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鹽鐵的阻力之大，居於這幾項政令之首，又或者說，最後推行的官鹽鐵政令，恰恰好，就承接了前面勒令河東流民還鄉、發動民役修繕河渠水利所醞釀着的怨氣。
一開始，連衛覬、裴潛都不贊同官鹽鐵的郡府政令。
兩人都是有才識之人，自然也能夠看到這官鹽鐵的重利，只是認爲閻行爲政伊始，正是行善政，安撫民心之時，如果操之過急，難免會激起河東一郡的反彈。
畢竟西涼軍入河東，實際上靠的，還是手中的刀兵，殺傷的，也是河東的士民。
無奈，雖然聽了兩人的勸諫，但閻行已經下定決心，就算阻力再大，也要推行。
哪怕如今在郡府外面，已經有太守苛政、殘民斂財的流言在傳播。
官營鹽鐵，依舊會是閻行郡府政事中的重中之重。
冶鐵，不僅牽涉到了一郡農具的打造，攸關百姓的農業生產，而且還關係到了軍隊的戰具、兵甲、器械。
西涼兵號稱天下勁旅，靠的除了邊地漢人、羌胡義從的驍勇悍戰外，還有輕剽奔擊的戰馬。
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徵收郡中私人的冶鐵作坊，合併到郡府設置的鐵官中來，從而擴大郡府冶鐵的規模，打造出更精良的兵器來，也是閻行要求今後要做到的。
而解池的鹽，乃是上佳的產地，質量和產量都是有保障的，朝廷原先就已經設置了鹽監，實行官營，閻行只需要讓郡府依葫蘆畫瓢，再革除弊政，就能夠將鹽業牢牢掌握在郡府手中了。
至於所謂的軍功授田和求賢令。閻行則發現在眼下是行不通的。
秦漢之初的軍功授田，這套制度，是依照“依軍功授爵”、“依爵位授田”的形式進行的，如今軍功爵這套制度已經完全崩壞，除了列侯、關內侯兩級還算是正常外，其他的爵位已經氾濫混亂、不可甄別證明了。
所以推行軍功授田的制度，至少要具備兩個必須的基本條件，一來就是要重建一套能夠與軍功、田畝掛鉤的爵位制度，二來就是爲政者手中要有大量的無主田地。
而這兩個基本條件，閻行、河東郡都不具備。
重建爵位制度，是關係到全天下的事情，又豈是一個小小的河東郡能夠擅自逾越，更改朝廷的名器的。哪怕到了曹魏當權的鼎盛時期，曹操依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徑直接受五等爵位制度。
而大量的無主田地，河東郡原本就是歷朝歷代開發已久的大郡，在鐵犁牛耕的技術下，郡中可以開墾的田地，已經基本開墾完畢。閻行能夠用來安置流民，推行民屯、軍屯，還是因爲河東近年來戰亂頻發，導致出現了衆多拋荒的無主田地。
在推行了前面的政令之後，郡府管轄的公田已經寥寥無幾，只能夠用來作爲安置傷殘老兵、營建大規模工程、後備土地之用。
而求賢令的推行奏效，依舊需要有兩個基本條件，第一個就是禮崩樂壞、革舊鼎新的大背景，第二個就是遊士遍野、晉升無門的人才環境。
這兩個條件，時下同樣不能夠滿足。本朝推崇儒學，光武皇帝息馬文治、明章二帝尊師重道，再經過歷代漢天子對儒學的尊崇，如今是漢室雖衰，但官方的儒學卻還沒到了禮崩樂壞、革舊鼎新的程度。
而遊士遍野、晉升無門，這種人才環境，是戰國時候的，不是眼下的漢末的。入仕州郡、朝廷徵辟、任子姻親，是時下公認的入仕途徑，而建千金臺、設招賢館，堂而皇之地將公器私用，效用如何暫且不論，但絕對是類似袁術稱帝一般，將野心昭告天下的妄行。
至於曹操的求才三令，發佈於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曹魏集團中的人才以兗州、豫州、冀州、荊州的人才爲主，早在求才三令發佈之前已經成型，沒有聽說曹魏的後續人才是用求才三令招來的，“治平尚德性，有事賞功能”是求才三令的核心，但實際上恰恰曹魏頒佈求才令之前是“有事”階段，而之後轉入“治平”階段。
從第一道求才令中的”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易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纔是舉，吾得而用之。”來看，受命及中興之君、周文王與姜尚、劉邦與陳平、《尚書·堯典》“明揚仄陋”的典故，用意何在，目的是否爲了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言而喻。
故而，閻行並沒有不切實際，一味效仿前人、後人的成功經驗，而是踏踏實實地採用了足兵足食、礪練軍士、闢除境內人才、鹽鐵官營等穩妥且切中實效的政令。
當然，這些政令頒行的效果如何，還要在郡中推行一些時日之後，才能夠見效。至於郡府之外的那些流言，閻行聽過之後，一笑了之，他雖不才，還不至於畏民如虎，愚妄到想去堵民衆之口。
在隨後的兩個月裡，閻興、楊豐、魏鉉等人的兵馬，很快就收復了河東郡西北的蒲子、北屈二城，而賈逵也督察各縣，檢舉治罪了一些不法的豪強，黜免了一些貪墨瀆職的官吏。
而在郡府的人事調動中，閻行也趁機將自己原本帳下的文吏鄭多任命爲解縣令，將黃頗任命爲臨汾令。
郡府安置流民、屯田修渠的事情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着······
而隨着一年冬天的到來，初平三年終於進入了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