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和平抱有幻想的，絕不是個別人。
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之後，“和平理想主義”就在國內擡頭，到中南半島戰爭之後，更是成爲了一股社會風氣。當時，一些國內的“和平組織”表現得非常積極，比如組織志願者去周邊國家支教。在二零三一年，越南南部地區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災之後，國內的民間組織就發起過捐贈與救助活動。
歸根結底，“和平理想主義”是一種由民間發起的思潮。
首先，在第一次印度洋戰爭與中南半島戰爭之後，中國的周邊局勢大爲改善，在南亞與東南亞獲得了最大的話語權，民衆所關注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比如南海爭端，以對中國有利的方式逐一得到解決。從某種意義上講，到二零三零年左右，中國迎來了自建國之後最爲優越的生存環境。
其次，中國的軍事實力在這幾年間得到了長足發展，綜合軍力已經接近美國，軍事大國身份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承認。此外，從長遠發展來看，仍然有很大的增長空間，超越美國只是時間上的問題。由此，很多民衆都認爲，中國不但有能力捍衛國家安全，也有能力遏制外來威脅。
最後，中國的經濟規模在二零三零年與美國持平。雖然美國也處於黃金髮展時期，經濟增長速度達到二戰後的巔峰，而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二零二五年就回落到了理性水平，所以增長率不比美國高多少，但是按照最保守的估計，中國也能在二零三五年，全面超越美國成爲第一大經濟體。
這些因素，都使國民充滿了自信。
自信的結果就是，絕大部分民衆認爲，中國現有的實力，已經足以保證國家按照正常模式發展下去，因此應該在對外政策上做出調整，樹立新的大國典範，以完全不同於美國的方式成爲世界頭號大國。
所謂的新方式，實際上就是和平崛起。
說得直接一點，在有足夠的能力遏制外來威脅的前提下，中國沒有理由通過軍事擴張來超越美國。
只說道理的話，這種觀點沒有錯。
問題是，在國際鬥爭中，道理是永遠也說不通的，真正的核心是實力，即一個國家在捍衛國家利益中展示出的實力。
實力不是簡單的數值對比，在很多時候必須通過實際行動體現出來。
說得形象一點，實力就是體重，如果僅有實力，而沒有發揮實力的決心，實力就沒有任何用途，如同體重一噸的水牛是體重兩百公斤的獅子的食物。只有把實力發揮出來，通過行動才能轉化爲利益。
事實上，歷史上的所有世界級強國，沒有一個是和平崛起的。
在歷史上，中國也絕非只懂得、或者只依靠和平的力量成爲世界大國。
所幸的是，在社會上，仍然有不少人、或者說是大部分民衆相信，中國在崛起道路上肯定會遇到很多艱難險阻，而且無法用和平手段克服，因此在必要的時候，必須用更加強硬的方式剷除障礙。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娛樂文化。
比如在二零二五年之後，國內電視劇中，以往盛行的清宮戲、抗日劇開始銷聲匿跡，代之以描述盛唐與秦漢時期的古裝戲，特別是歷史大片。在二零二七年，一家民營製片公司還耗資二十八億元，把“唐學會”幾名歷史學家聯合出版的歷史書籍改編爲劇本，拍攝了一部總共五十集，以唐朝大將高仙芝遠征西域爲主題的歷史大片，在開播後獲得了高達百分之二十二的收視率。隨後，該製片公司把唐朝的歷史拍成了劇集，在接下來的五年內，一直是國內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
除了電視劇，電影題材也悄然轉變。
只是，電影的主要題材不是歷史，而是現代戰爭。比如在二零二九年，中國海軍遠征印度洋的作戰行動被改編成電影。爲了協助拍攝方，海軍還專門派遣“黃河”號航母戰鬥羣前往印度洋。有趣的是，因爲借用了牧浩洋等人的人物形象，在電影上映之後，牧浩洋等人還拿到了一筆版權使用費。
這些文化層面上的東西，非常直觀的反映出了社會文化的基本面貌。
可以說，當時中國人的情緒非常複雜。
當兩股不同的文化發生碰撞的時候，必然迸出火花，產生難以預料的影響，最終都會在國家的基本政策上得到反映。
也正是如此，易援朝的理想主義纔有足夠多的支持者。
只是，如同李明陽所說，民衆可以存在幻想，但是作爲軍人，特別是掌握了實權的軍人卻不能有任何幻想。
和平崛起確實是一種選擇，卻不是當前的選擇。
中國與日本的矛盾，已經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如果日本是一個理性的國家，也許中日矛盾還可以通過和平方式得到化解，至少能夠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內。可惜的是，日本不是一個理性的民族。日本已經選擇了前進方向，正如同牧浩洋的認識一樣，中日戰爭的主動權不在中國，而是在日本。只要日本願意和平相處，中國就不會挑起戰爭。只要日本蓄謀通過戰爭改變現有格局，挑戰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地位，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中國就沒有第二種選擇。
發展到這一步，誰打第一槍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誰在正確的時候打第一槍。
因爲主動權在日本手上，所以日本處於較爲有利的位置。
說得直接一點，日本絕對不會貿然挑戰中國，而是會等到實力強大到，足以在戰場上擊敗中國的時候，纔會採取行動。結果就是，日本可以在財團的支持下，率先把國家帶入戰爭狀態，率先進行戰爭準備。中國卻受到國內因素限制，不可能提前進入戰爭狀態，也就必然會晚一步。
對中國來說，唯一的選擇就是在相對有利的時候，打第一槍。
可以說，這是牧浩洋等軍人、以及黎平寇等政治家的共同認識。從時間上看，二零三五年就是大限，因爲在日本已經進入戰時狀態的情況下，最快能在二零三六年，獲得微弱的軍事優勢。
當然，戰爭準備，絕不僅僅是製造更多的武器裝備。
一月四日，黎平寇回到北京。
在他的努力下，美國最終做出讓步，答應在“華盛頓條約”框架範圍之內，通過國際原子能機構，由美國、中國、俄羅斯、英國、法國與另外四個國家組成的委員會，對日本進行全面覈查。
日本進行了抗議，卻沒有任何作用。
作爲“華盛頓條約”的締約國，日本必須執行覈查決議，不然“華盛頓條約”將成爲一紙空文，而美國絕不允許出現這種事。
只是，覈查工作安排在二零三三年三月份，將持續到六月底。
最快在七月初，國際原子能機構才能提交覈查報告。
毫無疑問，美國爲日本開了後門。要知道，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日本有足夠的時間銷燬一切與核武器項目有關的證據。
對此，黎平寇不抱任何希望。
對日本進行覈查，只是一種政治手段，是把日本核問題搞大的必要步驟。至於覈查的最終結果，實際上並不重要。
回國後，黎平寇就對政府工作做了調整。
接下來，他還單獨會見了盛世平等民營企業家。
與日本財團一樣，以盛世平爲代表的衆多民族企業家，早已把自己的命運跟國家與民族的未來捆綁在了一起。以黎平寇跟盛世平的關係，說服盛世平等人爲戰爭服務，絕對不是什麼難事。
當然，黎平寇不可能開出一張空白支票。
民族企業家跟國家站在同一陣線上，關鍵不是身份，而是利益，即與國家命運同途能夠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利益。利益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個過程，即在應對共同的敵人中獲得好處。
爲此，黎平寇就得做出承諾。
從後來發生的事情來看，黎平寇肯定在這個時候，答應向民營企業開放戰略產業，比如允許民營企業以合資的方式參與軍火生產。事實上，到二零三三年，軍火已經是最後一個沒有向民營企業開放的行業了。其他重要戰略行業，比如能源、電力、通信、交通等都在過去十多年間逐步開放。只是出於戰略需求，國營企業仍然在這些戰略性行業中佔據了很大的市場份額。此外在一些基礎性行業中，比如電力、通信與交通，所有基礎設施都掌握在國家手中，民營企業只有經營權，沒有所有權。拿電力來說，“國家電網公司”仍然是國家電網的所有者，只是不再進行經營活動，所有發電站直接面向用戶，國家電網公司只按比例收取基礎設施的使用費。
說白了，黎平寇此時拿得出手的，恐怕只有軍火業了。
這不見得是壞事。
走出這一步，民營企業成爲了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成爲了戰爭的主要推動者，能夠更有效的支持對外戰爭。
更重要的是，在即將爆發的戰爭中，軍隊需要民間力量的全力支持。
如果中央政府不肯在戰爭問題上做出決議，那麼在戰爭爆發前，民間力量將成爲軍隊的主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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