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後韜略的運用，往往與能否迅速達到目標直接相連。正因爲有如此重大的意義，所以三國韜略家們均將其作爲重要的致勝手段而加以使用。
三國韜略家注重在三個層次上使用先後韜略。
首先，是運用於對時機的認識。先見爲明，後識爲暗。先知爲哲，後覺爲凡。在這一層次上，先爲貴，後爲賤。著名的韜略家，無不具備遠見卓識。董卓之亂後，荀彧棄官歸家，對父老鄉親們講：“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而鄉人懷土，猶豫不決，只有荀彧率領宗族到冀州。後來，董卓派遣李傕等將領出兵關東，所過之地，多所虜略，直到潁川、陳留，荀彧鄉人當時被殺死的很多。此外，荀彧預見董卓必敗，指出：“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作這一斷語之際正值董卓威臨天下，不可一世之時，此後，果如荀彧所言，董卓身敗名裂。荀彧單身見郭貢，分析曹袁優劣的“四勝”之論，寢曹操九州之議，無不識於機先。荀攸發奸吏，和袁譚，賈詡力勸張繡降曹操，劉備識民心，諸葛亮測形勢，孫權知虛實，陸遜料兵勢……先見致勝、致福、致成之例，不勝枚舉。決策者、韜略家思想認識的深度、廣度，決定了個人或集團的前途、命運。先識者部署在先，行動在前，往往輕而易舉地擊敗後識者。曹操擊袁紹之子，而敢於不顧劉表的釜底抽薪，擊劉備而敢於不顧袁紹的長驅直入，劉備取益州而敢於從容部署等重大決策，都是建立在對手的後識、緩識、誤識和無識基礎上。
其次，是運用於決策程序之中。“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呂氏春秋·先己》) “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孫子兵法·形篇》)三國時期，各大集團在決策程序中，使用先後韜略是極其頻繁的。決策者大量搜求智囊，成爲三國爭霸的一大特徵。許多重大事件的決策，均在事先經過多次反覆的謀劃，而後付諸實施。相反，那些不善於運用先後韜略的決策者，往往臨時斷決，倉促應付，缺乏周密的磋商，其結果無不失利。即使有少數偶而成功的例子，也幫助不了他們取得最終的勝利。
第三，是運用於行動過程之中。在一般情況下，先發制人原則往往收效更大。曹操、臧洪、鄭泰、劉劭、胡質、鍾會、張昭、周瑜、龐統等韜略家，在這方面均有成功的實踐。先發制人，往往出人意料，奪人先機，爭取主動，獲得優勢，在敵手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的情況下，已經制他們於被動，甚至於死地。決定先發，需要有第一、二階段先後韜略的奠基，只有認識超前，謀劃超前，才能保證行動上先發的成功，否則，先發之舉就可能成爲輕舉妄動，盲目行事。而與先發制人的情況相反，後發制人則往往更具打擊力，因爲先發是基於認識與謀劃的超前，是與對**奪時機等有利條件。後發則基於對敵方薄弱點的制約，更多的是對敵方已有優勢或實力的反擊。呂蒙、陸遜襲荊州、陸遜敗劉備、司馬懿制曹爽、司馬昭防鍾會等，均是很著名的後發制人範例。
先後韜略的三個不同層次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往往是綜合、交叉、連續使用的，無論是哪個層次、階段，這一韜略的核心和目的均在於制人而不制於人。在時機面前，“先即制人，後則爲人制。”(《史記·項羽本紀》)在嚴峻而複雜的形勢面前，先思後行，萬無一失。在具體的行動過程，先後隨時，動靜無咎。在三國韜略家眼中，可以採用先下手爲強之法，又可用後來居上之計。羣雄爭霸，三國鼎立，誰也不會輸給誰，其全過程，就有先後韜略的重大影響存在。董卓、袁紹先強後弱，曹操、孫權先小後大。劉彰先居益州之地，劉備後來佔據其境，…… 先後韜略實際上起着轉移空間、掉換主客、改變勝敗的非凡作用，因而使得一切行動都能遊刃有餘。而不致於進入死角，受制於人。
除了在認識、謀劃、行動中使韜略主體具備全面的、整體的思維方式之外，三國韜略家還特別注重先後韜略的另外一大側面，即其思維的內容。軍事上，究竟是先攻後守，抑或先守後攻；先聲奪人，抑或後發制人。先內後外，還是先虛後實。外交上是先合後分，抑或先交後離，政治上是治道爲先，抑或征伐爲先；立本爲先還是以末爲先……一旦將先後韜略的形式與內容巧妙地結合到一起，就能打出一個新天地，就能轉危爲安，起死回生，就能穩步、迅速地接近既定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