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夢求此時已是迫不得己，職方館事務之煩，一日重過一日，本來他也無暇離京，但是這件事情，要真想查明文煥是不是別有隱衷，又豈是旁人可以查清的？文煥如若是假意降敵，若非司馬夢求親至，他又豈會信任旁人？
當然，本來區區一個文煥，哪怕他是武狀元，司馬夢求也沒多放在心上，大宋的八品武官多的是，哪值得他來一一操心。但是此事不知道爲何，石越卻非常不明智的插了進來，雖然石越的觀點，司馬夢求無法苟同，但是事已至此，在司馬夢求看來，如果能證明文煥不是真心降敵，那麼石越至少還可以消除此事的負面影響，甚至得到一個“知人之明”的美譽，並且在大宋朝的武官心中，留下一個不錯的印象。易地而處，司馬夢求卻是知道，大部分武官，是並不想戰死的，那些慷慨死節者，有一部分固然是爲了道德理想而心甘情願就死，但另一部分，卻是被道德所逼。相比起投降、被俘要受到的污辱與歧視，甚至累及到家族的聲譽，自然還不如戰死的好。畢竟，在當時來說，大部分人都很重視自己的家族。這次文煥被傳降敵，事情尚未得到證實，整個文家都已經擡不起頭來，許多的親朋戚友，以前以有一個武狀元的親友而驕傲，現在卻是羞於提起。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這種社會力量是如此的強大，深入人心，石越卻公開上奏章表示質疑，請求朝廷寬容對待那些力戰被俘後降敵的將士，卻是觸犯了整個社會的忌諱。這件事若是在五代十國時期，也許是平常之事，但是這是整個社會的精英階層大談氣節、大講華夷之防的時代，也是一個統一國家建國一百年以後的時代，一個深受國恩的武狀元，向夷狄投降，大宋朝只怕難以寬容地對待他！
而且司馬夢求也是從心底裡認爲：這樣的人，只是貪生怕死的敗類而已！
司馬夢求跟隨石越幾年，素知石越行事，一向謹慎而目光長遠，這時候忽然知道石越爲文煥辯護，立時就想到石越必然另有極深的政治意味，雖然自己並不認同石越的這一觀點，但是自己與石越，不僅有知遇之恩，更是休慼與共，石越亦是自己實現抱負的寄託者，所以，他也只有站在石越一邊的立場，來替石越滅火。
但是這一次，他卻沒料到，石越只不過是在堅持自己的價值觀而已。
因爲石越認爲，政治雖然主要看成敗，但是政治也需要講是非的。哪怕某些堅持在政治上會顯得幼稚，但是也必須堅持。
癸丑科武狀元文煥降夏的流言早就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傳遍了汴京，而石越的奏章雖然沒有明發邸報，但是因爲這是一份普通的奏章，並沒有刻意保密，竟然也不知怎麼便流傳了出來。
頓時，初入夏季的汴京城，一片譁然。
這份奏章似乎從一個側面，證實了武狀元文煥降夏的謠言，而《皇宋新義報》刊登了對陝西安撫使石越罰俸一年的處分，又從側面證實了這份奏章的真實性……
引起爭議的，不是文煥的投降——儘管這件事情未經證實，各大報紙的編撰們本着謹慎的態度，沒有進行正面的攻擊，但是字裡行間，已是顯露出極度的輕蔑與譴責。這一點上，除了《海事商報》尚未得到消息，尚無反應外，《新義報》、《汴京新聞》、《西京評論》的態度，都是出奇的一致。真正有爭議的，是石越的奏章！
整個汴京城，上至禁中政事堂，中至士紳學子，下至酒樓街頭，都在議論石越這篇驚世駭俗的奏摺——後世稱爲《論宣節副尉文煥無罪札子》。
沒有人想到石越會爲區區一個宣節副尉辯護，更沒有人石越會提出如此“不可思議”的主張——“若力戰而竭，被俘亦可謂之英勇；苟無所害於社稷，困於窮途，不得已降敵，亦不必視爲叛臣！此輩雖少節義，然已無負於國家。”
難以接受！
這是整個汴京的第一反應。
但是上這篇奏摺的，卻是石越！幾乎已取代王安石，被稱爲“孔孟之後第一賢人”的石越。是學貫古今又能推陳出新，言人不能言，道人所不及道的石越；是在大宋士林中舉足輕重的石越！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是你無法不重視他的觀點。
這就是石越在熙寧十年，在大宋思想界真正的地位。
“子明這是什麼意思！”桑府後園中，桑充國望着眼前扔得亂七八糟的報紙，百思不得其解。王倩挺着大肚子，由幾個婢女扶持着，站在一旁，聽丈夫大發牢騷。她在這五月份，便要臨盆。
“真是不通之極！投降敵國，還能是無害於社稷？忠君報國，是大丈夫的本份，若然不幸被俘，自當死節，又有什麼不得己而降敵的？分明便是貪生畏死！子明這時候說這樣的話，不怕打擊軍中士氣麼？誰還會願意奮勇殺敵啊？而且這明明就是在授人以柄！朝中的政敵，正愁找不到機會攻擊他呢……”桑充國一肚子的怨氣，連珠價的發泄出來，“建忠烈祠的是他，鼓吹氣節，明華夷之防的是他，說降敵無罪的也是他！朝野之中，有多少人對他嫉妒、不滿、怨恨，以前是找不到半點機會來攻擊他，如今倒好，自己把機會送上門去，這兩日，報館收到的指責子明的文章，堆積如山！你說要我怎麼辦？”
王倩靜靜的望着桑充國，眼睛眨動，柔聲道：“桑郎以前從不猶疑，如今爲何卻遲疑起來？”
“夫人有所不知，你看《新義報》，三個狀元郎各有高升，陸佃也被排擠出局，眼下主筆的，全是呂惠卿的門生，此番已然是夾槍帶棒，不過因爲《新義報》是朝廷所辦，言辭多少有所顧忌；《西京評論》完全無法接受子明的觀點，但是富弼與子明的關係，實在是非比尋常，因此《西京評論》雖然批評，卻也是極盡委婉之能事。我們報館內部，卻已分成兩派，一派主張和《西京評論》一樣，委婉批評；另一派，卻是不滿大家的態度，主張直言無忌的批評……”
“這一派佔到多數？”王倩立時就想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
“正是。”桑充國皺緊了眉毛，“你知道我妹子下個月就要臨盆，她一向讀報紙的，眼下這個情勢，定然已讓她十分擔心，若是我們《汴京新聞》更加激烈的火上加油，她的性子，不會來指責我，卻不免抑鬱成病，若有個意外，我要如何是好？而且我聽說子明最近的情況並不好，平夏城戰局僵持不下，朝中大臣、言官也已經開始上書指責子明的觀點，皇上下詔斥責，各大報紙紛紛批評……這個時候，這個時候……”桑充國不斷的重複着，心中爲難之極。
“關鍵是時機，對吧？”王倩沉吟了一下，淡淡一笑，娓娓說道：“妾不知道石子明爲何要發出這種謬論，但是妾相信他顯然沒有料到這樣的後果——幾乎整個天下都不同意他的觀點，相信既便是契丹人與黨項人，也不會同意他說的。他居然會出這樣的昏招來自掘墳墓，還真是讓人失望……但是桑郎你不可以在這個時候火上加油。”
“但是報社內部的壓力，不可小視。”
“批評的語氣是輕是重，不涉及是非問題。只要你和程先生、歐陽公子善加引導、解釋，便可以解決。必要時，不妨強制，畢竟報社最終決策，由你和程先生來定。”王倩眉毛一挑，用斷然的語氣說道，“桑郎，你要知道，此時朝中政敵正在攻擊石越，萬一石越果真被罷官，無論是呂惠卿還是司馬光柄政，第一個要拔的刺，便是《汴京新聞》，眼下他們不敢動手，無非是投鼠忌器而已。《汴京新聞》不能幫助石越也就罷了，若還要火上加油，豈不也是在自掘墳墓嗎？須知，《汴京新聞》雖然極有聲望，但是平素議論朝政，真要羅織罪名，又豈是難事？呂惠卿擅於弄權，司馬光剛愎自用，單單是士林清議的聲援，卻難以對付這二人。就算勉強保住了，最終也會元氣大傷，再無今日之規模氣象。”
“這……”
王倩把手輕輕搭在桑充國的肩膀上，凝視桑充國，“其實，這篇奏摺雖然會對石子明的聲望造成影響，但是眼下石子明真正的問題，不是他的這篇奏摺，而是平夏城的戰爭——只要平夏城大捷，天大的問題，皇上都會原諒他！而如果平夏城失敗，這篇奏摺，便一定會成爲失敗的原因之一。本來朝廷一直在向石子明施壓，一直在討論平夏城的僵局，但是現在的爭議，卻讓朝廷暫時忘記了平夏城的僵局。石越一向狡猾多智，焉知這不是他的詭計？桑郎你又何必摻和進去？這等權術伎倆，桑郎你是謙謙君子，自然所知不多，但是似石越與呂惠卿，卻是用得爐火純青。依我說，這些事情，咱們還是能避開就避開——自然，若是大是大非，咱們也要有擔當，不怕得罪人，但是這等小事，又何必在意？石子明固然寫了那篇奏章，可是大宋朝又有誰會認爲他對？這又有何爭辯的意義？還不是因爲他是石子明，若是旁人說了，便當成瘋言瘋語，誰也不會當真。”
桑充國默默想了一會兒，終於緩緩點頭，舒眉道：“確是如此。”
王倩見桑充國想通，嫣然一笑，道：“既是如此，不妨再賣石越一個人情。石越不是說力戰之後，困於窮途，不得己而降敵麼？桑郎豈不知《太史公書》有《李陵傳》？《汴京新聞》不如就從《李陵傳》入手，闢出專門版面來，來討論李陵該不該降匈奴。這件事情，既與石越的奏摺有關，又不點名道姓，聲討石越，比起乾巴巴的引經據典，也要有意思得多，最要緊的，是可以給石越緩解一些壓力——千載之後，不知多少人同情李陵的遭遇，若從這裡看來，石越說的，未嘗就沒有一絲半點兒道理。只需先把水攪渾了，哪怕最後得出結論，石越的觀點全然錯了，也不要緊——如若把水攪渾一兩個月，石越還不能擺脫困境，那便是他命該如此，我們也不必管了。”
桑充國聽到此策，不禁擊掌讚歎，笑道：“夫人真是女中諸葛亮。”
“官人謬讚了。”王倩裝腔作勢，玩笑道。她此時的心中，想的卻是更深遠的事情。她幾乎是出於一種直覺，便意識到石越此時還沒有達到他的頂點，在這個時候，桑充國向石越提供一些方便，日後能收到的回報，必然十倍百倍於此。這種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情，王倩是不能不爲桑充國考慮到的。至於一個人在力戰後是不是可以投降，這件事情與她王倩又有什麼關係？也許她也會看不起那些貪生怕死的人，她會欣賞文死諫、武戰死，但是這些東西，絕對稱不上是她王倩的“大是大非”。
桑充國不知道，王倩心中，此時的“大是大非”，便是他桑充國與王倩腹中即將出世的孩子。
如是而已。
石越絲毫不知道自己的奏摺在汴京城掀起了怎樣的軒然大波。
他還在考慮應當怎麼樣讓人們接受不得己的投降並不是犯罪。但是他真有無限的茫然，找不到任何支撐點。他翻查了《唐六典》與大宋朝的法令，一遍一遍的去讀《論語》、《春秋》、《孟子》，試圖尋找理論上的支撐點，但是卻一無所獲。
生命的價值，在“仁義”這樣的道德準則之後。
華夏諸族人民，自有史記載以來，一直到大宋熙寧十年，都普通相信，世間有高於生命的意義存在。
對於家族、對於君主、對於國家、對於種族、對於文明的忠誠，毫無疑問，都在自己的生命之上。
憑心而論，石越並不排斥這種說法。
他從心裡就厭惡那些背叛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國家的人。他對於君主可以缺少忠誠，但是石越對民族與國家，卻有着極深的忠誠觀念。“漢人學得胡兒語，反向城頭咒漢人”，這世間還有比這更卑劣的人嗎？
一個人如果肯爲自己的國家、族類、文明而犧牲，石越會從心裡尊重他，並且也認爲這樣的人，理所當然要受到全種族的尊重。
但關鍵是，石越認爲這種犧牲，應當出於個人的自由選擇。
選擇犧牲的人是君子，不選擇犧牲的人就是小人麼？
選擇犧牲的人值得尊重，不選擇犧牲的人就罪該萬死麼？
只要沒有反過來去危害自己的國家與族類，那麼選擇保全自己的性命，難道不可以理解麼？如果他還是曾經爲國家與族類奮勇戰鬥過，只不過迫不得己而降敵，難道就不值得同情麼？
但是身邊沒有人支持石越的看法。
每個人，包括受石越影響最深的侍劍，石越相信唐康也會一樣，他們會認爲，五代十國時期那種朝秦暮楚的臣子，是小人；他們篤定的相信，身爲社會的精英——包括士大夫以及一切食朝廷俸祿者，有義務在關鍵的時候，爲社稷而死。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是應不應該去做，在他們看來，卻是毫無疑問的。
這可以說是宋朝古文運動的巨大成就。
也可以說是中國傳統的巨大力量。
石越心裡也知道這些宋朝人是玩真的，雖然宋朝出過中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漢奸，但是宋朝滅亡時，也是中國歷史上士大夫死節者最多的朝代。石越從不嘲笑他們，一個能夠爲了自己忠誠的對象去死的人，無論他的能力是多少的微不足道，石越都是尊重的。宋朝的滅亡，那些死節的士大夫有錯，但是主要的過錯不在他們，那不過是歷史的悲劇。
石越也知道，就是在熙寧年間，就是在這個時代，宋朝的中高級軍官，在與西夏的戰爭中，也極少有被俘的，一旦失敗，大多數人都揮劍自刎了。
在這樣的時代，無論多數人在實際上能不能做到寧死不降敵寇，在道德上，要說服天下人，說如文煥這樣的情況，即便是投降也是可以原諒的，石越完全可以理解，沒有幾個人會同意自己。
在大宋的臣民看來，以文煥的身份，甚至沒有被俘的權力！如果被俘，他就應當自殺。
武狀元，不僅僅是榮譽，也是一種責任。
但是石越同情文煥。
正如石越同情歷史上的李陵一樣。
“我原本可以袖手不理，但是如果我明明認爲他並不是漢奸叛臣，我真的可能坐視不理麼？如果我嘗試了，失敗了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成功了，我救的就不止是文煥一人。”石越這樣說服自己。
“但是我真的是對的麼？”石越也有自己的疑惑。
也許他身上本來就有這樣的矛盾，他既欣賞中國傳統的重義輕生，卻又受到西方的影響，認爲人之是否重義輕生，完全應當取決於自己的選擇。
石越知道，如果僅僅是理論上的辯論，石越絕對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來做這種逆向而行的事情。但是涉及具體的一條人命，還是一個自己看好的有才華的年輕人，石越有時候就無法把握自己理智與情感的天平。
因爲這條人命，很可能就取決於石越心中的天平，向哪邊傾斜一點點。
想了良久，石越忽然喟然嘆了一口氣，雖然這花園鬧中取靜，十分清幽，然而，從幾年前開始，石越就已經很難找到一個讓自己心境安靜下來的地方了。他看了擺在自己面前的古琴一眼，雙手不自覺的在古琴上亂划起來，陝西路安撫使司衙門的後花園，響起了一陣紊亂急促的琴聲。
匆匆忙忙走到後花園門口的李丁文與*聽到這陣琴聲，不由相顧一愣，停住了腳步。李丁文的嘴角帶着一絲微笑，讓人分不清是理解還是嘲弄，或者那只是一種無意義的笑容。而*的臉上，卻只有困惑。
石越自從到陝西后，也許是因爲許多事情都可以自己作主決定，而且權力也更大，也許只是因爲長期身居高位而養成了一種習性，*感覺到石越身上發生了一種不易覺察的變化。他很難說清楚這種變化，只是他發現，石越雖然一如既往的全面聽取下屬與幕僚們的意見，但是在決策之時，卻越來越少顧忌。
比如這次的奏摺，石越就沒有聽取李丁文與*的意見，而是堅持要上書，並且用的是最快的急遞。
這種變化，究竟是好是壞，*一時也說不清楚。
正在他出神的時候，忽聽李丁文“咳”了一聲，琴聲戛然而止。一襲白袍的石越回過頭，望着二人，淡淡說道：“潛光兄，子柔，你們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