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在心裡一直對米哈伊爾-伊萬諾維奇-加裡寧同志保▍這尊重的蘇聯領導幹部。
自從1922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式成立之蘇聯最高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最高蘇維埃改組之後，加裡寧成爲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一直到1946他過世時都保有這個地位。很少有人知道，蘇聯的國家元首其實不是斯大林，而是這位已經年過60的加裡寧同志，雖然只是名義上的元首。
加裡寧不僅是蘇聯政治家、革命家、早期的國家領導人，在林俊心中他更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加裡寧與列寧一樣都是相當關心勞工與農民的領導人，常常以國家領導人身份與一般市民接觸並且瞭解市民的希望，並且展現一個“好爺爺”的風範；在大清洗期間也有不少人寫信給加裡寧，而加裡寧也常常介入審判，因此救了不少無辜的人——這一點是林俊最佩服的，要知道在大清洗時期敢於站出來的人實在太少了。因爲加裡寧爲人幾乎無可挑剔，很多人也稱呼他爲爲“親切的祖父加裡寧”。
加裡寧人生中唯一的缺憾就是在卡廷大屠殺屠殺波蘭士兵的事件中，他也有在公文上簽名批准。對於這一點，林俊也有他地看法：有時候一個偉人也不得不做違心的事。就連對中國革命有過巨大貢獻的加侖將軍也曾經在對奉系軍閥戰俘處置的問題上犯過錯誤，留下終身的遺憾。
這次斯大林將加裡寧的專機臨時調給自己，也應該和加裡寧一貫的“好爺爺”作風分不開：如果這次到赤塔的是伏羅希洛夫元帥，那林俊也只能再次窩在運輸機簡陋地帆布座位上去遠東。
這次“截”了加裡寧的專機，雖然誤不了他的行程，但林俊還是過意不去。
“斯諾爾尼克，上次那個中國的軍事委員長送我的茶葉你有沒有帶上？”
這段時間林俊身邊的三個隨從分工明確：費科奇諾夫負責一切機密文件地調動和整理，一個全職的機要秘書；蘭德斯科奇就負責他的貼身警衛工作；而斯諾爾尼克暫時將自己司機的職責放在一邊。當起了首長的生活秘書。
“都帶了，安德烈同志。”這是林俊對部下的要求：不要叫自己首長，還是安德烈同志聽着舒服。
“把那罐還沒開封的拿出來。”
“是，安德烈同志。”
斯諾爾尼克走到機艙後部，從小型的行李艙裡取出林俊的其中一個行李箱，拿出一個錫罐交給林俊。
這是個沒有任何花紋裝飾的罐子。看着一點也不起眼，乍一看還會以爲是個大號地發煙罐，只有行家才知道這是存放茶葉最好、也是最高檔的容器。
叫過機長：“老安德烈同志，請你把這罐子帶給加裡寧同志，並請你轉達我對加裡寧同志借用專機地謝意。”
“安德烈同志，您能不能告訴我這裡面裝的是什麼，要不加裡寧同志問起來我不好回答。”
可憐地老安德烈中校問這句話的時候有些提心吊膽：萬一眼前的這位安德烈以爲自己話裡有話就糟了，但他又不得不問——眼前的這玩樣怎麼看都像個大號的手雷。
“呵呵，罐子裡裝的是最好的中國茶葉，中國的軍事委員長送給我地。你可以先把它交給加裡寧同志的生活秘書，只要把我地問候直接帶到就可以了。”
林俊不是傻子。一個俄羅斯人是實在看不明白這個錫罐子的用途的，他也能理解機長爲什麼會這麼問。當然。林俊不會去計較機長的這句話——人家也是不得以。
這次這架高級公務機將先直飛莫戈恰，然後在調整航向飛往阿穆爾河畔共青城。前一段航程接近1700公里，而第二段航程足足有1900裡。這一路就是一切順利，林俊也要在入夜後才能抵達共青城。一般公務機不會採取這種超長距離的持續飛行，但由於時間緊迫，而且機組成員也相對熟悉這條航線，最重要的是乘客也不反對這麼飛，航線就這麼定了下來。
這邊境衝突可打不了幾天。要是到的太晚就沒自己什麼鳥事了——這可不是林俊的脾氣：淞滬戰場上自己被各種原因弄的束手束腳，還等着到遠東好好出出這口悶氣！
在和日軍的幾次邊境衝突中。蘇聯紅軍就沒客氣過，一貫就是全線出擊，而這也是林俊最喜歡的。自從1931年九一八日軍佔領東三省後蘇軍已經和日軍在邊境上摩擦了20多次，但每次都是真正的
“雖然是邊境衝突，也要把這邊境衝突打得風生水起！”林俊在想。他爲什麼要這麼想：因爲邊境衝突就是邊境衝突，雖然規模最大的邊境衝突雙方都能投入超過六位數的兵員，但它還是邊境衝突，成不了全面開展。林俊來了，那這次衝突就不會以雙方傷亡幾十人的結果不了了之，要來就來個大的，怎麼着也要把邊境附近的關東軍和日本的朝鮮軍打得哭爹含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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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穆爾河畔共青城簡稱共青城，位於蘇聯遠東哈巴羅夫斯克州阿穆爾河（它的上游就是黑龍江）中游，因爲緊挨着阿穆爾河，所以被稱爲阿穆爾河畔共青城。它原來不過就是一個小鎮，是在在1932年由蘇聯產主義青年團於按照工業中心的規劃建造起來的，到了1937年這座新興的工業城市已經初具規模。不得不佩服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建設能力，當接到中央的指示，來自全蘇聯各地的年輕建設者集聚到這篇人煙稀少的地區，在短短几年的時間裡就在阿穆爾河畔出現
興的工業城市。
林俊乘坐的飛機在夜色中出現在共青城上空，他對於下面的城市應該說是非常熟悉——當然是還在前世的時候。
幾十年後，共青城有一個世界著名大型企業——“加加林阿穆爾河畔共青城航空生產聯合企業”，因爲在林俊的前世時它製造的是蘇－27系列軍用飛機。前世的林俊還是中學生時就隨父親幾次到過共青城，而且他飛行學員生涯的最後半年就是在這裡度過的，可以說對它非常熟悉。
又是一座“熟悉“的城市，卻還是一如既往的物非人也非。
“共青城，我又來了。”
在機場迎接林俊一行人的是三級國家安全政委留希科夫，林俊還是第一次和這位留希科夫打交道，以前在莫斯科沒有見過面。
留希科夫向林俊通報了前線的情況，而時間爆發的原因讓林俊大吃一驚：這時間都被自己快弄的亂套了！但這個驚奇和林俊下面想到的一件事帶來“震驚”相比，那實在是小意思了：在聽完留希科夫的情況介紹後，林俊在整理張鼓峰事件的記憶時，感覺眼前的這個留希科夫的名字是忽隱忽現。經過幾分鐘絞盡腦汁的記憶挖掘後，林俊終於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答案——眼前的這個留希科夫在蘇聯的歷史上可是排的上號的叛國者！
歷史上張鼓峰時間地爆發原因是1938蘇聯三級國家安全政委留希科夫（三級國家安全政委相當於中將。用西方國家的習慣稱呼就是政治中將；但有些資料裡稱留希科夫爲政治大將，這裡面有爭議，但能夠確定的是這個留希科夫掌握了大量蘇聯的核心機密。）叛逃（叛逃原因有多種說法：有逃避大清洗說，但就是要被清洗，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也是不會背叛祖國的，所以個人認爲他絕對是個僞共產主義者。），從蘇聯第五十九國境警備隊管轄的正面逃越國境進入滿洲。先不去討論留希科夫叛逃帶來地惡劣影響和後果，在38年7月7日，關東軍特種情報機關獲悉蘇聯新任的第五十九國境警備隊隊長向哈巴羅夫斯克的上司發了一封電報，建議：務必向香山洞西側高地部署兵力。（香山洞：張鼓峰東北約十二公里西側高地，據我們分析是指位於邊境線上的前樓山。）
這邊的關東軍認爲，在電報中提出的上述意見。是留希科夫逃亡後蘇方重新調整部署地一個前兆。於是關東軍把上述電報通報給朝鮮軍、琿春駐軍以及琿春特務機關，由這幾個部門共同監視張鼓峰地區的蘇軍活動。
到了7月9日這天，在張鼓峰山頂出現了十幾名蘇聯兵，西側即滿洲國一側的山坡上開始構築陣地。到7月11日下午，人數已達四十名左右。
715，日本駐蘇代辦向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提出照會，要求蘇軍從張鼓峰迅速撤回。蘇聯方面答覆說：蘇軍的上述活動是在蘇聯領土內（對於這一地區的歸屬，日蘇兩方各有個的依據，都認爲是自己的）進行的，因而拒絕了日方的要求。接着。7月20日本駐蘇大使重光葵再次向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提出要求恢復原狀，否則產生的一切後果概由蘇方負責。但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地回答是：任何威脅都嚇不倒莫斯科。
大本營陸軍部認爲。蘇聯佔領張鼓峰是屬於非法越境，於7月16日命令朝鮮軍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將“根據形勢需要。可在邊境附近集中朝鮮軍所屬部隊，但行使武力要根據另外下達的命令”。
而接下來就是日蘇雙方軍隊圍繞高地（這是蘇軍地叫法，就是張鼓峰，俄語的含義是湖對面地高地）和邊上的高地（沙草峰，俄語意思是沒有名字的高地，也就是無名高地，位於張鼓峰北方二公里多，高度略低於張鼓峰）反覆地進行爭奪。
上面的是林俊記憶裡的歷史。可現在差不多全倒了過來：1937年15日上午，第五十九國境警備隊的觀察哨發現在張鼓峰山頂+>左右日軍。他們在山頂東側即蘇聯一側的山坡上開始構築陣地。當地駐軍立刻將這一情況向位於哈巴羅夫斯克的遠東軍區司令部彙報。
遠東紅旗特別集團軍（我們常提到、也相對熟悉地遠東方面軍是1938年7月1號以後:即將這一情況通報莫斯科，斯大林立刻命令駐日大使向日本外交部發出照會，要求日軍迅速從張鼓峰撤出，但得到地答覆是：日本的上述活動是在己方領土內進行的，因而拒絕了蘇聯的要求。
斯大林按照自己的一貫風格，沒有再和日本唧唧歪歪，直接給布留赫爾發去一份電報：立刻奪回被日軍非法佔領的土地，務必趁此機會給日軍一次重大打擊，切實保障邊境安全。
有了斯大林的明確指示，16日上午蘇軍就以兩個步兵連了張鼓峰，而第二天日軍又捲土重來，派兵擊退蘇軍，重新佔領該高地。
這下日軍是桶了馬蜂窩了，布留赫爾元帥大舉調動部隊，準備動用兩個整編步兵師、一個獨立機械化旅外加這一地區的所有航空兵的兵力大舉進攻。由於邊境區域的交通並不方便，大部隊的調動集結需要時間，從9月17日起，蘇聯的邊防部隊就一直在和日軍爭奪張鼓峰，陣地反覆易手20幾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