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爲她制訂了一個醫療計劃，療效有待觀察，但預後情況並不樂觀——你知道，像她這個年齡，這種病的治癒率即使作爲社會性治癒，也是很低的。”
“這些信中的頭幾封看上去就很糟。”迪克讚詞地說。
“非常糟——非常典型一我曾經猶豫是否讓第一封信從診所發出去。後來，我想讓迪克知道我們在這兒的工作有好處。真難爲你給她寫回信。”
迪克嘆了口氣。“她真是個可愛的姑娘——她在信中夾了許多張她的相片。在那一個月裡，我什麼事也沒做我只是在信中寫上，‘做個好姑娘，聽醫生的話。’”
“那就夠了——這樣她在外面就有個人可以寄託情思了。有一個時期，她瞭然一人——她只有一個姐姐，但看來同她的關係並不很密切。另外，閱讀她寫的信也有助於我們的治療工作——這些信能反映她的真實狀況。”
“我很高興。”
“你現在明白髮生什麼了吧？她覺得她是同謀犯——這無關緊要，除非我們要重新評估她的病情穩定程度和性格力量。先是發生了這件讓人驚駭的事情，後來她進了寄宿學校，聽到了女孩間的談話——於是，僅僅從自我保護的意識出發，她漸漸產生出這樣一種想法，她不是同謀犯——而從這裡很容易滑入一個虛假的世界中，這個世界裡的所有男人，你越去喜愛他們，越信任他們，他們就越使壞——”
“她陷入到——直接陷入到這一恐懼中了嗎？”
“沒有，實際上，十月份的時候，她看上去正常起來，我們倒有點手足無措了。如果她是三十歲，我們會讓她作自我調整，但她這麼年輕，我們擔心她會困心靈的扭曲而變得冷酷無情，所以，多姆勒大夫用率地對她說，‘你現在的責任是對你自己負責。這絕不意味你的一切都已完結——你的生活還剛剛開始呢。’她的腦瓜子很靈，所以多姆勒大夫讓她讀點弗洛伊德的書，先少讀點，她非常感興趣，事實上，我們這兒的人都有些寵她，但她話不多。”他又說了一句，顯得有些遲疑：“最近給你的一些信是她從蘇黎世親自寄出的，我們在想她是否在信中表露了她的心態或談及了她的未來計劃。”
迪克考慮了一會。
“可以說有，也可說沒有——如果你們需要，我可以把這些信帶來。她看上去很有信心，渴望過正常生活——甚至相當浪漫的生活。有時，她談論起‘過去’來，就像是一個蹲過監獄的人，但是，你根本弄不清這些信說的是罪行呢，監禁呢還是整個的經歷。說到底，我只是她生活中遇到的一個不自量力的人罷了。”
“當然，我很理解你的處境，我再次向你表示我的感謝。這就是爲什麼在你見到她之前我光要見見你的原因。”
迪克大笑。
“你認爲她看到我就會一個箭步撲過來？”
“不，不是那個意思，但我想請你去的時候儘可能溫和些，你對女子很有吸引力，迪克。”
“哇，天哪！好吧，我會擺出既溫和又討人嫌的樣子——每次都要嚼一些大蒜，鬍子拉碴地去見她，迫使她掩面而去。”
“別嚼大蒜頭！”弗朗茨說，他將迪克的話當真了，“你別毀了你的前程。我說，你是在開玩笑吧。”
“我可以一瘸一拐地去，我住的地方沒有像樣的浴缸。”
“你盡開玩笑。”弗朗茨放下心來——或者說露出一副放心的樣子，“現在說說你自己，你有什麼打算？”
“我只有一個打算，弗朗茨，那就是做一個出色的心理學家，也許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心理學家。”
弗朗茨樂得笑起來，但他明白這次迪克不是在開玩笑。
“這很好——很有美國味，”他說，“但要做起來困難不少。”他站起身來，走到落地長窗前。“我站在這兒，看得到蘇黎世——那兒聳立着明斯特大教堂的尖塔。我的祖父就葬在教堂墓地裡。從那兒過橋長眠着我的祖先拉瓦特爾①，他不願意葬在教會墓地。附近立着我的另一位祖光，海因裡希-佩斯塔洛齊②的塑像及阿爾弗雷德-埃舍爾醫生③的一尊塑像，然而至高無上的總是茨溫利④——我始終得面對一座英雄豪傑的萬神殿。”——
①拉瓦特爾（1741—1801），瑞土神學家、詩人，相面術創立者。
②海同裡希-佩斯塔洛齊（1746一1827），瑞士教育改革家。
③阿爾弗雷德-埃舍爾（1819—1882），瑞士19世紀合名政治家。
④茨溫利（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蘇黎世大教堂的“民衆神父”。
“是的，我明白。”迪克站了起來，“我只是說說大話。一切還只是開始。大多數在法國的美國人急於回國，但我並不如此——即使我只在大學裡聽聽課，我仍然能在一年餘下的日子裡領到軍餉。不過對一個規模龐大，瞭解它將來的重要人物的政府來說，又算得了什麼？然而，我想回家去一個月，看看我的父親。隨後再回來——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哪兒？”
“你的對手那兒——固特拉肯市的吉斯萊診所。”
“別去那兒，”弗朗茨對他提出忠告，“他們一年只收治十多個年輕人。吉斯萊本人就是個躁狂抑鬱症患者。他妻子和她的情夫在經營這家診所——當然，你明白咱們這是私下說說。’”
“你先前有關在美國的計劃怎麼樣了？”迪克輕聲問道，“我們去紐約，開辦一家收治百萬富翁的現代化診所。”
“你這是在說孩子話。”
迪克同弗朗茨、弗朗茨的新婚妻子以及一條有股橡皮燃燒的味道的小狗在他們的單幢住所裡用餐，弗朗茨的房子就在診所院子的邊上。迪克感到一種莫名的壓抑，這並不是因爲室內樸素節儉的氛圍造成的，也並不是因爲格雷戈羅維斯夫人，她光前就被介紹過了，而是因爲弗朗茨看來已安於突然變得狹窄的視野。對他來說，苦行主義的邊界是有不同標誌的——他能夠將苦行主義看作是到達終點的一種途徑，甚至當作一種過程。在此過程中，苦行主義自身就是一種光榮，但他很難設想將生活故意降低到只是繼承前人衣鉢的程度。弗朗茨和他妻子在窄小的屋內爲家務忙得團團轉的樣子，既不優雅，也不刺激。迪克戰後在法國住了幾個月，在美國積極主持下，法國進行大規模的城市改造，這影響了迪克的世界觀；另外，男男女女看來都想利用他，而促使他回到瑞士——這世界鐘錶之都來的也許只是一種直覺，即往日那種生活並不適宜一個個性嚴肅的人。
他使得克特-格雷戈羅維斯覺得自己可愛迷人，而他自己則對身邊的生活的平庸越來越煩——同時還因不知怎麼產生的這種淺薄念頭而自責。
“天哪，我也終究同那些人一般見識了嗎？”——因而他常常會在夜半驚醒過來——“我同那些人一般見識了嗎？”
對一個社會主義者來說，這種情形頗爲可憐，而對那些主要從事世界上最特殊工作的人而言，則是好事。幾個月來，他一直在清理他年輕時的生活經驗。那時，是否要爲不再相信的東西而獻身是已經解決了的事。在蘇黎世那些靜悄悄的黎明前的時光裡，當他的目光穿過街燈的光芒，落到一戶陌生人家的餐具室時，他時常想，自己要做一個正直的人。要做一個善良的人，要做一個勇敢的人和一個聰明的人，但這一切做起來相當難。他也想着要被人愛，如果他值得爲人愛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