐富、聯通東南亞印度洋，兩地都經過了十餘年的開發建設，農業工業商業基礎相當好，兩位當家人治下寬鬆，聚集了大量文化教育界賢達，人才衆多。
如果順利建立起清正廉潔、勤政務實的民主政府致力於民生建設很快可以社會穩定、工商發達、糧食富足、交通順暢，成爲大後方重要的物資供應基地。爲抗戰事業做出積極貢獻。
其實光復後的山西完全在我黨控制之下，我們完全可以派出幹部按照綏遠、張掖的模式全面接手身處敵後的山西政務，按我們的計劃去發展工業。但是考慮到國內其他政治派別的感受、山西人民的感受、老將軍們對家鄉的感情，我們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放棄了獨立管理的權利，主動讓出政務率先落實軍政分離、軍政相互支持的新的政權模式。
由德高望重的當地領袖的帶領調動起全省的人力、物力、財力，致力於社會的穩定、經濟的恢復，達成工農業生產增長、社會民生改善的願望。
我黨對此是充滿誠意的，參議會、國民大會、政府中只佔三成名額，各級議會、政府中只擔任副職，嚴格按照參政議政的章程平等地與各黨派各階層代表合作。
駐紮在山西的八路軍各部將堅持保護地方安定、支援地方建設、組織民衆抗日武裝訓練、保障境內包括各位在內的全體民衆的生命財產安全的原則不插手地方行政事物。
這樣的政權組織形式和軍政關係在綏遠、皖南已經進行了初步嘗試。在鄉官員、開明鄉紳、學者醫生、大小商人、識字農民中的代表通過參議會建言獻策、提出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的議案，監督政府行政過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證明它的科學性和生命力。
兩位如果是擔心個人生命安全或是擔心被架空成擺設無法發揮作用，我可以拍着胸脯承諾絕不會發生，我們看重的是你二老的聲望和能力。請你們回去就是希望你們主持工作的。
如果你們擔心國民政府怪罪我覺得更是多餘，政府不是也在作出調整。大西南都在大興土木、促進工業發展嗎？各省羣起效仿改進民生有何過錯，無非是增加了議員審議、代表監督等環節，可以督促進度和質量、防止盲目和貪腐，這正是民主政府的精華所在。”
說着話扭臉對馮玉祥、龍雲說：“民主監督很重要，西南如果沒有這些環節輔助，轟轟烈烈的建設運動很有可能葬送在不作爲、胡作爲、上上下下的貪腐上！”
“呵，想的真夠長遠，兆銘願聞其詳！”沙發後猛然冒出一個輕柔激賞的聲音。
兆銘？汪兆銘！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西南大後方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別看都是副的名頭都不小。陳海松連忙站起轉身看過去，臨近的一組沙發上坐着三男一女，背靠自己的沙發上一個風度翩翩、氣宇軒昂的中年人胳膊搭在沙發背上側轉身體看着自己。
不同於蔣先生的隱晦難測、不同於馮玉祥的粗豪不羈、不同於李宗仁的精明幹練、不同於閻錫山的大智若愚、也不同於龍雲的沉穩堅毅，活脫脫就是一個政客、眉宇間略顯輕佻。
陳海松是很想和他做一番交流的，按照前世歷史，此時的汪兆銘已經在18日出走河內，29日發表著名的背叛祖國賣身投敵的‘豔電’。可是由於陳海松這個蝴蝶的強力介入，日本的幾路攻勢均被瓦解，中國不僅度過了最危急的時期反而獲得了幾場反擊的勝利，他也就失去了出逃的理由和機會。
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在滅亡中國的方式上也是做了充分準備的，一邊強力進攻南京、武漢一邊積極策劃政治誘降，土肥原賢二、阪西利八郎主持的特別對華委員會指派高級特工影佐禎昭、今井武夫、犬養健等組成‘梅’機關專門負責策反以汪精衛爲首的和平派。
南京陷落後中宣部長周佛海、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受蔣先生秘密指派與滿鐵南京事務所所長大特務西義顯在上海多次聯絡停戰事宜，到徐州會戰結束日本人春風得意態度傲慢提出蔣氏下臺、承認滿洲國、華北建立自治政府、允許日本駐軍方可停戰的苛刻條件。
日本人的蠻橫讓猶豫搖擺的蔣先生徹底放棄了和平幻想，決定與越來越能打的共產黨合作堅決抵抗，宣佈不再主動對日展開外交努力。奉命斡旋的周、高兩人很不甘心，對國家、個人前途極度悲觀的周佛海、年輕氣盛、急於做出外交成績的高宗武決定獨自去幹。
經過一番謀劃他們拋出了一個大膽的計劃，撇開招致日本人痛恨的持強硬態度的蔣先生，推出日本人比較欣賞主張中日攜手、和平共榮的汪精衛出面組織和平運動。自我標榜爲了拯救中國的高宗武爲此香港、上海往來奔走，7月初在日軍護送下秘密前往日本聯繫。
他的主動得到日本軍部的歡迎，與梅津美治郎、東條英機、多田駿、海相米內光政、國會議員犬養健等進行了兩天的會談，得到了日本願意以汪精衛爲和平運動中心的承諾。
回到國內他把談判記錄、個人觀感轉交周佛海後避居香港，蔣先生看後勃然大怒，自己安排的密使屈尊前往日本簡直就是求降，換來的卻是日本政府發表蔣介石必須下野聲明極大地羞辱，他痛斥高宗武文人誤國、替汪兆銘張目，以漢奸罪名通緝高宗武。
汪精衛卻從此知道了日本人希望他出馬的信息，有了日本人撐腰，自認爲國力相差懸殊的汪精衛在身邊陳公博、周佛海、陳璧君等人的攛掇下決定響應日本人的和平倡議。他指派高宗武、梅思平爲全權代表，在上海‘重光堂’與日本特務機關密使進行秘密談判。
‘重光堂’裡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本人進行了多次接洽密談，排定了從重慶出逃的日程表。可讓這些希望通過另類道路實現自己政治野心的賣國賊們生氣的是始終積極支持和平運動的汪先生在國內形勢漸趨穩定的背景下又犯了‘無擔當，無果斷’的老毛病，遲遲下不了秘密出走的決心，說是這種形勢下即使是捨身爲國也無法獲得地方實力派、親日人士、和平人士的廣泛認同和積極響應，必須等到國民政府遭受沉重打擊之後行動纔有說服力。
就在他們緊鑼密鼓積極準備外逃的時候，陳海松鬼使神差地來了。蘇聯大使館爲了表現出自己在中國政府中的超高影響力，向重慶的國府要員都發出了邀請，希望他們前來助興。(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