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月後，《大宋新華報》開始正式登上了舞臺，它的編緝成員自然是大宋精英階層中的精英，爲首的主編居然是又是一個王靜輝耳熟能詳的人物──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的範純仁，范仲淹的兒子！
王靜輝對範純仁的歷史並不陌生，但也稱不上十分熟悉，之所以能夠注意到他，還是因爲他的老子范仲淹太過有名，想不知道都很難，此時的範純仁已經四十三歲了，他的兄長範純佑已經過世。這個範純仁也是歷史上“熙寧變法”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不過他和司馬光是同屬於保守派的，司馬光在前，範純仁在後，由於個人的操守和才能再加上他老子范仲淹留下的深厚人脈，範純仁在司馬光死後便成了保守派的中堅人物，這到和變法派中的王安石和呂惠卿的繼承關係有些相似。
說起《大宋新華報》，本來有人提議使用《中央報》這樣的稱呼的，不過被王靜輝立刻否決了──這讓他想起後世民國時期那份專門以吹牛爲著稱的《中央日報》，這可不是一個什麼好兆頭，所以乾脆把《中央日報》的對頭《新華日報》給搬了出來。他心中對此也是好笑的很，也不知道是誰想得要用“中央”做報紙的名稱，別人可能不知道，但王靜輝對這個詞可是敏感的很，“新華”對於一個後世中國人來說也是一個特別地詞。本來這還是準備留着給自己的商行所用，不過想想“新華”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夠用的了的，乾脆拿出來給朝廷的報紙更加實際一些。
王靜輝雖然在報紙的問題上和司馬光達成了一定地共識，不過他也沒有想着全靠司馬光。在《大宋新華報》創刊半個月後，楚州和杭州的商人羣體在王靜輝的示意下聯合起來推出了《大宋商報》；杭州西湖學院和汴都華英書院各自都推出了自己的書院學報。一時間大宋有了三家最重要的報紙，還有兩份一南一北兩份學報。它們都有着共同的特點──無論在刊印、發行還是運輸渠道上都是由商務印書館來完成的，除卻兩份學報所面向的對象比較狹小之外，其它三份報紙都是通過商務印書館的行銷渠道直接面向全國發行。王靜輝苦心經營《大宋明鏡報》這麼多年，所積累下來的深厚功底在這個時候發揮了巨大地作用，否則想要把報紙面向全國發行也不是這麼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在這個時代，就是朝廷想要發行一份全國性的報紙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有《大宋明鏡報》用了幾年時間探索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和渠道纔有今天地場面。
這還不算完，王靜輝已經分別給河北的韓琦和陝西的富弼，詢問是否可以在這兩個地方設立一個地方性的報紙。用以覆蓋北方和西北地區。雖然還沒有收到這兩個人的回信，但王靜輝可以預見地是他們絕對不會放棄報紙這樣有力的武器，若是在四五年前報紙纔剛剛開始創刊的時候，沒有人嫩夠意識到輿論地威力，但這幾年王靜輝用手中的《大宋明鏡報》爲依託。向士林、官僚、工商等各個階層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所達到的政治效果是所有知情人都明白的。
在王靜輝的構想中，全國性的報紙只需要有這麼三四份便足夠了，太多的全國性報紙以現在的市場肯定容納不下，最後還是會被打回原型。而《大宋明鏡報》是大宋第一份報紙，市場開拓有着足夠地功力，不僅在流通渠道上是無人能及。而且還大力投資教育，在這四五年間的投入使得同期大宋所能夠培養出來識字的人更多，這些人都是報紙的潛在客戶──在大宋的有些大城市中的酒樓茶肆之中，已經出現了專門以讀報爲生的“讀報人”，規模稍大些的酒樓中，都會專門僱傭這些人來爲客人讀報以招攬客源。
開辦的時間早，有着豐富的辦報經驗是《大宋明鏡報》的優勢，而且也是全國第一份全國性報紙。不過《大宋新華報》的背景是官方，是代表大宋的行政力量。這就註定《大宋新華報》自開刊刻印的時候就已經成爲全國行報紙了，發行上也是兩條主線──朝廷的個個行政單位會按照距離汴都遠近得到這份報紙，而民間發行則是以《大宋明鏡報》這幾年來建立的發行網絡。不單單是《大宋新華報》是用《大宋明鏡報》已經非常完善成熟的發行網絡，《大宋商報》也是如此，華英書院和西湖書院的兩份學報因爲其學術性比較強，用戶範圍也比較狹窄，不過透過這個發行網絡，只要想看這兩份學報的人前來預先訂購，在大宋交通比較發達的地方也是可以非常及時的得到最新的報紙。
王靜輝非常明白，若想在最短的時間內讓整個社會有非常明顯的提高，就必須將教育擺在第一位發展，當然這是在國家沒有外患或者沒有重大威脅的前提下，不過他環顧大宋四周這些國家，歷史上如臭蟲一般不死堅持到蒙古人出現的西夏，現在已經被徹底打成殘廢，就算大宋不去攻擊它，沒有個十來年休想恢復元氣，但大宋能夠給它這個復原的機會嗎？若不是因爲大宋財政纔剛剛脫離危險邊緣，王靜輝早就慫恿皇帝趙頊先掃平西夏了。至於遼國，按照歷史應該不會有什麼作爲了，至少在三四十年內，大宋即便不主動向外發動戰爭，周邊也絕對不會有危及大宋的武裝力量存在。
平夏戰爭自然會有人去做，這用不着王靜輝去操心，局勢走到現在這一步，是他該退居幕後地時候了。只要在戰爭後勤上做好準備，幫助朝廷的軍隊在西北有足夠發動戰爭的儲備，那其他的事情就和他無關了。
現在王靜輝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更好的引導整個大宋，改善它不合理地結構，提高其教育水平，若想達到自己的目的。單單對大宋統治高層進行影響還是不夠的，換句比較有名的一個口號是：“讓這個社會更多的人覺醒！”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報紙是這個時代最方便，威力最大的輿論武器。
《大宋商報》，這是完全出於爲大宋商人而服務的報紙，上面除去有對朝廷有關經濟方面地法律解析之外，還有內容非常豐富的商業信息。其實在宋朝的時候早就有廣告了，而王靜輝幾年前創辦《大宋明鏡報》的時候，第一次將商家的廣告搬上了報紙──之前大宋商家所謂地廣告都是區域性質的，在街頭巷尾所粘貼。倒是有些類似後世鋪天蓋地的小廣告一般，高明一些的商家會邀請一些戲班或是雜耍團來表演，以吸引百姓購物，但卻沒有像後世那樣“XX公司友情贊助”的字樣。
《大宋商報》地出現使一些像楚州和杭州這樣有實力的商家向外擴充的專業廣告宣傳，購買地人主要是商家。但是這樣並不足以擴大《大宋商報》的影響力，因爲中國自古以來便有抑商的傳統，更有歧視商人或是侵佔商人財產的事情發生，商人本身的社會地位也很低，更讓王靜輝感到有些頭痛的是。大宋雖然並不採取抑商的政策，但是大宋卻是中國歷史上儒家最爲繁盛的時期，儒家思想的盛行就肯定會阻礙商業地發展。至少如果讓這個社會的上流來認同你，你肯定不是一個商人──當然小王駙馬是最個別的例外。
《大宋商報》和其他兩份全國性的報紙有着很大的不同，雖然這份。報紙和王靜輝的關係是不言而喻的，但這份報紙並不像其他兩份報紙那樣得到了王靜輝在資金上的全力支持，這份報紙的營運都是由楚州和杭州兩家商會所支持，資金來源除去報紙上的廣告之外，所不夠的地方也都是由商會會員來平攤，也就是它的發行量和價格的多少，完全是由商人們自己來衡量。若是放在從前。商人麼肯定不會幹虧本兒的買賣，但是廣告的效力已經從《大宋明鏡報》上得到了充分的證明，況且王靜輝也送給兩地商會一句話：“商人的社會形象和地位完全是靠自己來改變的！”
王靜輝在楚州和杭州有着非常高的聲望，商人們更是對他非常信服，最主要的是小王駙馬在他們眼中和財神沒有什麼區別，伴隨小王駙馬的永遠是財富，而且和小王駙馬合作絕對沒有什麼後顧之憂，除了不會侵吞他們的財產之外，只要能夠和小王駙馬掛上關係的生意，就是官府也要給三分薄面，這就相當於給他們的財產買了一份保險，讓商人們安心的很。其實和王靜輝接觸的時間越深，商人們可以感受到王靜輝心中的一些想法──改變商人的地位，通過各種善事來提高商人在人們眼中的評價──這也是王靜輝所能夠想到唯一提高商人地位的辦法，因爲中國歷史上根本就沒有保護商人的社會習慣，也就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管子才這麼做過，對他而言最有利的一點便是孔聖人將管子排在周公之後，這在儒家的地位當中是非常高的了。
商人的社會地位就決定了《大宋商報》的命運，不過王靜輝可不是這麼容易認命的人──《大宋明鏡報》當初就是靠一些《封神演義》、《西遊記》這樣的“通俗文學”白話文學來打開了銷路，擴大了其影響力，王靜輝爲了不讓《大宋商報》成爲雞肋，便開始在《大宋商報》上連續發表文章──這些文章都是經濟理論方面的，《經濟學》是後世大學中每個學生必修的課程，王靜輝雖然對後世的經濟學並不精通，但來到這個時空後經商起家，使用商業手段來影響大宋高層，上呈給大宋統治高層的許多策論中都有經濟學的影子，他對這個時代的商業運行狀況是十分清楚的。
王靜輝在《大宋商報》上發表地第一篇文章便是《論國家調控手段對社會經濟運行的影響》。這完全是針對王安石變法所發表的一篇經濟理論方面的文章，儘管在後世經濟學家的眼中，這麼粗糙的文章有些慘不忍睹，但在這個時代其轟動效應卻是毫不亞於一場學術界地地震，當這個時代的大儒、士子們在《大宋商報》上面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其內心的情緒是非常複雜的。這些人當中也包括了王安石、司馬光、文彥博等朝廷重量級人物。
由於這篇文章所闡述的內容正是王安石變法的理論依據，所以引起的反響是巨大的，一時間《大宋商報》成爲衆矢之的，各種評論紛至沓來，王靜輝也採取了聽之任之地態度。《大宋商報》的經營權雖然不在王靜輝的手中，但是編緝和辦報思想都是來源於他，所以《大宋商報》對於這些不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評論，精選出來刊登，當然這場論辯地主力依然是王靜輝。
不過當第二期的《大宋商報》出版後，人們都是一陣愕然──《論自由經濟和管制經濟的優劣》。作者依然是那個引起廣泛爭議的小王駙馬。爭論依然在進行，但隨着每一期的《大宋商報》，王靜輝每次都會有新地經濟理論文章在上面刊登，這引起了所有人的關注，這些經濟理論給大宋所有的有識之士打開了一扇新地窗戶──人們從來沒有想過他們眼中一錢不值的經濟原來和國家民生關係的這麼緊密。王靜輝的文字依然採用白話文。所有的人只要會識字都能夠看明白，但卻僅僅有少數人能夠明白其中的深意──這些少數人當中既有擁護者也有反對者。
王靜輝對此並不以爲有什麼大不了的，他從來就不缺乏擁護者，更不缺乏反對者，一個新的觀點誕生總會伴隨產生爭議。若是沒有人來爭論纔是他的失敗，況且他也秉承着“真理越辯越明”地觀點，有了這些爭論正是人們關注這些經濟理論的表現。只要有人能夠看得進去。看得明白，他的任務就完成了──總有一天這些擁護者也好，反對者也罷，在碰到問題的時候都會學着用另外一種視角來看待處理問題，他的任務便是給人們提供更多的選擇，開啓這些人思考的動力。
王靜輝不知道，已經有很多有心人將這些刊載他的經濟理論的《大宋商報》收集、整理起來，多年以後有人將他在《大宋商報》上連續發表的一百三十多篇各種經濟評論都謄抄成冊，私下傳閱。後來商務印書館的曾掌櫃得知後便乾脆將之收集整理出版。當曾掌櫃將整理好的書稿交給王靜輝，想讓其專門爲此書起一個名字後，王靜輝嘴角露出了一絲笑容──“這可是宋朝版本的《國富論》啊！”他心中默默的說道。
王靜輝發表這些經濟評論當初固然有想普及最原始的經濟學以影響這個時代的士人以更加科學謹慎的態度來看待社會經濟運行，但沒有想到自己寫出來的東西居然是《國富論》的翻版──當然這與後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內容上有很大的區別，就其學術水平和引起的重視程度上來看遠遠超越了《國富論》。
雖然兩者有很大的區別，但王靜輝還是以《國富論》爲這本書定了名字，裡面的內容完全是以他在後世所學到的《經濟學》爲藍本，結合他對這個時代經濟運行的理解綜合寫成的，這樣的書更加具有指導性，更加適用。王靜輝也將這本書列入了華英書院和西湖書院的教科書，儘管當時也有很多書院的老師和學生反對過，但說服他們並不困難──孔子將管子的地位評價的非常高，這並不是因爲管子有多深厚的儒學功底，正是由於管子將“利”發展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國家之大利”爲重，這與《國富論》的初衷並沒有什麼不同！
隨着華英書院和西湖書院將《國富論》引入到教材當中，不出幾年之間，大宋絕大多數的書院都將此書列爲教材之一，以至很多年後大宋朝廷在進一步改革其科舉制度的時候，將《國富論》列爲天下應舉士子必讀之書，後來乾脆列爲單獨考試的一科，這些變化是王靜輝在當初所從來不敢想過的──以他對一個以儒學爲治國指導方針的朝代居然能夠使用《國富論》做教材，乃至當作考試科目，他還以爲這輩子是看不到那一天的，沒有想到世事發展確實是難以以常理所論的。不過這些都是很多年以後的事情了，現在王靜輝爲《大宋商報》撰寫經濟評論卻沒有想過這麼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