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充斥於近、現代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等書籍，以及大學課堂和相關教科書中。直到今天，這種狀況並未根本改變。只要瀏覽一下包括一流大學在在內的名目繁多的有關“國學”講座所排的課程表，便一目瞭然。但是，經相關專家考證，查遍迄今所見董仲舒的著作和相關史料、文獻，均沒有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或記載。這一說法的炮製者，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他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孔子平議》，提及自漢武帝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孔子爲傀儡，壟斷天下思想，使其失去自由”。“中國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於歷代統治階級“利用孔子爲傀俑，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龐樸、馬勇、劉貽羣：《先秦儒家研究?20世紀中國學術文存》，湖北敎育出版社2003年版）。與他同時的“國學大師”梁啓超（1873-1929年）並未使用過這一說法。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正是從易白沙的說法敷衍出來的，並逐漸廣泛流傳開來的。
關於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被學界津津樂道、充斥於大學講壇和相關學術著作、幾成定論的問題，近20年來受到質疑。如孫景壇先生在《南京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發表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一文，認爲董仲舒沒有提出這樣的建議，而從漢武帝乃至整個漢代均不存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事實。
對於孫景壇先生上述觀點，學界有不少人反對，但提不出可靠的文獻、史料加以反駁，而有的學者譬如宋定國教授則依據可靠的史料、文獻，在既肯定孫景壇大膽質疑精神的基礎上，又進而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考辨。在《國學縱橫》（首都師範大學2013年1月版）中，他寫道：首先應當肯定：第一、孫先生不迷信古今權威。敢於依據文獻。發現破綻而提出質疑，這種求索和較真精神，難能可貴，值得提倡；第二、孫先生針對長期以來幾成定論的。關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提出的質疑。確實值得認真考證，重新釐定。譬如他所質疑的關於董仲舒的記載，是班固與司馬遷史書中“差異最大的一篇”。“班固將《董仲舒傳》從《史記?儒林列傳》中析出。獨立成篇。內容除抄司馬遷外，橫增出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對策一事，並附錄了《天人三策》”，確實值得探究、考證。
宋定國教授是這樣評論【司馬遷不僅與漢武帝同時，而且在公元前127年（漢武帝元朔二年）19歲時，隨家遷至京城，在從孔安國學《尚書》的同時，還從董仲舒學《春秋》，與董仲舒有師生之誼。董仲舒在公元前104年去世時，司馬遷42歲。恰在此年，司馬遷以太史令身份倡議並奉漢武帝之命與上大夫壺遂等制定《太初曆》，並開始著述《史記》，“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而在此前24歲時即作爲郎中多年，多次侍從漢武帝巡遊。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三十五歲時，還受命爲郎中將，並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達邛（今四川西昌一帶）、笮（今四川漢源一帶）、昆明（今雲南曲靖一帶），安撫西南少數民族，設置五郡。到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47歲時，又以太史令身份，於三月隨漢武帝巡遊至河東祭祀后土。十一月，李陵戰敗被匈奴俘虜，司馬遷因替李陵辯護而被判死刑。次年李陵被滅族。司馬遷爲著作史記而自請宮刑，忍辱苟活，到公元前97年（漢武帝天漢四年）49歲時，被赦出獄，任中書令，發憤專著史記，到公元前91年（漢武帝徵和二年）55歲終於完成。約在次年去世。我之所以細述司馬遷簡歷，旨在說明司馬遷在20多歲後就侍從漢武帝多次出遊，並曾豐詔參與“太初曆”的制定等，還曾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說明他與漢武帝關係密切，而與董仲舒又有師生之誼，因而對於漢武帝和董仲舒之間發生的事，尤其是像被後世譽爲“開此後兩千餘年封建社會以儒學爲正統之先河”的，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這樣一樁大事，卻在《史記》關於漢武帝和董仲舒的紀、傳中隻字未提，的確讓人不解，生疑！況且司馬遷又是在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的中年42時開始著述《史記》，對於當朝發生的大事，是決不會疏漏的！還有，對於曾經教誨自己的老師，當時名聲顯赫的董仲舒，司馬遷理應格外關心和了解，像老師向漢武帝進言《三策》這樣的大事，要是真的有，他不可能不知道；要是知道，他又不可能不記。通過《史記?儒林列傳》與《漢書?董仲舒傳》相比較，我認爲司馬遷關於董仲舒生平的記載比較符合情理：“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繆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閒。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關於董仲舒的簡歷。董仲舒和公孫弘之間的糾葛，以及董仲舒怎麼當上的膠西相，又如何“疾免居家”。專門“修學著書”，司馬遷都交待得很清楚，並得出結論：董仲舒的學說在於漢代五世以來“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而其中卻隻字未提董仲舒向漢武帝進言《三策》之事。相比之下，班固的《董仲舒傳》則確實漏洞、牴牾之處甚多，尤其是把董仲舒譽爲“儒者宗”，更與司馬遷的結論相悖，不能不令人困惑、生疑。《董仲舒傳》與《史記》在記載上的一個最大的區別在於：《史記?儒林列傳》載：“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很明顯，司馬遷雖然也將董仲舒列爲“儒林”，但他所說的“儒”顯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儒”，因爲從他所開列的名單看，這些人都是專治《詩》《書》《禮》《易》和《春秋》的人。這從《史記》稱“坑儒”爲“坑術士”也可窺見一斑。而班固在《董仲舒傳》中則稱董仲舒爲“大儒”，並說“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還引徵了劉向、劉歆父子對董仲舒的評價，儘管劉歆沒有其父對董仲舒的評價高，但仍稱其爲“羣儒首”。其心目中的“儒”已經與“推明孔氏”聯繫在一起，顯然比司馬遷要狹隘多了。班固心目中的“儒”，可以說與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或“儒學”聯繫在一起了。但是，孫先生的大膽推斷似也值得商榷：第一、司馬遷在《儒林列傳》中關於董仲舒“今上即位，爲江都相”的記載也存在明顯的疏漏：即沒有說明董仲舒被任爲“江都相”的因由，董仲舒總不至於平白無故地當上“江都相”吧？！這正是值得考證的地方。而班固也正是在這個被司馬遷疏忽的地方，用董仲舒應對漢武帝的《天人三策》作了補充，說明了董仲舒當上“江都相”的緣起。但是，這種可能性可以說沒有，因爲據《史記》載：漢武帝即位，趙綰﹑王臧因“欲立明堂以朝諸侯”，因觸怒好黃老之學的竇太后而被迫自殺，所以，在竇太后健在時，漢武帝怎麼可能舉賢良以對策呢？！而這樣的漏洞卻未見孫先生提及（也許是愚沒見到孫先生相關的文稿）；第二、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的始作俑者是班固，其根據是班固僞造了《三策》。我以爲，僅憑《史記》等書沒有相關《三策》的記載而《漢書?董仲舒傳》獨載，就斷言班固是“僞造”，未免唐突，因爲不同史書對某人、某事記載不同（有無、詳略、牴牾等）的情況，並不鮮見，而《史記》並非沒有疏漏和錯誤，況且《三策》中並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因此，即便《三策》就算是班固“僞造”，也證明不了班固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的始作俑者；第三、說“司馬光則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正式泡製者”云云，更理由欠足。孫先生徵引了《資治通鑑卷十七》即《漢紀九》中的大量證言，但並不能說明其斷言就準確。《資治通鑑》在《漢紀九》中確實幾乎全文引用了《三策》的內容。但在文字及其排列順序上，與《漢書?董仲舒傳》是有出入的，並且在引用後的《考異》中，又坦然指出了像孫先生所說的，班固《漢書》關於相關記載的牴牾之處。請看，《考異》雲：“《漢書武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出焉。’《仲舒傳》曰：‘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縣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今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則不得雲自仲舒發之，蓋《武紀》誤也。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舉賢良見於《紀》。三年。閩越、東甌相攻，莊助已爲中大夫，故皆著之於此。《仲舒傳》又云：‘遼東高廟、長陵高園災。仲舒推說其意；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仲舒由是得罪。’按二災在建元六年，《主父偃傳》，上書召見在元光元年。蓋仲舒追述二災而作書，或作書不上，而偃後來方見其草藁也。”從《考異》可以看出，《資治通鑑卷十七》即《漢紀九》對於班固《漢書》關於董仲舒《對策》內容和年代上的牴牾之處，不僅沒有掩飾，而且專門作了說明。因此，《漢紀九》關於《對策》年代上的調整，以及在董仲舒與漢武帝對策內容上，對班固《董仲舒傳》中相關文字上的修改，顯然是出於力圖解決《董仲舒傳》中存在的矛盾，而決非懷有像孫先生說的那樣的目的，況且在這樣做的同時，依然申明“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說明儘管作了修改，但仍存有疑問。字裡行間，昭示了司馬光等《資治通鑑》的編撰者們，治史之嚴謹態度。嚴謹治史，乃史學家最基本的品格。從《資治通鑑》、《漢書》的總體看，司馬光及其一班編撰者們也好，班固也好，都是具備並恪守這樣品格的史學家。至於其著述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疏漏、牴牾、失實等等），則有多種原因導致，而且其它史書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我認爲不宜輕易地作出“僞造”、“炮製”之類的推斷。因爲這牽涉到對史學家來說最爲重要文品和人品問題。假如司馬光和班固真像孫先生所斷言的那樣，隨心所欲地“僞造”和“炮製”史料的話，那他們作爲史學家的人品和文品就大有問題了！他們所編撰的《漢書》和《資治通鑑》，還值得一看嗎？！但最爲重要的還是，孫先生所引徵的班固和司馬光的相關文字，都沒有“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班固在《武帝紀贊》說的是“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而在《董仲舒傳》說的則是“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其中雖有“罷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說，但並沒有“獨尊儒術”之詞；把“表章《六經》”、“隆儒”和“推明孔氏”推斷或概括爲“獨尊儒術”，是很不妥、甚至可以說是荒唐的！因爲即便把“孔氏”視爲“儒”的代名詞，但“隆”和“推明”與“獨尊”之意也相差甚遠！至於“表章《六經》”，則與“獨尊儒術”就更相距十萬八千里了！至於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卷十七》即《漢紀九》或其它卷，根本就沒有“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雖然孫先生引徵了其“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遊目。邪說遠去耳，聖言飽充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見《司馬溫公文集》第12卷）《獨樂園詩》作旁證，其中儘管有“百家始消伏”五字，但終不能證明司馬光炮製了“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的。
宋定國教授在《國學縱橫》中指出【長期以來幾成定論的所謂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依據的是《舉賢良對策》之第三策中的下一段話：“《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我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其中“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蓋是所謂“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之由來。若然，這種推斷並不不符合這句話的原意。爲了說明問題，讓我們乾脆把這段話都譯成白話看看：《春秋》重視一統。這是天地間不變的原則。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師們所講的道理彼此不同。人們的議論也彼此不同，百家提供的方案懸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難於掌握統一的準則；法制數次改變，在下的不知道應當遵從什麼好。臣我以爲，凡是不屬於六藝的科目和孔子的學術的，都一律禁止，不許它們齊頭並進。邪僻的學說滅息了，然後統一的準則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應遵從什麼了。”這段話立論的根據是“如今老師們所講的道理彼此不同，人們的議論也彼此不同，百家之說提供的方案懸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難於掌握統一的標準；法制數次改變，在下的不知道應當遵從什麼好。”而立論的目的則是“凡是不屬於六藝的科目和孔子的學術的，都一律禁止，不許它們齊頭並進。邪僻的學說滅息了，然後統一的標準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應遵從什麼了。”
簡單地概括起來，這裡講的就是關於“統一言論，統一法度，統一行動”的道理。這道理從維護統一的國家的角度講，即使現在看來，也是說得通的。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理解“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句話。其中“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即“凡是不屬於六藝的科目和孔子的學術的”這個詞組，本來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六藝之科”，一是“孔子之術”。可是人們似乎要麼是忽略了前者，要麼是把前者歸結爲“孔子之術”，進而把“孔子之術”又歸結爲“儒術”！這是個傳承已久的天大的誤解！而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正與此有關。由於對這個詞組的錯誤認識，才導致了對“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句話的整個認識的錯誤。我認爲，“六藝之科”與“孔子之術”並非一回事。《六藝》就是班固在《武帝紀贊》中說的《六經》。“六藝之科”即“《六經》所涉及的科目”，其所涵蓋的範圍廣泛。而儒家所謂的《六經》（即《六藝》），系作爲迄今所知中國學術文化之源的典籍，而決不止是“儒家經典”。把《六經》當成“儒家經典”，不僅有違史實，而且無形之中，把中國學術產生的歷史人爲地大大往後推了。因爲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百家，產生於戰國時期，而中國學術的萌發和成熟，要比這早得多。人們一談論中國學術，總是從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談起，而忽略“諸子百家”所賴以產生的活水源頭。這樣，實際上就把諸子百家當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迄今所見，流傳到孔子時代的古典文獻，主要就是《六經》。所以，《六經》就是當列爲中國學術源頭的主要典籍。按照成書的年代先後，其排列順序應是《易》、《書》、《詩》、《禮》、《樂》和《春秋》。以前按《詩》、《書》、《禮》、《樂》、《易》、《春秋》排列，是儒家把它們當作儒家典籍所爲；因爲儒家作《十翼》即《易傳》而加以揆發、闡釋，所以《易》被放在了孔子重點修訂的《春秋》之前。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可以說沒有一家與《六經》即《六藝》無關。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諸子百家都可以歸屬於“六藝之科”。而《三策》中所說的“百家”，顯然主要不是指先秦傳習下來的“諸子百家”。至於“孔子之術”，自然可以理解爲“儒術”，但嚴格說來，“孔子之術”與“儒術”，也是不能劃等號的。況且，“三策”中並未用“儒術”這樣的字眼。所以。《三策》中所說的“百家”，指的主要是那些不屬於“六藝之科”和“孔子之術”範圍的各種“邪辟之說”。
凡是熟悉古代中國學術文化史的人都知道，因漢初的統治者推崇“黃老之學”，頒佈蒐集各種藏書和整理民間傳說的律令等，使秦代所造成的文化禁錮局面一下解凍，在推動學術文化趨向復興和繁榮的同時，各種邪辟之說也魚目混珠地競相出籠。《三策》中所謂“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不過是對包括各種邪辟之說在內的諸多學說的泛稱而已。遺憾的是，《三策》中這段話的原意卻長期受到誤讀、曲解。而被揆度、敷衍和概括成子虛烏有的“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當然。要是把“孔子之術”等同於“儒術”的話，把這段話揆度成“罷黜百家首尊儒術”，或“罷黜百家尊崇儒術”（楊榮國等就持這一觀點），還勉強說得過去。因爲“首尊”和“尊崇”與“獨尊”具有質的差別。但畢竟又丟掉了原話中的“六藝之科”之所指。終不能算得上嚴謹。據我所查閱的史料，沒有發現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此建議的文字，因而迄今不認爲“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成立。從迄今所見各種文獻看。在漢武帝時代，縱然存在“罷黜百家”之說，但並不存“罷黜百家”之實，至於“獨尊儒術”，則既無說也無實。漢武帝用人、施政從不專尊儒學一家。如果說前期是受竇太后的牽制的話，那麼在竇太后死後，情況依然仍未只用習儒之人。相反，那些治刑名、黃老等學的人依舊被重用，比如張湯、主父偃和東方朔等。即使對於並不尊儒，甚至頗有譏評者，如“是非頗謬於聖人”的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不但不加罪（司馬遷後來獲罪是由於爲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還照樣重用，使其父子相繼爲太史令。而董仲舒的始終未被漢武帝重用，則更是頂好的證明。今天的學者們多都認可這個史實，卻還仍然保留和侈談“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實在令人匪夷所思！至於到底“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始自何時、何人？從相關資料上看，多認爲發生在漢武帝時代，但從董仲舒《春秋繁露》尚未把《六藝》稱爲《六經》看，顯然有兩個問題明擺着：一是董仲舒健在時，有了《六經》或《五經》的說法，但他卻不認同、未採納；一是董仲舒健在時還沒有《六經》或《五經》的說法。此兩者無論何者屬實，都意味着對“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的否定。從道理上來推斷，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肯定與把《六藝》視爲“儒家經典”有關；因爲把《六藝》視爲“儒家經典”，則“六藝之科、孔子之術”便可順理成章地被歸結爲“儒術”了，於是也就可以把“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敷衍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然而，班固在《漢書》中雖有“罷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說，但並沒有“獨尊儒術”之論；雖有“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漢書?儒林傳》）和“表章《六經》”、“隆儒”和“推明孔氏”之言，卻並無“獨尊儒術”之語。所以，從班固那兒，我們也無法找到答案。所以，愚以爲：假若董仲舒的《三策》屬實的話，是班固第一個把董仲舒關於“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中的“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片面地誤解、歸結成爲“孔子之術”，進而把“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片面地誤解、歸結成爲“罷黜百家”、“推明孔氏”，而後人則根據班固的這個說法，又把它誤解、敷衍成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但是，這一說法究竟始自何人、何時呢？經查閱，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孔子平議》，提到：自漢武帝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孔子爲傀儡，壟斷天下思想，使其失去自由”。“中國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於歷代統治階級“利用孔子爲傀俑，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龐樸、馬勇、劉貽羣：《先秦儒家研究?20世紀中國學術文存》，湖北敎育出版社2003年版）。這是我所見到的最早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字。與他同時的梁啓超並未使用過這一說法，但是以後這一說法卻廣泛流行開來。至於術數之類的學術文化，在天人感應和讖緯迷信的影響下，則獲得了更大的發展。據《史記?日者列傳》，當時的術數學界有五行家、堪輿家、建除家、叢辰家、歷家、天人家、太乙家和形法家（看相術士）等。足見漢代術數學範圍較大。總之，在漢武帝及其以後的漢代三百多年間，無論是包括神仙方術在內的異端邪說，還是重在實用的各種學術，都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且在很多領域，成就都領先於當時的世界。這一史實表明，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整個漢代根本就不存在。從學術文化的發展形勢看，漢代相對比較寬鬆，既沒有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也沒有後代聯綿不斷充滿血腥的“文字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