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哈姆-施姆茨不惹人注目地穿過所羅門-謝拉頓王飯店的大廳，從一羣遊客中間擠了過去，走下樓梯，經過日本餐館，走進美國餐館中。淺色的橡木傢俱、深綠色的傢俱裝飾布和鏡子般的牆面，塑料封面的菜單，裝着假古董的玻璃盒子。很漂亮。那個女人喜歡美式食品。
和往常一樣，他來早了，而他也正想等她。但她卻已經到了，正坐在設有鑲鏡面的凹室裡一個火車座中，讀着菜單——雖然她很可能已經記住那些菜了——手邊放着一杯咖啡。
她看見他，微笑着朝他招招手，很漂亮。
應該說對她這個年紀的人來說是很漂亮的了。
雖然他明知道笑臉是刻意做出來的，他還是喜歡看她。比起爲了讓性罪犯程序一案運行而做兩個小時的筆頭工作來，和她見面要愉快得多。
一位女服務員主動幫他找座位。他告訴她自己要與那位夫人坐在一起，接着就向火車座走來。她過分熱情地問候他，伸出一隻骨骼很好看的手，說他們倆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見過面了。
“太久了，”施姆茨說，“肯定有三、四個月了。”從上次聯繫至今有三個月，而從在艾拉特的那個晚上至今已經十個月了。”
“確實如此。請坐，親愛的。”
一名金髮碧眼帶美國北方口音的服務員走過來，遞給他一本菜單，聽他點了一杯加檸檬的熱茶後便離開了。
“你氣色不錯。”施姆茨對她說。這句話雖然沒有說完，倒也是他的本意。她把頭髮染成了接近栗色的深棕色，但不慎保留了幾根灰白的髮絲。她穿着剪裁合體的米黃色亞麻布西裝，領子上的黃玉胸針更襯托出了她的棕色眼醇。她的化妝品使用得很有效果——使她的皺紋柔和了些，而不是試圖去掩蓋它們。
總而言之，她是第一流的優雅人物。她的身材棒極了，玲瓏有致。他曾聽到過一些關於她的故事：1950年她成了寡婦，開始在海外巡迴演說，從倫敦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然後在紐約呆了很長時間；她在美國股票市場上發了大財；她捲入了艾赫曼大搜捕中；她利用她親生的孩子作爲掩護。沒法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胡說八道。現在辛-貝特擁有了她，她終於呆在了離家近的地方，雖然施姆茨還是不知道她的家到底在哪裡。有一次他曾經去查過文件，試圖找到她，想跟蹤她到艾拉特去。可回答總是：沒有她的地址。沒有她的電話號碼。沒有叫這個名字的人，先生。
她微笑着，手交疊着放在面前，施姆茨卻在想象她正在承擔的那種職責：在領事館的宴會上啃着魚子醬烤麪包的社交界女總管。安慰公園長椅上的老奶奶，喂她的孩子吃甜食，尿布也要搶佔她錢包裡九毫米寬的空間。富有的女遊客下榻在飯店套間裡，與某位來訪的顯貴所住的套間剛好相鄰，用聽診器貼在牆上聽，聽到古怪的機器旋轉的聲音和“嗡嗡”聲。她不必去做文字工作，也不必對垃圾箱進行監視。
艾拉特的那一夜應該算是一次僥倖，是執行完任務後放鬆一下緊張的心情吧。
他環視着餐館。房間對面坐着一羣美國大學生，三女兩男，很可能是希伯來大學的。晚上到城裡來吃頓飯，免得去吃食堂的飯菜。九美元一個的漢堡包和可口可樂。
在遠遠的另一頭坐着一對年輕夫婦和兩個小孩。丈夫留着鬍子，戴眼鏡，看上去像個教授；妻子個子不高，薑黃色的頭髮，是個真正的遊客，兩個孩子都是男孩，一個大約有六歲，另一個還要小一些，他們喝着牛奶，開懷大笑。他偶然聽見幾個談話的片斷，是美國口音的英語。他們都穿着顏色鮮豔的短褲和馬球襯衣。也許他們美國人就是這個樣子的，雖然你永遠無法確切地瞭解他們。
在其他方面，這個地方可說是死氣沉沉——大多數旅遊者都是篤信宗教的人，在大衛王路吃了安息日的齋飯，因爲那裡的裝璜更爲傳統一些。
“沒有太多公事。”他說。
“吃完飯再說。”女人說。
服務員端來了他的茶，問他們點好菜了沒有。
她點了一份小牛排和帶土豆條的炒雞蛋——把這稱爲法式炸土豆——又點了咖啡。他中午在科哈維那裡吃的什錦燒肉還沒有消化掉，就只點了一筐蛋卷、冰淇淋和果凍。
他們吃飯時只談了些輕鬆的話題，她要了蘋果餡餅作爲甜食。服務員把碟子收走以後，她把錢包放在桌上，取出一隻粉盒，打開它，照了照粉盒裡的鏡子，撫平幾絲並不亂的髮絲。在她整理自己的時間，施姆茨注意到她的錢包是開着口的，這樣他就看見了裡面的錄音機——是個日本產的微型機，聲控，只有一盒煙那麼大。高科技。她們那種人喜歡這個。
“我明天要上街購物，親愛的。”她碰了碰他的手說。這個肌膚的接觸喚起了許多回憶，柔軟雪白的皮膚上蓋着黑色的絲綢。
“你需要些什麼嗎？”
明知故問，他對她說——
文學資訊 掃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