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社會中，人們很難直達目標，一步登天。個人或集團，在其奮鬥的過程中，往往歷盡艱險，最後或有所成。他們始終向着既定目標，堅定不移地一直走到底，然而在實際行動中，則採用迂曲路線。三國時代，各大集團大都有着同一的最高目標，這就不可避免地發生激烈的衝突。這種衝突形成了強大的阻力，使雙方均無法輕易越過，於是，直接的、正面的抗衡，就常常轉化爲間接的、側面的、迂迴的鬥爭。曲直韜略在軍事、政治、外交領域內也就應運而生，並且其內蘊被不斷開拓、充實，成爲鬥爭中的重要工具。
曲直韜略在三國時代的發展主要側重在四個方面：一是繼承發展古已有之的以迂爲直思想，在實踐鬥爭中，變換手法。多樣化的戰略戰術，是這個時代對以迂爲直思想的貢獻。二是屈伸自如，靈活應變。三是以直爲主，以曲爲輔。四是曲直互用，晦隱莫測。與以往不同的是，曲直的含義在三國時代有了多層次的內蘊，曲指迂迴，曲折，收縮，側面，謙退，隱晦。直指直達，平易，拓展，正面，突進，公開。我們也正是在上述義項的界定內，討論三國時期的曲直韜略。
以迂爲直的韜略思想，爲人們所習知，而在韜略實踐中，由於韜略家的高超手法，以致常人難以識破。以迂爲直的實質，是爲達到直接目的，而走間接路線。由於間接路線的隱蔽性，曲折性，故在實施過程中，能避開對象的視野，使對象在毫無覺察的情況下受到打擊，因而受到嚴重的損失。這種損失在開始階段是不知不覺的，到有所覺察時，失敗與危亡的局勢將無法挽回。
以迂爲直的思想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哲理。老子《道德經》中講到：“將欲歙 (收縮)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換言之，希望達到直接目的，而採用間接手法，間接的、曲折的現象如何與直接的本質相聯繫，既能檢驗人們的認識水平，同時反過來又可以爲目的而設置常人難以辨認的假象。這兩個方面，三國時代的韜略家們均有獨到的體察和實驗。爲了推翻腐朽的東漢王朝，張角花了十年之力，先從思想影響入手，組織民衆，而不是立即倡導暴動，走的是一條十分巧妙的以迂爲直路線。東漢朝廷大赦黨人，調動統治階級內部的重要力量，同樣是走間接路線。改刺史爲州牧，表面上是制度的改變，其實是權力割讓。劉備示人以仁信，最終目的是爲了使更多的民衆擁護自己。曹操不稱帝，是爲了子孫的帝王基業更加牢固。此外，諸如曹操處置禰衡，鄧芝出使東吳，劉備、孫權在中原以外創建霸王基業，魏、蜀、吳三國對待少數民族的方針，諸葛亮北伐，司馬懿保持沉默……都不能以表面現象爲實質。識者洞若觀火，早作設備；愚者就事論事，缺乏遠見。間接多路線使對象不清楚敵方的真實意圖。三國時期以迂爲直的大量韜略實踐成功地打破了施謀客體內在的平衡與穩定，達到預定的目的，其多樣性與複雜性，是以往任何時代難以比擬的。
曲直韜略在三國時代的一個新發展就是突出曲的作用，收放由心，屈伸自如，靈活機動，善於應變。當然，曲是爲了直，屈是爲了伸。曹操在政治上常處曲勢，對漢獻帝的外表尊祟只表明時機未到，以屈求伸。劉備在個人勢力弱小之時，四處投奔，委屈求全。此外，孫權、諸葛亮、司馬懿等人，均是善用曲術的高手。
三國畢竟是一個激烈動盪的社會，開闢前途，發展霸業離不開強大的實力，離不開武力的對抗，這就使得曲直韜略中曲與直的地位輕重有了明顯的區分。以直爲主，以曲爲輔是當時使用曲直韜略的總體特徵。只不過在表現形式上，曲直互用，難辨真僞，晦隱莫測，撲朔迷離。如賈詡對董卓部將的指點，對曹操立儲的點撥。曹操對西部軍閥的態度，荀彧對曹操的輔助，棗祇、任峻的屯田之策，杜畿對河東的對策，趙儼對韓、馬舊部的處置，司馬昭對鄧艾、鍾會的使用……其中都有着常人難以覺察的深刻目的。當然。內中秘密爲達者所識，後果將是十分嚴重的，一種結局是前功盡棄，一種結局是身敗名裂。
時代風雲的詭譎多變，使得個人與集團的目的無法直接實現。而曲直韜略的頻繁應用，也使得情況複雜嚴峻，動輒有咎。整個三國時代，是戰亂、裂變的天下，但又無不趨向一種從局部到整體，從地區到全國的兼併、統一。這是時代和社會發展中曲與直的變化。三國時代中曲直韜略的成功運用，實際上也反映了人們對事物本質的認識。事物運動的辯證法向人們啓示着一種客觀世界的真理，人們一旦認識和掌握了這一真理，並運用於實踐，就會總結出一種新的思維定勢，這種思維定勢打破了以往平鋪直敘的模式，換來了實際行動中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