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與露比一起喝咖啡。我七點四十五到達辦公室時，她已在前門外等我。她看見我很高興。她在一輛廢棄的小轎車後座上睡了八個小時，可以想象她見到我有多高興。
“有油炸餅圈嗎？”我按電燈開關時她問道。
這已成爲慣例。
“我找找看。你坐吧，我去煮咖啡。”我在寬敞的廚房裡忙起來，清洗咖啡壺，找吃的東西，油炸餅圈昨天已不新鮮了，現在變得更硬了，但除此以外，別無他物。我在腦子裡記下明天一定要買些新鮮的，以防露比連着第三天來。我有預感她會再來。
她拿起一個餅圈，小口斯文地吃着。
“你在哪兒吃早飯？”我問。
“通常不吃。”
“中飯和晚飯呢？”
“中飯在第十大街‘內奧米之家’吃；晚飯在十五街的耶穌會吃。”
“你白天干什麼呢？”
她又蜷起身子，緊握着咖啡紙杯，這樣會給她虛弱的身體增加點熱量。
“大部分時間我呆在‘內奧米之家’。”她答道。
“那裡有多少婦女？”
“不知道。有很多。他們對我們的照料很周到，但只白天開放。”
“那裡只收留女流浪者嗎？”
“對。他們下午四點關門，大部分婦女住在避難所裡，一些人露宿街頭，至於我，我有一輛車。”
“他們知道你服用可卡因嗎？”
“我想是的，他們要我戒毒。那裡不止我一人吸毒，許多人都吸。”
“昨晚你過癮了嗎？”我問，每一個字都撞擊着我的耳膜，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竟然問出這樣的問題。
她低下頭，下巴頂住胸口，閉上眼睛。
“說實話。”我說。
“我沒辦法，每天晚上都吸。”
我不打算責備她。從昨天起我就束手無策，這突然成了我的心病。
她又要了一個餅圈。我用箔紙包好最後一個，給她添滿咖啡。“內奧米之家”有活動，她快遲到了，於是匆匆離去。
遊行示威從市政大樓開始。人羣在大樓前集合。莫迪凱在無家可歸者的世界裡是個名人，所以他扔下我在人羣中，躍上演講的高臺。
教堂合唱團的成員身着紫紅色和金黃色的袍子，在樓前的臺階上排好隊形，於是上空便迴盪起澎湃的歌聲。幾百名警察佈滿了大街，他們築起的路障阻斷了交通。
“創建非暴力社區”出動了一千人，他們一齊赴到。那是一條令人生畏的自發結成的長龍，由無家可歸的男人們組成，他們爲自己的隊伍而感到自豪，他們的到來是未見其人先聞其聲，整齊的口號聲幾個街區外都聽得見，當他們在街的拐角處出現時，電視攝像機爭相上去拍攝。
他們齊刷刷地聚集在市政大樓的臺階前，開始揮舞自制的標語牌。牌子上寫着“停止殺戮”、“救救避難所”、“我有權擁有一個家”、“工作，工作，工作”。他們把標語牌舉過頭頂，伴着聖歌的曲調和呼喊口號的節奏而翩翩起舞。
教堂巴士在路障前停下，卸下幾百人。他們中許多人看上去不像流落街頭者。他們是穿着整齊的教堂工作人員，絕大多數是女人。人羣膨脹起來，我身邊的空間越來越小。除了莫迪凱以外，我一個人也不認識。索菲亞和亞伯拉罕在人羣中某個地方，但我看不到他們。海報說這是過去十年來最大的一次無家可歸者遊行——爲朗蒂伸冤的大會。
朗蒂-伯頓的照片被放大製成了許多大告示牌。人像的四周鑲了黑邊，下面寫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是誰害死了朗蒂？”告示牌一經散發下去，立即成了搶手貨，甚至那些來自“創建非暴力社區”的男人們也將手中原先的抗議旗幟棄之不用。朗蒂的臉在人海中跳躍起伏。
一聲淒厲的警笛聲在遠處響起，很快越來越近。一輛送葬車在警車的護送下穿越路障，徑直朝市政大樓開來，在樓前的人海中停下。車的後門打開了，一個漆成黑色的仿製棺材被搬下來，六個無家可歸的男人充當了扈棺人。他們擡着棺材準備遊行。車上還有四個同樣顏色和式樣的棺材，只不過小得多，它們也被人擡下來。
人羣中閃開一條路，人們擡着棺材緩緩地向臺階走去，合唱團唱起了具有靈歌特色的安魂曲。我的眼淚差點掉下來。這是一個死亡遊行，四個小棺材中有一個代表奧塔里歐。
人們擠上前去，無數雙手舉起來觸摸着棺材，棺材起伏不定，左右前後不斷地晃動。
這是非常令人激動的場面。無數臺攝像機聚集在臺子的四周，錄下了這莊嚴的時刻。在隨後的四十八小時內，電視臺會一遍遍地播放。
五個棺材並排放在臺階中央的膠合板架子上，朗蒂的居中。架子距莫迪凱所站的高臺只有幾英尺的距離。前後左右都有人攝像拍照，接着演講開始了。
遊行的組織者是一位活動家，他在開場白中向幫助組織這次遊行的所有團體表示了感謝。參加的團體真不少。聽着他飛快地念名單，我既高興又驚訝，竟然有這麼多的臨時避難所、慈善會堂、施食處、聯合機構、醫療站、律師事務所、教堂、中心、外圍團體、技能培訓中心、戒酒戒毒機構，甚至還有少數當選的議員，都關注這次遊行。
有這麼廣泛的支持，怎麼還會有無家可歸者問題呢？
接下來的六個演講者回答了這個問題。缺乏足夠的啓動經費，預算被削減，聯邦政府的充耳不聞，城市當局的熟視無睹，富裕階層缺乏同情心，日趨保守的法院系統，原因還有很多很多。
除了莫迪凱外，每個發言人都重複了同樣的話題。他是第五個發言的。當他敘說伯頓一家臨終前的情形時，人羣突然靜下來。當他說到給嬰兒換尿布，也許那是最後一片時，人羣中鴉雀無聲，沒人咳嗽，也沒人耳語。我看一眼棺材，彷彿其中一副真的裝着那名嬰兒。
隨後伯頓一家離開了避難所，他說，語聲緩慢、低沉、渾厚。他們又回到街頭，在暴風雪中只多活了幾個小時。莫迪凱在這一點上極有發言權，因爲沒人知道朗蒂一家最後的情形。我雖然知道，但並不介意讓他來敘述。臺下的觀衆和我一樣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動了。
故事接近尾聲時，他說到朗蒂和她的四個孩子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可還是無濟於事，我聽到身邊女人的哭泣聲。
我忽然有點嫉妒他。如果這個人，我的朋友和同事，能夠在一百英尺的高臺上折服數千名觀衆，那麼當他試圖說服近在咫尺的十二名陪審員的時候，豈不是易若反掌？
我此時意識到伯頓的案子決不會鬧到對簿公堂的地步。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讓莫迪凱-格林有機會來鼓動這個城市的黑人陪審團。如果我們的估計是正確的，如果我們能證實它，絕不會有審判發生。
聽了一個半小時的演講後，人羣變得躁動不安起來，準備出發。合唱團又開始唱歌，扈棺人擡起棺材，領着隊伍離開大樓。跟在棺材後面的是遊行的組織者，莫迪凱也在其中。其他人跟在後面。有人遞給我有朗蒂頭像的告示牌，我和別人一樣把它舉得高高的。
有錢有勢的人不會參加遊行，他們的世界安全、乾淨，有法律保障他們的幸福。我以前從未在大街上游行過，爲什麼要遊行呢？走過一兩個街區後，我忽然感到奇怪。走在人羣中，高舉着告示牌，告示牌上是一個生了四個私生子的二十二歲的黑人母親的頭像，這會是我嗎？
但我不再是幾個星期前的我了。我再也不能回到從前，即使我想。我過去只關心金錢、財產、地位，現在這些都變成了對我的折磨。
所以我在遊行隊伍中感到輕鬆自如。我和他們一起呼喊口號，與別的人步調一致地揮舞手中的告示牌，甚至唱起了我原先不熟悉的聖歌。我初嘗遊行示威的滋味，決定以後還要參加。
路邊的路障保護着我們一路向國會山緩慢地移動。遊行組織得很好，由於規模巨大，沿途吸引了人們的注意。棺材被停放在國會山前的臺階上，我們聚集在棺材的四周，再一次聆聽民權運動家們和兩名國會議員發表的激烈的演講。
演講無甚新意，我已經聽夠了，對我的那些無家可歸的兄弟姐妹們也無多大實際的益處。從星期一人這個新行當以來，我已經接了三十一樁案子。三十一個活生生的人在等着我爲他們排憂解難：申請食物配給券，尋找住處，調解離婚糾紛，答辯刑事指控，索要拖欠的薪水，阻止被驅趕出戶，幫他們戒毒。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對我並不太難。過去作爲一名從事反托拉斯業務的律師，我很少要面對客戶，而現在做貧民律師就不一樣了。
我在路邊售貨亭裡買了一包便宜的雪茄，向草地廣場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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