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母
我的岳母是個有口皆碑的大好人。
岳母退休前是市婦聯的中層幹部，市婦聯在市委大院。我的一位在電視臺工作的鄰居大姐負責黨政口的新聞報道工作，和岳母有過接觸，對岳母讚不絕口，並說是整個市委大院都盛讚的好人，非要拍拍岳母。岳母堅決拒絕了。20多年前，我到縣裡工作。縣委書記一見我，就興奮地說：“你岳母昨天打電話了，要我多關照你。你岳母可是我的好大姐。當年我們都在蘭考工作，你岳母是婦聯主任，我是團委書記，我的媳婦難產，多虧你岳母沒明沒夜的照顧。”縣委書記還講了這麼一件往事。當時是上世紀60年代，困難的很，一年春節，不知哪裡來了一瓶茅臺酒，都買不起呀。你岳母拿出9元錢（當時月工資20多元）買下了，主動送到食堂讓大家喝了。書記說，那是平生第一次喝茅臺酒。
岳母好人的讚譽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一是工作上。我結婚後，一次聽妻子的小姨講，岳母開始在蘭考是縣城的一個小學的校長，還兼語文課老師，公認的勞模、優秀老師。爲了不影響工作，懷我媳婦時，非要把孩子打掉，最後在醫生的勸阻下，才生了女兒。岳母對此“供認不諱”：“當時太忙，一天有一大半時間在學校，覺得孩子是累贅，就想打掉。”岳母當校長時，多次受到市、縣有關部門的表彰，當年留下的唯一一張黑白照片就是當時的縣委書記焦裕祿爲她頒發獎狀。後來還應邀參加學習焦裕祿的座談會，感慨萬千：“跟焦書記的奉獻、艱苦精神比，我們差多了。”在市婦聯，他不僅是中層幹部，還是義務的“不管部長”，別人不願乾的，她都不推脫。進入上世紀90年代，隨着“南巡談話”的發表，各單位都積極行動，一時興起了經商的熱潮。市婦聯辦了麪包店，因是“副業”，大都退避三舍。岳母偌大年紀，每天卻蹬着自行車，守在麪包店，親自動手製作，經常半夜回家。她雖不是大學畢業，但也是小知識分子，兩個孩子卻都是高中畢業。我妻子是參加工作後在黨校完成的大學課程。岳母總是很遺憾：“太忙了，對孩子的學業關心的不夠。”妻子不止一次的回憶，小時候跟姥姥長大的，幾乎成天都見不到母親。
二是生活上。在家庭生活上，岳母可能是無意識的彌補工作忙的“缺憾”，洗衣做飯，刷鍋洗碗，什麼都“承包”，退休後更是如此。我結婚後一次買了一份烤鵝，一家人“風掃殘雲”後岳母才收拾完家務，看着空空如也的盤子，問“啥味呀，好吃嗎？”岳母的兒子、兒媳因性格不合離婚了，多年來，兒媳不改稱呼，仍舊喊岳母“媽”。岳母也拿親閨女對待。兒媳再婚時，岳母買了冰箱等物品，製作了大紅的被子等讓我送過去，還親自到兒媳的新房“查看”，千叮嚀萬囑咐。兒媳拉着岳母的手，感動的掉了眼淚。在鄰里生活中。城市裡，樓房的住戶一般“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岳母卻是大家熟悉的“大姐”。對門大姐回家找不到鑰匙了，岳母“命”我搬出梯子，爬進房子替人開門；樓上的大姐的婆婆身體不好，岳母經常陪着“東拉西扯”；樓下的老太太收垃圾、破酒瓶子，岳母總把自家的“廢物”免費贈送。10多年前，我的一位“發小”在海南開發房地產，優惠的賣給我一小套房子，退休的岳母連續三年在海南過了春節。我和妻子、孩子去了一次，樓上樓下的人都說岳母好。原來，這個小區冬天住的大都是河南的老人，岳母組織大家跳廣場舞，一起到海邊散步，春節集體蒸做河南風味的糖糕等節日食品。連那個小區負責整理花草的黎族老頭也挑起“大拇哥”：“你岳母真是少有的好人。”
更有趣的是，岳母還有“雅好”。退休後喜歡上了詩歌創作，雖然近似順口溜，但經常惜花酌月，自寫自吟。時間長了，還組織一幫同趣的老同學、老同事集體創作，動輒唱酬，還請我爲詩社起名。我仿照《紅樓夢》，美其名曰“海棠詩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