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石腦水庫大壩竣工儀式之後，各民兵營迅速撤回了各自的村寨。指揮部人員哪來哪去。原本有想法的趙大友，不得不面對現實，回到了南丘村。
友兵從石腦大壩回來之後，繼續擔任村民兵連長，因爲，這時，中丘公社開始着手在東丘村附近，在中丘河北岸籌建一座造紙廠，再加上姑舅弟兄馬振邦的幫助，繼續兼任造紙廠司機。
朱友康的姐姐朱友鍾也和趙大友一樣回到了南丘村。並且趕在1981年修改婚姻法之前的1979年結了婚。
隨着國務院《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及《關於實行工業生產經濟責任制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頒佈和批轉，個體經濟成爲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必要補充，城鎮國有和集體企業開始出現“承包制”。
在這種經濟形勢下，縣社系統的車隊停止了運營。朱書堂的第五生產隊，從此停止了石英石的挖掘和運送，不久，集體耕地進行了測量，集體資產進行了覈算。農村土地大包乾開始逐步推開。
老馮頭所在的第四生產隊，和老朱這個第五生產隊一樣，劃分了責任田，拆分了隊集體財產。大家都牽掛的油坊，也不得不解散。
這些日子裡，他們作爲集體經濟的最後一代踐行者和見證者，整日忙碌在田間地頭，糧庫牛棚。等一切分配到每一家農戶之後，心裡一下子空嘮嘮的，竟然莫名其妙地產生了一種失落惆悵。
這應該是在改革潮中出現的正常情況，屬於過渡期綜合證。他們除了失落和惆悵，農田的歸屬感同樣像強心劑一樣，讓他打起了精神，開始謀劃着自己的農活兒。
這個一向習慣做各種記錄的朱書堂，在土地承包之前的最後一次記錄是這樣的：
1979年交土糞情況
元月16號：長1.7仗、寬8.2尺、高1.48尺=7.9車，每車43分，合計339.7分
元月21號：長1.55仗、寬6.5尺、高1.4尺=7.83車，每車40分，合計331分
2月21號：長1.63仗、寬0.5仗、高1.5尺=6.78車，每車42分，合計385分
3月18號：長8.4尺、寬6.4尺、高1.49尺=4.18車，每車41分，合計171分
3月25號：長8.4尺、寬5.4尺、高1.35尺=3.4車，每車41分，合計139分
4月2號：長1.38仗、寬6.4尺、高1.4尺=6.86車，每車39分，合計268分
5月9號：長1.3仗、寬7.5尺、高1.06尺=6.7車，每車41分，合計275分
上半年合計：43.65車，1790.7分
9月23號：長1.28仗、寬8.4尺、高1.08尺=6.44車
9月23號：長4.2尺、寬5.7尺、高1.08尺=1.43車
以上合計：7.87車，每車44分，共計346分
10月28號：長1.1仗、寬7.5尺、高8.3寸=3.8車，每車41分，合計156分
總累計：55.32車，2292.7分
1979年夏季分小麥情況
1、工分：朱書堂從1978年12月至1979年5月31號共2366分
麗芝從從1978年12月至1979年5月31號共785分
合計：3151分
2、小麥分配：四六開，工分比例26.8，定量5.8個，比例34.8，每百斤應分比例61.6
現全隊已分小麥10000斤，平分小麥616斤。
以上爲隊會計統計數字。
1979年秋季分糧食數目
9月5號：分穀子，每個定量50斤，定量5.8個，分穀子190斤
9月9號：分黍子淨重140斤
9月10號：二次分黍子，每個定量10斤，分淨重58斤
9月14號：分豇豆，每個定量3斤，分淨重17.4斤
9月16號：找齊，分黃谷114.4斤
9月18號：分晚谷（小紅谷）289.9斤
9月22號：下午分玉米棒200斤
9月22號：二次分黃谷40斤
9月25號：二次分玉米棒240斤
9月26號：分黃豆42斤
9月28號：二次分黃豆11.7斤
10月3號：分菜籽油媒人2斤，共計12斤，每斤0.65元，交現金7.8元
10月6號：下午分紅高粱56斤
10月10號：分秫秸30捆
10月16號：分山藥200斤，分胡蘿蔔350斤
10月14號：分山藥50斤，胡蘿蔔280斤
10月18號：分山藥100斤，胡蘿蔔200斤
10月19號：分芝麻每人2斤，共12斤
10月26號：分蘆葦6捆，
1979年分配情況：
1、全年工分：7841分，土糞2292分，包工地938分
合計：11071分，扣除自留地280分，剩餘10791分
2、找齊穀子182.6斤
3、每個工值：0，25元，本年度還可以從隊裡領取48.81元
4、母親無工分，扣除口糧錢21.26元（與哥哥分攤）
本年度可以領取38.18元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當時的農村最真實的生活情況。朱書堂帶領一家人拼命地幹，到頭來分得了38塊一毛八。這已經是很不錯的了，因爲這一年沒有打饑荒。
要不是給縣社運送石頭，年底的收成還要更糟糕。今年之所以工值低了一些，主要是隊裡的運送石頭出了事故，挖石頭的也出過事故，否則的話，工值還會高一些。
像朱書堂這樣的家庭能夠分得600多斤的小麥，不能不說是他帶領五隊社員們，在救命河裡打了一眼大口井所起的作用。
當然，這裡面也包含着朱友康本人最大的貢獻。
要不是自己窮，不要是吃了伯母的侄子——中丘公社革委會主任馬振邦的紅燒肉，朱友康的作文——“我的最奇葩的願望”也就寫不出來，救命河裡的水利設想，也就不會在他的父親朱書堂手裡變成現實。
朱友康還清楚地記得，有一年他們全家只分得了60斤小麥，就連過年都吃不上白麪餃子。
另外，我們從朱書堂一家土糞掙的工分這個側面來看，也可以瞭解到，朱書堂一家是多麼的勤勞。每天除了下地幹活，還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收割野草茅草造出土糞，盡最大努力多掙一些工分。
老支書梁鴻信更是慶幸自己的工作幹得利索，幹得雷厲風行，成效快，收工早。
因爲在恢復了職務之後的三年多時間裡，他精心設計，統籌謀劃，快馬加鞭，順利完成了振興新農村的第一步規劃——水利基礎設施建設。
他完成了救命河大壩的修建工作，完成了南溝大池塘建設，完成了西山水庫大壩的攔截修築建設，唯一的遺憾就是，在村南山崗上尋找的幾處深井鑽探，沒有成功。
只要深井的鑽探取得成功，緊接着南丘村第二步規劃——新農村規劃建設就會實現家家飲用上自來水，省去了轆轤澆水，水桶挑水的負擔，挑水喝的歷史就會翻開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