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辛飛宇和楊業所預料的那樣，後周軍在顯德七年陰曆七月初一的進攻只是一個開始。在經過了半天的休整後，從陰曆七月初二到陰曆七月初七，在這六天時間裡後周軍對太原城發動了連續不斷的猛攻。無論是每日進攻持續的時間，還是每次進攻的力度，都較七月初一上午的進攻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爲了給北漢守軍制造干擾與壓力，後周軍在集中力量猛攻西城的同時，還對其它三個方向的城牆發動佯攻與襲攏，使得北漢守軍不得不抽調本就爲數不多的預備隊以及大量青壯百姓加強其它三個方向的防守，以免被後周軍聲東擊西，在其它方向上取得突破。
連續不斷的猛攻令太原城的城防面臨嚴峻考驗，爲了抵擋住後周軍的進攻，楊業和辛飛宇可以說是使出了渾身解數，發揮一切可以發揮的才智謀略、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盡最大的努力維持着自己的防線，使得後周軍雖損失慘重，卻依然沒有能夠越雷池一步攻入太原城內。當然，爲了取得這樣的結果，北漢守軍也付出了重大代價，光是正規軍的傷亡就將近三千人，至於青壯百姓的損失就更多了。
正所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儘管幾乎每日都會有後周軍的兵士登上太原城頭，甚至有二十餘名後周軍兵士衝殺到了辛飛宇所在的觀察哨左近二三十步範圍內，令與其在一起的張錚、翁鍾等“飛龍軍”官兵着實緊張了一下——親衛們甚至連一直用布袋包裹的步槍都解下來準備戰鬥了。但這些登城的後周軍最終都無一例外的被北漢守軍的後備隊所擊退，所有突破口均在後周軍後續梯隊衝殺上來之前被封閉；儘管後周“神機軍”將停止遠程火力支援的時間一再向後延，甚至延長到己方攻城步兵距離太原城城牆只有三四十步遠時才停止對城頭的轟擊，以至不少後周軍步兵傷亡在了自家的炮火之下。但北漢守軍利用一早便準備好的鋼筋水泥觀察哨，以及後來用土袋和鐵板緊急搭建起來的避彈棚爲依託，成功遲滯了後周攻城步兵的推進速度，爲自己的主力上城爭取到了足夠的時間。
因此，在連續多日的猛攻沒有能夠見效，己方的傷亡已然超過七千人，且兵將們的士氣普遍開始下降，已然不復當初剛開戰時一往無前、悍不畏死的銳氣的情況下，柴榮果斷下令停止正面攻城，轉而變攻城爲圍城，一來對己方部隊進行輪換，用其它方向的人馬替換西城的人馬，保證主攻方向的兵士一直是生力軍。二來，也是希望利用這段時間集思廣益、想辦法，找到一個既能攻破太原城，又不會造成己方嚴重傷亡的方案出來。
於是，從陰曆攻月初八開始，太原城戰火稍歇，攻守雙方都在利用這難得的平靜期進行休整，爲下一步更激烈的爭奪做着準備。
俗話說“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後周朝廷那麼多的文臣武將自然遠比三個臭皮匠要聰明得多，他們提出的攻城方案自然也遠非三個臭皮匠可比。
在停止攻城三日後舉行的御前軍議上，面對其他大臣、特別是與自己一向意見不太一致的張永德，對此前自己所提攻城方略殊爲不當，使得攻城部曲損失慘重的責難，趙匡胤當即出班，一方面表示願意承擔攻城策劃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卻也向柴榮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陛下，臣以爲，此番我軍進攻太原受挫，雖有所用戰法不當的原因，但若仔細思之，卻不難發現此戰我軍出師不利的根由一是輕敵、二是不知敵。…,
想我軍自伐漢以來，靠着‘神機軍’火器的犀利、靠着三軍將士悍不畏死、以命相搏的士氣，可謂是戰必勝、攻必克，一路殺來所向披靡、銳不可當，不過半個月時間便兵臨太原城下。可以說，自從我軍攻下沁州開始，大軍上上下下、從主將到士兵都已經不把僞漢軍隊放在眼裡。全軍將士，也包括臣在內，都認爲太原城不過是又一個沁州，只需‘神機軍’一陣猛轟，守軍便會立時崩潰，太原城旦日可下。然則，輕敵之心既生，待‘神機軍’的火器之威爲太原城外土壘所阻，此前屢試不爽的攻城之法在太原城下毫無建樹之後，便會舉止失措、戰術失當，不及深思熟慮便向陛下提出新的戰法，以至我攻城步軍損失慘重。此乃臣的過失，臣願受軍法處置。”
趙匡胤在那裡請罪，柴榮卻根本無意治他的罪。一方面，新的攻城之法雖是趙匡胤提出，但接納這一建議，並下令照此新法實施攻城的卻是他柴榮。另一方面，在發現趙匡胤的誘敵之法沒有奏效，守軍並沒有上當後，爲了保持所謂的軍心士氣，在未與在場的文臣武將重新商議的情形下，便下令步軍直接攻城，並且一攻數日的同樣是他柴榮。可以說，此番攻城失利他柴榮需要承擔重要責任，趙匡胤所提新戰法沒有奏效不過是次要因素。
因此，柴榮對趙匡胤的請罪不置可否，而是轉換話題，問道：“是功是過，伐漢之戰結束後自有定論，不必急於這一時。趙愛卿且先與朕說一說，何爲‘不知敵’。畢竟，在我大軍伐漢之前以及伐漢過程之中，我軍皆派出了大批的探馬、細作，在大軍前方打探敵軍將領與兵力佈置情況、瞭解大軍行軍路線上的道路地形、蒐集大軍所過各州縣風土人情。對僞漢的情況雖說不上無所不知，但至少在軍情與民情這兩方面可以稱得上知己知彼了。”
趙匡胤聽柴榮如此說，便明白對方並無心就這幾日攻城不利治自己的罪，因此連忙答道：“陛下，臣所說‘不知敵’並非指我軍戰前及戰時對敵情打探不利，而是指我軍探馬與細作此前所打探的消息皆只限於僞漢守軍的將領及其所轄兵力、城中存糧的多寡、城中百姓及青壯的數量等方面，且臣等在軍議時所關注的亦只是如何應對敵軍的守城之法、如何儘可能的發揚己方的優勢、如何儘快攻下太原城，卻全都忽略了守城敵軍所用守城之法與以往是否有所不同，而這種變化是出自僞漢將領自己的謀劃，還是有人暗中對其給予了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