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早期的官吏是沒有俸祿的，文武官員的經濟來源靠劫掠和賞賜。隨着北魏逐漸統一了北方，沒了搶劫的對象，立功受賞自然相應減少。官員的生計怎麼解決？只能通過貪污受賄、搜刮百姓、官商勾結等非法所得，吏治敗壞成爲必然。吏治敗壞，官吏禍害民衆，激起民衆反抗，官民情緒對立，不利於北魏政權的穩定。於是，漢族官員發出呼籲，必須進行制度建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北魏太和八年（484年），馮太后通過孝文帝的名義下發詔書，在北魏全面推行俸祿制。詔書規定，在“班祿”之後，如果各級官員還不守規矩，再貪贓枉法絕不容情，即便是貪污一匹絹布者，都要處以死刑。按照新的俸祿制度，鮮卑舊貴族再也不能肆無忌憚地搶掠貪污了，因此在班祿制在推行過程中，遭到了舊貴族的集體抵制。
爲此，馮太后召開大朝會，讓官員們進行廷議，展開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其中漢族官員高閭主張，堅決要求實行俸祿制。他認爲：“實行俸祿制，體現了國君對臣子的恩惠，臣子從而盡心盡職；反之，則會造成官員們貪贓枉法，清官也會被拖下水。因此，決不能廢除俸祿制！”高閭的意見得到大多數人的肯定，尤其是有利於強化皇權，獲得了馮太后的大力支持，俸祿制被貫徹下來，吏治有所改善。
鮮卑人原爲遊牧民族，他們進入中原地區後，逐漸認識到農耕的重要性。他深知想要站穩腳跟，就必須放棄草原遊牧思維，學會中原農耕精神[9]。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就曾下令屯田，勸課農桑。到了孝文帝執政時期，北魏開始考慮實行均田制。推行均田制要具備兩個前提條件：一是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荒地。魏晉以來，長期戰亂，人口銳減，大量土地拋荒，無人耕種，政府手中掌握大量荒地。二是糧食短缺的現實原因。北魏定都平城之後，首都地區經常出現糧食短缺，軍隊糧食供應也是青黃不接。怎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恢復生產，鼓勵農耕，纔是治本之策。
於是，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在大臣李安世建議下，北魏頒佈均田令，由政府主導土地改革，將天下的無主土地分給農民。
推行均田制的前提，政府必須掌握準確掌握土地數量、人口基數、徵稅數額的數據。但，但剛入住中原的遊牧政權，根本無法做到。而北魏此前施行的“宗主都護制”經濟，也不利於政府調查數據。它是從十六國後期的“塢堡經濟”發展而來，其最大的特點是採取合戶制。民衆爲逃避賦役，將自己的戶口、籍貫都寄託在宗主名下，成爲宗主的私家人口，即“包蔭戶”[16]。而戶主則是塢堡主、宗主，他們負責向政府交納賦役。在宗主都護制經濟下，農民不僅要受到經濟盤剝，還要受到人身限制，宗主甚至還可以決定名下農戶的生死。宗主實際上就演化爲地方上的土皇帝，這無形中削弱了中央集權。
既然均田制勢在必行，那麼廢除宗主都護制則成必然。太和十年（486年），北魏名臣尚書僕射李衝（也是馮太后情人）提出戶籍改革方案，實行三長制：將豪強門下的蔭戶變爲國家掌握的編戶齊名，這對宗主都護制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同時，按地域重新編制地方基層組織，在推行三長制。規定五家設一鄰長；五鄰設一里長；五里設一黨長[17]。“所謂三長制，就是在縣以下設立半自治機構，來負責一部分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同時也可以實現民間經濟的自我管理。”
三長制的推行，政府把手伸向基層，取代豪強地主把持的宗主督護制，增強了國家對地方的控制力度。北魏政府終於清查了全國土地數額、人口數量和土地資源，方便了推行均田制度，同時也拓展了稅基。改革之後，“宗主都護制式”大家庭被拆散，小農經濟模式在北魏全面推行開來。打擊了貴族之家，減輕小農經濟負擔，擴展了稅基，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
長期以來，史學界對北魏漢化改革的研究，基本上秉持全面肯定孝文帝改革，貶抑馮太后的前期改革。這是因爲前者全面漢化，符合少數民族追慕中原文明的一貫精神，讓知識分子獲得極大的心理滿足感。而後者一介女流，卻在傳統社會中長期執政，在儒家觀念裡面屬於牝雞司晨，故而連她的改革也未得到應有的肯定。實際上，馮太后“這三個方面的改革意義十分重大，促進了拓跋鮮卑進一步漢化，拓跋鮮卑真正擺脫遊牧民族生活方式，向農耕定居轉變，就是由此開始並完成的。”郭建龍先生從更爲宏觀的視野來審視馮太后改革：“從制度意義上看，馮太后的功勞遠遠超過唐太宗，是從北朝到南宋這一千年裡，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第一人。”
太和十四年（490年），馮太后終於駕崩，孝文帝開始親政。孝文帝推行了比馮太后更“激進”改革舉措，實行全面漢化政策，北魏的歷史由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孝文帝力主遷都洛陽，是基於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因素考慮。洛陽是中原正統的代表，此前東周、東漢、曹魏、西晉都曾定都於此。洛陽地理位置極爲獨特，崤函爲帝宅，河洛是王裡，素有“九州暖地”之稱，自古以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帝王建都的理想場所。相比之下，平城顯得雞肋，平城作爲革命根據地還行，但想要褪去鮮卑人身上的野蠻色彩，實現政治文明則不太現實[24]。況且平城環境惡劣，當時有一首《悲平城》的歌謠唱道：“悲平城，驅馬入才中，陰山常晦雪，荒鬆無罷風。”
然而，俗話說得好，“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北人戀土，故土難離，想讓他們遷都南下，勳貴集團表示反對。孝文帝只能忽悠他們，宣稱要舉國伐齊（南朝蕭齊）。大臣都人精，知道孝文帝明是伐齊，暗爲遷都，但卻無法阻擋。孝文帝選了一個黃道吉日，讓太常卿王諶卜卦了一卦，預測南伐兇吉。卦象顯示上上籤，孝文帝說：“爻籤大吉，正是湯武革命，順應天意。”孝文帝親率30萬大軍踏上“征途”，當時正值雨季，道路泥濘，車馬勞頓，都被折騰的夠嗆，走到洛陽之時，勳貴再也走不動了。孝文帝下令繼續南下，羣臣跪在馬前苦苦阻勸[25]。孝文帝說：“既然你們不想去南征了，那好，咱們就在洛陽定都吧。”套路，全都是套路啊！就這樣，孝文帝把這羣草原上的漢子騙到了洛陽。鮮卑勳貴過慣了草原縱馬狂歡的日子，在洛陽呆不習慣，就要鬧着回代北。甚至連太子也被勳貴慫恿起來鬧情緒。太子比較胖，胖子都怕熱，洛陽熱受不了，鬧着回代北。勳貴們都蔫壞，拿太子當槍使，讓他帶着騎兵偷偷溜回去，看看孝文帝啥反映。太子帶頭當反對黨，把孝文帝氣得夠嗆。派兵追回太子，直接貶爲庶人。勳貴不是要看我的態度嗎？殺雞儆猴，這就是孝文帝的態度。看你們這些“猴”，哪個再敢鬧騰！
胡人習慣於“披髮左祍”，或者是“編髮左祍”。“編髮”就是把頭髮編起來，盤在頭上。而中原漢人的服裝特點：“上衣下裳，束髮右衽”。在這兒給大家普及一下古代服飾文化。漢人的傳統衣裳寬袍大袖，上穿衣，下穿裳（裙子），不論男女都穿裙子，孔子穿裙子，秦始皇也是穿裙子的。中國古人在漢武帝以前，都是這麼穿。中原人開始穿褲子始於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也就是說，漢人選擇穿褲子是打仗的需要，騎馬沒法穿裙子，上下馬不方便，裡面光着磨得慌。中原漢人在漢武帝時代以後，纔開始普遍穿褲子。與漢人寬袍大袖不同，胡人衣服短衣窄袖，便於騎馬射箭，長筒靴便於在草原上生活。中原人習慣“束髮右衽”，“束髮”就是將頭髮紮起來，在上面再戴上冠（貴者戴冠）、扎着巾（賤者着巾）。“祍”是指衣襟，漢人的衣服衣領連接左右衣襟，衣襟相交於胸前，左邊衣襟壓在右邊衣襟上，然後在右腋下打結。北方胡人的習慣正好相反，稱之爲“披髮左祍”。無論“右衽”，還是“左祍”，只是個習慣問題，無所謂優劣。當年趙武靈王選擇胡服騎射，脫掉裙子，換上褲子；孝文帝追慕中原文化，讓鮮卑人脫掉褲子，換上裙子。孝文帝讓鮮卑人一律改穿漢服，從頭到腳都按照漢人的標準去打扮。然而，習俗是有慣性的，很難迅速改變。但，孝文帝是個急性子，他在街上看到婦人仍然穿着胡服，憋了一肚子的鬼火，然後向洛陽城守追責。即便孝文帝不斷施壓，甚至不惜動用刑罰手段，但是生活習慣，並非短期內就能改過來的。只有不斷地進行民族融合，隨着時間的推移，纔會潛移默化地發生改變。
北魏由鮮卑貴族執政，他們的官話是鮮卑語。太武帝拓跋燾剛進入中原，所有的行政命令，都要使用鮮卑語，在朝爲官的漢人也必須學習鮮卑語。隨着鮮卑族在中原長期統治，在民族交融之中，許多鮮卑人都是“音雜夷夏”，鮮卑語和漢語夾雜着一起說。就像許多初學英語的小孩一樣，漢語說得好好的，冷不丁地冒出一個英語，南腔北調，聽着怪滑稽的。
爲了加速民族融合，讓鮮卑人儘快融入漢族文化圈，孝文帝下令“斷諸北語，一從正音”，所謂“北語”，就是鮮卑話，而“正音”則是漢語。太武帝執政時，要求所有人都講鮮卑語；孝文帝推行漢化，又倒過來，要求所有人講漢語。孝文帝強力推進，甚至出臺新規：但凡還想在朝廷混日子的，就必須學說洛陽普通話[34]。30歲以上的官員，年齡大了，可以慢慢學，儘量少講鮮卑語；30歲以下的官員，若還使用北語，降級或滾蛋，你自己選！
就在孝文帝頒詔之際，北魏名臣李衝給孝文帝進言：“皇帝所說的話，便是‘正音’，就是全國學習的標準，爲什麼要棄舊從新呢？”孝文帝是鮮卑人，他自然講鮮卑語。李衝建議以孝文帝的語言爲“正音”，作爲全國學習的標準。很顯然，李衝的本意在於討好孝文帝，但卻與孝文帝全面漢化改革相背。所以，孝文帝后來說過這麼一句話：“李衝說這話，就應該判處死刑！”
改易姓名，也是融入漢族文化的重要手段。孝文帝以身作則，先把皇族宗室的姓氏——“拓跋氏”改爲“元氏”，孝文帝從此就叫元宏。兔子不吃窩邊草，孝文帝專吃窩邊草，專門挑熟人下手，他首先給與皇室密切的“勳臣八族”改姓：丘慕陵氏（穆）、步陸孤氏（陸）、獨孤氏（劉）、尉遲氏（尉）、賀樓氏（樓）、紇奚氏（嵇）、勿忸於氏（於）、賀賴氏（賀）。其他鮮卑族人一看，連皇室和八大勳貴家族都改名換姓了，咱們也跟着改吧。史稱“其餘所改，不可勝數”。
與漢人通婚，是融入中原文化的重要步驟。黃河流域有很多世家大族，比如清河崔氏、范陽盧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等，這些家族有的甚至是從漢代傳承而來，詩書傳家，底蘊深厚，他們看不起北方蠻子。徐州刺史崔鑑將女兒嫁給了平原王陸叡，雖然女婿位高權重，學識不凡，但卻是胡人。爲此，崔鑑還曾心生感嘆：“這門親事兒，最大的遺憾就是女婿陸叡是鮮卑，他的名字太繁複了！”
前面說過，陸叡本姓“步陸孤氏”，北魏八大勳貴家族之一。但，對於注重“夷夏之大防”的世家大族來講，女兒嫁給胡人，算是下嫁，而非高攀，甚至可以說有些丟人。從陸叡娶妻事件便可以看出，鮮卑胡姓、胡名如果不漢化，就很難打消橫亙在鮮卑貴族和漢人士族之間的隔閡，胡人很難融入到中原的主流文化圈。
孝文帝爲了加快胡漢融合的進程，採取了鮮卑貴族與漢人士族聯姻。首先，孝文帝選擇了“犧牲自己”，在世家大族中挑選女子充實後宮，他做了漢人的女婿。然後，又對自己的六個弟弟下手，獨犧牲，不如衆犧牲嘛！分別和隴西李氏、代郡穆氏、滎陽鄭氏、范陽盧氏四大家族結成親家。同時，還將北魏皇室公主嫁給世家大族子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姻親關係。“胡人漢化”，“漢人胡化”，逐漸形成“胡漢一家”的局面。
孝文帝下令：“所有遷居洛陽的人，死了在洛陽刨個坑，就地解決，不允許運回平城安葬，都安安心心當個洛陽人吧。”[39]凡是遷往洛陽的鮮卑人，生稱洛陽人，死葬北邙山。代北親友如相問，大家原是洛陽人。
爲什麼要改變鮮卑人的籍貫和埋葬地點呢？目的當然是加速民族融合，讓鮮卑人迅速融入漢人中去。陳寅恪在他的著作中說的很清楚：“衣冠、籍貫和喪葬地點的改變，一是要絕代人故土之戀，二是不如此便不能將代北鮮部變成中原土族。看似外表或形式，實際能夠決定性質或內容。”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意義重大，我先按照教科書上的邏輯講幾條：一是促進了鮮卑人對漢族文化的認同；二是爭取到了漢族地主對北魏政權的支持；三是有力推動了政權向漢族統治模式轉化。四是有利於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統治。以上四條是教科書給出的“標準答案”，但是我想歷史最大的魅力，在於認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同。
回頭來看，細緻檢討孝文帝親自主持變法的這些舉措，除了遷都洛陽，算是戰略上的考慮以外，其他的各項改革全是瞎搞，沒啥必要[41]。正如清末康有爲戊戌變法一樣，絕大多數改革內容都是不妥當的，這個筆者將在近代史要詳講。可能有些人就會說，你這纔是瞎扯，歷代那麼多歷史學家都對孝文帝改革大唱讚歌，沒你一箇中學老師思考的深刻？你一棍子給打死了，幾乎否定了孝文帝的絕大多數改革成果。
這有一個文化邏輯在裡面，中原文明高出周邊少數民族，所以古人主張是“用夏變夷”。孟子就講：“我聽說過用中原文明來影響周邊少數民族，從未聽說過少數民族以落後文明來改變中原先進文明的！”孟子的“夷夏之辨”深刻影響了後世，被歷代王朝奉爲圭臬。尤其是董仲舒確立了以漢族爲中心的文化傳統，他並非是以種族來區分華夏和夷狄的，而是以儒學爲標準來衡量文明與野蠻，並且蠻橫地得出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結論，這樣一錘定音，深遠地影響了此後國人觀念。
當少數民族政權開始豔羨中原先進文明，並試圖去變革舊制，選擇“漢化”的時候，也就是它逐步褪去野蠻，走向文明的階段。毫無疑問，採用中原官制，推行地方管理制度；鼓勵農耕，變更遊牧經濟爲農耕經濟；崇奉儒家學說，引入儒家教育體系。甚至移風易俗，儘快地融入漢人生活圈子。從短期效益來看，效果確實不錯。提升了行政效率，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
然而，這種自我“和平演變”的結果，便是導致少數民族政權發生異化，最終走向的覆亡[45]。回到孝文帝改革，孝文帝之後的北魏怎麼樣？繼任者拓跋恪沒有孝文帝的魄力，繼續深化改革，北魏的漢化進程就此停滯。再往後，便是北魏分裂爲東魏和西魏，這兩個政權都沒有持續多久。東魏被權臣高歡的兒子高洋滅掉，建立了北齊政權；西魏被權臣宇文泰的兒子宇文覺幹掉，建立北周政權。北魏政權正式滅亡（5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