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大地倚太行而扼黃河，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因離京畿極近，對清王朝的統治，地理位置尤爲重要。
和對直隸的革命黨人一樣，袁世凱對山西的革命黨人，同樣不能放過。
與全國特別是南方一些地方相比，三晉的革命力量似乎相對薄弱些，但以老實忠厚著稱的山西人民也不甘落於人後。
所謂革命不分先後，後來居上，在武昌起義的帶動下，山西異軍突起走到了歷史舞臺的中心，演出了辛亥山西起義壯烈的一幕。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拂曉，這是個偉大的時刻。山西起義軍在太原城南十里的狄村，經過**的誓師大會後，打響了對山西乃至全國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辛亥山西起義的槍聲。
前面提到過了，十九世紀末葉，由於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和商品經濟的初步發展，神洲大地曾爆發過具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性質的維新運動。
雖然維新運動僅歷時百天，但對社會方方面面產生的影響是深刻的，特別是在文化教育改革中所起到的促進作用。
戊戌政變扼殺了求新變革的維新運動後，清廷或許是爲了表現他們並不思想守舊，或許是大勢所趨，不得已而爲之。在埋葬了維新運動之後，開展現代教育，創辦新式學堂，反而得到了大力提倡。
可以說，山西的革命始於教育。
一九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清政.府爲了強化自己的軍事實力，在全國各省興辦軍事學校。山西省也不例外，在太原設立了培養新軍初級軍官的山西武備學堂。
當時被錄取的有閻錫山、溫壽泉、黃國樑、王嗣昌、姚以價、張瑜、孔繁霨、孔紫霖、王寶善、應芝、殷銘、喬煦、金風巢、金應聲、李大魁、井介福、潘遇安、趙守鈺、周望英、馬開崧、榮福桐、榮炳、顧祥麟、張呈祥、王炳潛、焦滇等人。
這些人都是山西民主革命重量級的人物。
這樣，也就爲即將到來的革命，做了人員準備。
一九零四年（光緒三十年） 第一期畢業生尚未到畢業期限，即由清廷擇其成績較優者二十四人，保送日本留學，以培養中、上級軍事人才。
閻錫山、溫壽泉、黃國樑、姚以價、喬煦、馬開嵩、孔繁霨、金風巢、王寶善、金玉聲、榮福桐、榮炳、顧祥麟、張呈祥等就是在這一年經選拔考試，進入了日本士官學校。
而在一九零二年，山西巡撫岑春煊就奏請設立了山西大學堂。隨後，又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協商，利用庚子賠款籌辦中西大學堂。
翌年五月達成協議，將山西大學堂和中西大學堂合併爲山西大學堂。
就在這一年，太原又先後創辦了農林學堂（這是我國早設立的一所農林專門學堂）、公立學堂（後改稱爲晉陽中學堂即後來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學校，現在的太原市第五中學）。
一九零七年初（清光緒三十三年），山西按察使丁寶銓因課吏館積弊頗深，規模簡陋不足以造就法政人才，經呈請山西巡撫恩壽同意，創辦了山西公立法政專門學堂。
請調日本法政大學畢業生劉綿訓爲監督，日本明治大學法科畢業生吳人達爲教務長，日本法政大學畢業生崔廷獻爲齋務長。
同年，太原商業專門學校在新南門街上官巷西口設立，後改名爲太原商業專科學校。由於學生不多，教學不景氣，不久合併于山西公立法政專門學堂。
一九零八年（光緒三十四年）在新城街（即現在的太原十七中校址）創辦了一所中等實業學校，嗣後改爲商業學堂。
一九零七年，孟步雲在南肖牆創辦了公立女學校，這是太原市創辦最早的女子學校。
清政.府在山西創辦的這些學堂，雖然由於政治的腐敗，經濟的崩潰，有些學堂如過眼煙雲很快消失，有些學堂中途易名或合併。但這並不妨礙，在三晉大地上新思想的快速傳播，也不妨礙向西方學習成爲一種時尚，一種潮流。
早在一九零三年（光緒二十九年），山西學政劉嘉琛任滿調京，新任學政寶熙到任之後，就首先整頓大學堂中學專齋。聘請了一批中外教師任教，一改舊日的“斯文學究”之態，使中齋與西齋取長補短，合二爲一。
隨後，他又整頓了農林學堂，聘請日本農林專家多人授課，並添置了理化儀器。對太原乃至整個山西新文化的興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客觀上也爲西方新思想的傳播，進一步創造了條件。
當省城太原教育蓬勃發展之際，學政寶熙感到教員供不應求，於是徵得巡撫同意籌措經費保送學生留日學習。 第一批保送了三十名，其中多爲山西大學堂中齋學生，武備學堂，農林學堂各有數名。除官費外，寶熙還鼓勵家資富裕的進步人士自備資金出國留學。
凡有自願申請者，寶熙則有求必準。
這樣，大批有志青年紛紛赴日留學，接受新的思想，並有機會與在日的革命黨人聯繫，接受他們的影響和薰陶。
寶熙（1871——1942），滿族正藍旗人，愛新覺羅氏，字瑞臣，河北宛平人。光緒十八年（1882年）進士，始任翰林院侍讀，一九零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任山西學政。是個忠於職守，熱心新式教育，努力做事之人。他在學政任上，多有建樹。
省城太原各大中小學堂的創辦，不僅爲傳播民主革命思想奠定了基礎，而且還爲後來辛亥山西義舉培養了諸多革命黨人。
一所所學堂的創辦，一批批留日學生的派遣和陸續返回，使新思想和新文化向山西各地傳播。
加之一九零一年至一九零五年間，以知識分子爲骨幹的愛國革命團體，在全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地相繼成立，各種形式的民主革命運動蓬勃開展，民主革命思想在山西也同樣迅速得到傳播。致使山西的政治生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富有活力的精神風貌。
一九零四年（光緒三十年）山西派遣了第一批官費留日學生，共有五十人。其中山西大學堂二十名，師範學堂十名，他們到日本後差不多都是學習文、法、醫、農、實業或師範。另二十名是武備學堂畢業生，到日本進入了陸軍振武學校，專學陸軍。
一九零五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東京，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以及其他革命團體，創立了中國同盟會後，山西留日學生積極參加。
第一批參加同盟會的就有谷思慎（神池縣）、王蔭藩（汾陽縣）、榮福桐（太谷縣）、景耀月（芮城縣）、王用賓（猗氏縣）、榮炳（陽曲縣）、溫壽泉（洪洞縣）、閻錫山（五臺縣）、趙戴文（五臺縣）、喬義生（臨汾縣）、王國祜（新絳縣）、焦純禮（忻縣）、張呈祥（趙城縣）、景定成（安邑縣）、何澄（靈石縣）等。
由於參加人數多，中國同盟會批准他們成立了同盟會山西支部。
山西的第一批民主革命的骨幹，在遠隔大洋的日本逐漸成長起來。
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先生指示總會，選擇軍事骨幹二十八人，組成“鐵血丈夫團”（不參加一般的社會活動，保持秘密身份）作爲回國後各省軍事運動的骨幹。閻錫山、溫壽泉、何澄、喬煦、張瑜等參加“鐵血丈夫團”，爲後來回到山西掌握新軍力量奠定了基礎。
一九零五年十月，同盟會在日本出版了《二十世紀的新支那》雜誌。只發行了一期，便被清政.府勾結日本政.府勒令停刊。
接着又於十一月另出刊《民報》，宣傳革命理論，並與保皇派（即後來的君主立憲派）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在《民報》的影響下，同盟會山西支部也出刊了《 第一晉話報》，由景定成負責編輯。“晉話”即“進化”之諧音，有一詞兩用之意。
《 第一晉話報》在日本編印，在太原刊發，它積極地宣傳革命，鼓吹民主，反對封建專制，使省城太原思想風氣爲之大振。
同盟會的民主思想的宣傳和大力傳播，爲即將舉行的辛亥山西義舉，做了輿論上和思想上的準備。
一九零七年（光緒三十三年） 第一批迴到太原的留日學生有劉懋堂、徐一清、孟元文、蘭承業、趙戴文等，這些人又把新思想帶回山西。從此，中西兩齋及各學堂的學生遍佈省城，加速了這古老土地上新思想的發育。
特別是中齋留學生景定成、王用賓、景耀月、劉綿訓、谷思慎等都加入了同盟會，函件往來，鼓吹革命。
而梁啓超所辦的《新民叢報》及其所著的“飲冰室文集”大量運來太原，中西齋學生及其有關的親友，幾乎每人都存一部，這對省城新思潮有相當的影響。
後任大學監督的解榮輅（翰林，萬泉縣人），教務長劉盥訓（舉人，猗氏縣人）思想進步，膽略過人。領導兩齋學生團結一致，一面進行教學業務，一面鼓吹革命理論。這種思潮也逐漸影響到省城各大、中、小學堂。
由於山西地勢險要，又處於清廷肘腋之間，可在關鍵時刻予清廷以致命打擊。所以山西同盟會員都自覺地把“北應”的責任放在自己肩上，積極進行武裝鬥爭的準備工作。
在振武學校學習，準備進入士官學校的溫壽泉、閻錫山、張瑜、喬煦，除參加了孫中山在日本的軍事學員中發起組織的“鐵血丈夫團”外，學習體育的王建基等還組織了一個體育會，研究軍事學問，練習操法和射擊。
他們的抱負是，回國後在綏遠建立根據地，將來響應南方起義，出兵張家口，以拊清廷之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