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逆韜略是三國時代的一大發明。人們通過對大自然的觀察，瞭解、接觸到宇宙中蘊藏的巨大力量：滄海桑田的變遷，山呼海嘯的風雷，燎原烈火的野焚，滔天白浪的衝擊……構成種種不可逆轉、無法阻擋的力量。中央王朝的失控，戰亂烽火的延漫，人心向背的走向。社會組織的解體……匯成強大的時代潮流，使人們無可適從，飄遊不定。自然與社會，存在着運行的內在機制，並通過種種形跡、表象，反映着一種鐵的規則。自然風雲的激盪，社會形勢的劇變，更使人們有機會體察其中的規則，總結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真理。三國順逆韜略的創造與運用，即基於上述思想與認識背景。
順逆韜略首先是一個銳利的思想武器。決策者在認識不清社會潮流的走向之際，一切所作所爲，都是盲目的，徒勞無功的，甚至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的。董卓、呂布、公孫瓚、袁尚兄弟、王凌、毋丘儉、諸葛誕、唐諮、曹爽孫皓等人，雖都有機會在當時能夠開闢一個好的局面，但終因不認識時代潮流，舉措失宜，甚至倒行逆施，葬送了大好時機，最後被時代潮流沖刷得無影無蹤。
順逆韜略是行動選擇的指南。通過考察三國時期韜略家的走向，可以測出其內在的思想動機。投入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公孫瓚等軍閥陣營的智囊人數就遠遠少於投入曹操、孫權、劉備集團的人數，而前者在一定時期的實力還很強大。韜略家們之所以選擇後者，與其說是後者個人的吸引力，不如說是後者所代表的政治前途和時代潮流被自己所認同。
三國韜略家們將順逆韜略的內容概括爲以順擊逆，逆取順守，順水推舟、逆風行船。
所謂順和逆的內涵，具體說來，有自然型與社會型兩種類型。自然型的順指天時、地利等各種有利條件，而逆則相反。佔據關山要塞、有利地形，憑藉風雨雷電、冷熱寒暑，富有物產資源、廣袤領土者爲順，反之爲逆。社會型的順，指遵循、符合傳統的那些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倫理道德、行爲規範、思想觀念…… 而與之相反、相違者爲逆。
以順擊逆，事半功倍。三國時代的高明韜略家總是不失一切時機地運用順逆韜略，奪取大面積的勝利。曹操首戰董卓，兵以義動，以順誅逆，雖然在軍事上遭到挫折，但在政治上、個人形象上卻取得意想不到的潛在成功。待到迎漢獻帝之後，政治上就處於絕對的順勢。劉備對待附屬、民衆，讓人有仁至義盡之感，打着漢王朝的復興旗幟，很能吸引大衆，他所注重的是對社會輿論的順向追求。曹、劉的壯大，與其實施順逆韜略有很大關係。曹魏滅蜀漢，東晉滅東吳，勢如破竹，不可阻擋，根本原因即在於以順擊逆。
逆取順守的韜略原則，由龐統在策劃奪取益州的戰略方案中點破。《三國志》所引《九州春秋》一書記載這樣一段史實：
(龐)統說(劉)備日：“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藉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遂行。
所謂逆取，指違背社會傳統規範，以武力奪取。而順守則按照社會規範，予以善後處置。逆取均爲暫時之行，權宜之計，靠順守加以彌補其本身的缺陷。三國韜略家的逆取順守韜略應用得均十分巧妙，曹魏代漢，司馬氏代魏，劉備入益州，孫權據江東，無不運用這一韜略原則。
至於順水推舟的韜略原則，運用的廣泛程度就更大了。仲長統著《昌言》，已闡明順勢者昌的深刻道理，從理論上總結了順逆韜略的重要原則。在實踐上，小到曹操殺彌衡、司馬昭害嵇康，大到曹丕稱帝、司馬炎登極，均使用這一原則。
逆風行船的韜略原則，不是普通人所能使用。冀州刺史王芬謀廢靈帝，爲逆時而動、逆風行舟，結果身敗名裂。毋丘儉、諸葛誕等反魏，亦屬此列，無不一一敗亡。但韜略家們幾乎無不使用逆風行船原則，並且有取得成功的大量實例，原因在於所逆之風不是時代的旋風、主流，而是個別的困難、厄境。其中最突出的，要數猇亭之戰後，諸葛亮對東吳外交關係的恢復。蜀漢國主劉備白帝城之死，系被陸遜戰敗所致，國人之憤，將帥之怒，可以想見。但諸葛亮從全局出發，忍痛復交，承擔着巨大的輿論壓力。諸葛亮堅持隆中路線、蜀漢國策，逆風行船，堅定不搖，從而力挽狂瀾，改善關係，使蜀政由亂到治，蜀國由弱轉強。
實施順逆韜略，要求決策者本人的素質達到很高的標準。他們必須目光遠大，洞若觀火。心胸開闊，包容萬象，敢於同陳腐之見、個人感情相決裂，敢於開時代的先河和風氣。因爲順逆韜略的成功運用，必須有同時代共俯仰、與潮流俱起伏的真知灼見和膽識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