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銘所說的這些話是經過慎重考慮和衆人細緻研究的，只有這種開誠佈公的坦率談話才能消除美國方面對馬來亞政府的疑慮。如果開口痛罵，一副勢不兩立的樣子，反倒會引起了懷疑，畢竟中國也是華人組成的，相對而言更是馬來亞政府中很多人的母國。
而且西方對對紅色中國的敵視與恐懼，主要體現在對集權暴政的敵視與恐懼。反面的中國形象由各種災難與迫害的恐怖故事組成。這種想象往往相隔的現實距離越遠，就越真切。5年代初的紅色中國與1840年前的中華帝國一樣，基本上是一個封閉的國家。30年代最高峰的時候有將近20，000美國人在中國，而50年代最低谷的時代，在中國大陸的美國人還不到20名。在這種相互隔絕的狀態下，任何從那個封閉的紅色帝國傳來的消息，都變成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證實着西方人的仇恨與恐慌。這些故事的敘述者或見證人，大多是最初幾年從紅色中國逃出的“流亡者”和一些到處蒐集小道消息的記者。幾乎所有的“故事”都來自於道聽途說與猜測。沒有人關注什麼纔是真實，也不可能獲得真實的報道。因爲直到萬隆會議之後，西方記者才被允許進入中國。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GCD將會使中國從一個和平、寬容、寧靜的東方國家，變成一個鬥爭、仇恨、暴亂的GCD國家，甚至比蘇聯東歐更加更怕。他們哀嘆的不僅是將失去了親美的國民黨中國，還有神秘甚至有幾分可愛的傳統中國。那個在賽珍珠筆下描述的王龍阿蘭們耕耘地黃土與墓碑間的田園。後一種態度尤其普遍出現在西歐國家，伴隨着他們二戰以後殖民帝國主義體系崩潰造成的感傷。
在吳銘想來，如果中國不是被迫進入了封閉狀態。那麼中國國內在那個年代造成地悲劇，還有西方對中國地恐懼和仇視可能會減輕。當然，也也只是大家的想象而已。
杜魯門和馬歇爾同時沉思起來。半晌。馬歇爾擡頭問道：“劉先生，你的意思是不是在共產主義陣營裡搞區別對待，讓他們在內部產生不和？”
“共產主義陣營並非鐵板一塊，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會慢慢演變。”吳銘點了點頭，說道：“而外來的壓力卻將使他們之間忽略矛盾，團結得更緊密。”
“高論，很高明的理論。”杜魯門兩眼閃閃發光。對馬歇爾說道：“對於這種理論的可行性我們有必要組織專家進行研究，而且要電告司徒雷登，讓他蒐集這方面的資料。”
“美國政府地東亞政策是比較僵硬，但這不是某個人的意志。”馬歇爾說道：“而是一羣人，一大羣人的意志，我們是否能夠靈活地採取不同的策略，這還是一個未知數。”
“這是當然，要不美國不也成了獨裁的國家了。”吳銘笑着說道：“我這也只是個人的看法。姑妄聽之吧！”
“這種看法很獨特，也很有誘惑力。”杜魯門說道：“如果能在中、蘇間製造裂痕，當然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劉先生，據我們的情報顯示，你通過私人關係和現在中國地一些熟人打了招呼。一方面通過新聞媒體，一方面希望他們能說服中國的工商資本家、銀行家、各行各業的學者專家能到馬來亞發展。”馬歇爾狡黠地笑着說道：“這是不是在提前挖中國GCD的牆角啊？”
“人盡其才，物盡其用，這些人在馬來亞和美國會有更好的發展空間和更廣闊地發展前景。”吳銘笑着解釋道：“相信總統先生和國務卿先生也會這麼認爲。”
“資金，人才。看來馬來亞政府想得很周到。”杜魯門讚賞道：“一方面爲國家的發展提供幫助。一方面也能讓這些人避免共產主義的迫害，對此。我是很贊同的。這麼看來，劉先生也是並不看好內戰中的蔣先生地國民政府地了？”
“只是從軍事上的角度加以分析，國民政府地處境不妙。”吳銘點了點頭，“戰爭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這麼簡單，雖然現在國民黨軍在人數上還佔據優勢，但什麼叫擊敗敵人？必然是消滅其武力，使其不能作戰。然蔣先生總是不肯放棄土地城池，處處死守，也就處處守死，反觀GCD軍，爲了保存實力，不惜放棄延安，轉戰陝北，直到擊敗國民黨軍，再收復延安。從指揮藝術上看，明顯高出一籌。”
“攻佔延安的最大成就僅止於宣傳，並未也實際的軍事效果。”馬歇爾明顯對蔣介石有不滿，有些輕視的說道：“他剛剛已經拒絕了美軍顧問團從東北撤軍，鞏固華北的建議。”
吳銘苦笑着搖了搖頭，岔開了話題，“總統先生，國務卿先生，我和現在的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先生私交不錯，只是礙於他的官方身份，並沒有要求他在中國運用影響力，使更多的知名人士來馬來亞，在此，我想徵求一下意見，我是否可以這麼做呢？”
“如果是以你個人名義發出的邀請，我想這是私事，於司徒雷登的官方身分無礙。”杜魯門狡猾的說道：“這可以做爲朋友之間的互相幫助來處理。”
吳銘呵呵一笑，伸出大拇指對着杜魯門比劃了一下，“如果是這樣，我很樂意以我個人的名義向老朋友司徒雷登先生提出要求，以他的人脈和名望，我想會有很大的收穫。”
“我們的會談很愉快，劉先生的睿智和幽默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魯門對吳銘這個舉動感到很新鮮，也很高興，“劉先生不僅在戰爭方面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外交上也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相信在隨後進行的正式會談中，美國和馬來亞能達成更多的共識，我個人很希望美國能在馬來亞的重建中起到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