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後，六月十五的望日大朝會。晉王楊廣上書言與突厥增開榷場、開放榷茶、增修運河並查驗河運鈔引三策，在朝堂上引起了軒然大波。當然，策略裡面描述的一部分目的，諸如削弱突厥財政、使突厥在經濟上更加依賴大隋等，都是不能拿到檯面上講的，自然也就沒在朝會上公佈出來。但饒是如此，依然激起了不少反對的意見。
榷茶和增開互市、疏浚運河的好處，朝中大臣多多少少還是可以看出來的。而且隋朝的茶葉貿易規模很小，只有後世唐宋的十幾分之一，本不是北方關隴門閥涉足的領域，朝廷要官營，多徵的稅一下子也徵不到他們頭上。而一旦南方常年經營茶葉的商人們被官營重稅打壓後，說不定關隴門閥還有後進接盤的可能，到時候雖然稅還是重了，但是總比現在完全不做要好一些。
所以，朝廷爭議的主要反對點，便是運輸稅結算的辦法，以及運河開掘的巨大成本。一部分出於節儉國用，害怕加重稅賦徭役的高官顯貴，提出了不一定要開鑿運河；而是對陸路運茶的客商也沿途設置鈔關，收取官榷的關稅；但是這一提議很快因爲需要設立的關卡太過繁冗，不易操作而被另一派反對。
結果，大朝會上議論紛紛了一個多時辰，還是沒有議出個所以然來。楊堅見不是個事兒，只是讓宦官宣佈退朝。並給三省及工部、民部、吏部、兵部主官賜宴，宴後在兩儀殿繼續會商。
以楊廣的沉穩，當然不可能隨便到他自己看過蕭銑陳奏的方略就直接來給父皇進言。所以這些東西拿出來之前，都是讓自己的心腹看過的。首先大局方面，有中書省的虞世基、蕭瑀兩個絕對鐵桿把關，而具體實施細則與花費，則是讓新投靠的民部侍郎裴蘊把關。雖然裴蘊一開始對楊廣這個計劃的前期開支提出了一些質疑，但是也沒說不能實施，只是說如果不過分加重百姓負擔的話，需要分多年完成。
只要基調和大方向不錯，楊廣有信心說服父皇按照這個方略先頒行下去，剩下的只是緩急的問題。而只要基調實施了，他楊廣的政治資本就會更上一層，畢竟如今大隋四海承平，若是有一個方略可以既控制南陳故地，又削弱北方蠻夷，那就是最大的定策之功。到時候再有人第三次、第四次奏請改立他爲太子之後，他只要做完推讓的表面功夫，後面就可以順水推舟接受了。
當然，楊廣可以預見到，太子一黨的人，會盡最後的努力，阻擊他楊廣利用這一次朝廷和親突厥的事情再夾帶私貨立功。不過這些人的阻擋，只要見招拆招地碾碎就行了。
……
兩儀殿上賜宴結束，楊堅讓宦官宮女收拾退下，三省主官與相關各部要員便很快進入了狀態。上午的討論把大部分分歧都辯出個對錯了，所以下午的議題很明確，那就是直接從開運河收河運榷稅這一操作模式的成本上，以及替代方案的可操作性上做出辯論。
太子一黨如今勢力薄弱，在工部沒有什麼人，便先從民部下手。暗中聽命於柳述的民部右侍郎元衡順着上午收茶葉陸運關稅被據否的議題往下說，提出了一個變更性的建議：
“陛下，臣以爲，由朝廷出資修葺歷代運河靡費過大，短時間內也看不出惠民之處。若只是要行朝廷榷茶制度，又憂患收稅不便，不如改關榷稅爲種植稅，即由地方官吏於每年屯田檢地時巡檢茶園田畝數量，茶爲多年生樹木，不比稻麥，一旦種植，難以隱匿。如此，民戶種茶多少畝數，便按此徵稅，而商人售賣茶葉時，便會自行加價，省去朝廷反覆計點之繁複。”
這個法子朝廷確實省力了不少，說白了就是改流通稅爲種植稅，平白多了一塊收入。可惜這個法子的弊端也很明顯，馬上遭到了持有相反意見的左侍郎裴蘊阻擊。
“陛下，臣以爲此法頗不可取——元侍郎所言之法，對於朝廷增收確是效果相等。然如此一來，朝廷如何控制茶葉運輸流動，如何調整流入北地的茶葉規模？若是假以時日，突厥人飲茶養命之療法盛行後，有民間商人貪圖利益，肆意爭競壓價以打擊同行，朝廷又如何監管——這些理由，恰纔大朝會時微臣恐人多嘴雜，不敢提出以免泄露，如今盡陳於上，請陛下明察！”
眼見元衡有些撐持不住，如今已然是**萬金油的柳述不得不硬着頭皮上去助拳，雖然他的職位兵部尚書註定了他在這個問題上根本不專業，所以只能靠站在道德制高點強辯道：“裴侍郎，怎可以如此險惡之心揣測受朝廷感召的義商儒商。商人言利不假，但是既然是朝廷的榷商，只要批覆資格時嚴加審覈，確保都是顧全朝廷大局的人才可做這長途販售茶葉的貿易，不就避免了失控和惡性爭競麼？”
“柳尚書，若是言義對商人有用，又何來無商不奸之說……”
裴蘊這句反擊纔剛剛開口，卻不了已經被自己一方的其他朝臣打斷壓了下去。原來卻是虞世基和蕭瑀都忍耐不住了，齊聲開口說道：“且不論奸商可否管制。縱然假設可以管制，但是若朝廷改關稅爲種植稅，一旦茶葉賣不出價錢，全部都積壓在農戶手中，農戶又何來錢財完稅？茶商知道情形之後，豈有不故意故作囤積之態，誘使農戶紛紛賤價搶售以完稅？如此，豈非朝廷做了茶商幫兇，把茶葉難售的風險從茶商身上轉嫁到了農戶身上，如此豈是朝廷長久之良法？”
這一論點拋出來之後，柳述不得不徹底啞火。也難怪虞世基和蕭瑀急了，主要是他們代表的都是江東系的官員利益，不比柳述裴蘊元衡這些關隴老門閥。茶葉的種植都是在南方，如果徵收種植稅，那是妥妥地把全部風險和完稅壓力壓到了南方的農戶身上，而北方的行商就可以徹底逃脫風險，所以餘杭人虞世基和常州人蕭瑀怎能不據理力爭呢？
雙方脣槍舌劍再戰半刻，**的反對聲逐漸被越壓越低，最後只能死守着一個“工程浩大，錢糧靡費”的由頭反對修運河，以及與修運河配套的系列政策，至於別的點，都已經丟光了。
“夠了！如此吵鬧，成何體統！”坐在御座上聽得心煩的楊堅，終於開口喝止了羣臣，靜了一靜，才點名找工部尚書楊達問：“士達，你倒是算算，若是疏浚拓寬山陰瀆、邗溝故道、鴻溝故道等古河道。所需靡費人工錢糧，當計多少？”
楊達是楊堅的遠房堂侄，他還有一個親哥哥楊雄是宗正卿、右翊衛大將軍，爵位觀德王。不過楊達自己卻沒有郡王封號，只是在朝中做官而已，他從開皇十五年起便擔任了工部尚書，如今對於工部的業務也算頗爲熟悉。聽了楊堅垂詢，當下也不合計，就把此前盤算好的數據如實上奏：
“回稟陛下，邗溝、山陰瀆故道，若要修葺，需每期各發20萬正丁力役，按朝廷制度，重役年份服徭役六十日，則每兩月一輪換，預期一年可成，即共計4~6期。如此，總共有200萬丁次。鴻溝故道溝通黃淮，歷程比之邗溝更長，故分段修葺工期可不變，但力役更需倍之。再有根據朝廷成例經驗，力役修河工六十日，則計較徵集往返途中、並重力勞作時口糧增耗，百姓需比無徭役年份多負擔三個月口糧。”
折算一下，修較短的江南河和邗溝，各需要100萬正丁苦幹60天。鴻溝需要200萬正丁60天。如果三段一起修，那就是400萬正丁。在如今開皇十九年整個大隋朝才八百多萬戶、四千五百萬人口的情況下，這個400萬正丁那就相當於是全天下都要兩戶一丁地抽徭役了。
考慮到這種活兒還不可能從很遠的地方異地徵發徭役，因此若是隻從兩淮二十州與河南、江東的沿河州郡抽丁的話，總共才三十多個州，才佔大隋117州的三分之一。考慮到這些州郡還不是最富庶人口稠密的，那麼壓力就相當於每戶出兩個丁、或者說在每戶一丁的情況下把服役期延長到四個月。如果那麼幹，妥妥地一年農時就沒了。
所以，運河的工程肯定要分好幾年完成，關鍵是究竟分幾年的問題。便是歷史上隋煬帝登基之後，黃河以南的三段河道也是花了將近三年的時間完成的，饒是如此，看看煬帝一朝的哀鴻遍野，就知道還是用民過重了（當然煬帝同期還有東都和一水兒的宮殿、龍舟工程）。
楊堅是個節儉的皇帝，聽了楊達抱出來的數字遠比當年的廣通渠高了好幾倍，也是心驚不已，只能轉過去問民部尚書韋衝，民部方面能夠籌措的徭役規模有多大，來年朝廷可以承受多大的稅糧減免——按照大隋法度，平時百姓一年應當無償爲朝廷服徭役的期限只是20天。如果要延長到60天的話，依法這些超期服役的丁口當年就可以免除稅糧了。這對於朝廷也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相比於工部尚書楊達的專業，韋衝這個民部尚書顯然是半吊子——誰讓他去年還是幽州總管，跟着漢王打高麗的廝殺漢呢？若不是原民部尚書斛律孝卿今年剛剛病死、朝廷又覺得韋衝在征討高麗失敗後不適合繼續鎮邊帶兵，才把他平調擼到民部尚書位置上的。如今屁股還沒坐熱幾個月，就攤上了這麼複雜的政務。
“陛下……若是按照減400萬正丁的糧稅，粗粗來算，朝廷至少要減收800萬石粟米。”
隋朝初年乃至北朝時期，雖然名義上沿用了漢制的“三十稅一”，但是實際上因爲計算的不便，都是按照均田制來折算應稅糧食的。每個正丁朝廷“假設”他能夠種七十畝田地，所以七十畝中田的理論產出折算稅率後便爲四斛（南北朝及隋唐的斛是五斗）即兩石粟米。至於百姓實際上有沒有這麼多的田可以種，朝廷是不管的。所以400萬正丁免稅一年，就是簡單直白實實在在的800萬石稅糧。
楊堅覺得有點坐不住了。這個辦法要推行下去，除非有大臣自告奮勇請命，能夠把預算減下去，不然如何做得起？
……
雖然轉折地生硬了些，罷了。xh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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