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北京起義，據知情人介紹：具體計劃是以二十九日晚十時由革命黨鳴炮爲號。
炮響後，革命黨率衆即發難於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諸處。袁世凱則命禁衛軍第四標由西直門進攻西華門，同時命其長公子袁克定率兵三千攻取東華門。
此前，革命黨人陳濤、鄺摩漢、王振漢、易宣等由武昌、瀋陽先後到津。鄺摩漢、王振漢很快轉赴北京。
陳濤，出生年於一八八四年，早年就學，後到湖北沙市，投身清軍巡防營，並加入共和會。一九一一年，參加武昌起義，任某部參謀長，率部與清軍多次激戰。
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與王金銘、施從雲等在直隸（今河北）發動第二次灤州起義，任前敵指揮使兼軍事參謀長。後被清軍包圍，突圍後退守昌黎。在戰鬥中不幸犧牲。
鄺摩漢，字振翎，清光緒十年十月十二日生於尋烏縣留車鄉黃羌村，家境貧寒，但聰明好學，成績優異。
高小畢業，進南昌憲兵學校讀書，並輸送到日本深造，留學於早稻田大學。在日本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同盟會。
清宣統三年（1911）回國，參加武昌起義，後被派到直隸發動起義，失敗後投身教育事業，任國立北京政法大學教授。
在北京期間，受俄國十月革命影響，接受馬克思主義，參加“五•四”運動。民國十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立足於教育戰線，致力於研究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
民國十六年後，先後出任武漢中山大學教授，經濟科主任，校務委員會主席，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北京文化大學教務主任，南京文化學院副院長等職。
著有《黃埔叢書》、《石溪集》等書。在北京期間，培養在京求學的劉維鍔、鄺才誠等，引導他們投身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並且倡導創辦革命刊物——《尋烏》雜誌。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任教期間，被人投毒陷害致死，時年四十八歲。
其餘諸人不詳。
當晚，革命黨人踐汪兆銘與袁世凱之約，準時集結于于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計劃兵分三路進攻天安門、東華門、西華門。
十時，準時炮響，而袁世凱所說禁衛軍第四標，及其子袁克定率領的三千人隻影未見。
倒是軍警早就佈網以待，捕去革命黨李漢傑等十餘人。高新華、陳雄不願被俘而自殺。
不少人悲憤地說：“袁世凱、汪兆銘果相濟爲奸，以殺我北京革命同志矣。”
這一次很明顯是袁世凱對革命黨人玩耍的陰謀活動。
汪精衛是其同謀還是被矇騙，就不得而知了。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此事沒影響汪精衛和袁世凱的關係。從哪以後，汪精衛仍全心全意的維護着袁世凱。
京(北京）津（天津）保（保定）同盟會支部負責“庫藏”的女同志杜黃，曾在一次報告中道出了汪精衛地作爲。
她說：“本支部部長（汪精衛），固主張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帝者，彼於同志之活動，軍警之聯絡，槍彈之購置，向不措意。庫存手槍、子彈因年代久遠，子彈大多不合手槍口徑，所以不能用。”
支部軍務部長呂超和汪精衛也有過爭論，呂反對“政治手段”，指出：如果“役於清帝之臣僕”（指袁世凱）接替清帝的軍政大權，那就和“父死子傳、兄終弟繼”無異，根本不是革命。
呂超還曾制定京畿革命計劃，準備聯絡近畿各軍中他的陸軍同學，發動起義，以傾覆袁世凱。
由於汪精衛的干預和反對，呂超的京畿革命計劃無法實行。
武昌首義成功後，北方的革命黨人，曾請求湖北方派員指導北方的革命。湖北軍政.府對此給予了積極迴應，派出胡鄂公等人前往。
胡鄂公（1884—1951），原名榮銘，字新三，號南湖，生於南五洲胡家祠堂（原屬江陵）一個貧苦農民家庭。
少失父母，靠親戚撫養，並讀私塾，常得塾師賙濟。早年曾參加其兄胡榮珪領導的澧洲、華容、公安的洪門起義，失敗後回鄉務農。
一九零六年入郝穴預備中學堂學習，時逢民主革命運動興起，他與同學熊德山、寧郭開、錢鐵如等二十餘人結爲輔仁社，任社長，宣傳革命。
一九零九年考入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校；發起成立保定學生斷髮會；並組織共和會，在京、津、晉、桂、粵、鄂發展會員。
辛亥武昌首義爆發後返鄂，任都督府高等偵探科長、鄂軍水陸總指揮，大別山要塞監督等要職。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奉黎元洪之命，以鄂軍**全權代表身份赴京、津。月底，胡在津成立津軍司令部。十二月二日，成立鄂軍代表辦事處，胡兼任總指揮，又成立北方革命協會，被推爲會長。
曾策劃行刺袁世凱。
據胡鄂公在他所著的《辛亥革命北方實錄》記載：
汪精衛與袁世凱結成政治聯盟後，汪曾將革命黨在京、津、保的情況全盤提供給袁世凱。
袁“投之以李”，對汪說：“汝能持之，則團體之發展，暗殺之組織，恣汝爲之可也。”
可見，袁世凱極希望通過汪精衛來掌控北方的革命黨的活動。
十二月三日，汪精衛由天津趕赴北京，“說者謂兆銘之赴京，系奉世凱之召，與處決王熙普有關者；又有謂世凱之召兆銘，於議和進行事有所諮詢者。”
汪精衛走之前曾對胡鄂公說：“清我兩軍漢口談判，現已停戰議和，吾黨同志，在此停戰期內，幸勿有所行動，致啓背約之責。”
汪精衛在北方的所作所爲無疑引起黨人的懷疑，誠如黨人葉季高所言：“兆銘已受袁世凱之撫。”
事實上，汪精衛也確始終堅持認爲南北議和期間，北方革命黨人應該遵守諾言，停止革命活動，協助南北和議的順利進行。
十二月六日，胡鄂公到北京，驅車趕往鎮江衚衕李煜瀛寓所，前去會唔汪精衛、李煜瀛。
他問汪：“此間政情變化如何？天津謠言多，謂清室內閣自相殘，得無有利於革命乎？”
汪說：“今晨監國攝政王引咎辭職，大憝已去，此後軍政大權應集中內閣，和議談判當較易進行。停戰時期，或可繼續延長，此則於革命有利耳。”
胡說：“武昌起義五十餘日，而響應獨立者十有餘省，是不啻我拒絕未獨立各省之響應也。此則有利於世凱，於革命何有？”
汪說：“世凱今已傾向共和，世凱之利，亦即革命之利。”
十二月二十一日，胡鄂公偕張先培由津赴京。在鎮江衚衕會見汪精衛。
汪曰：“現當停戰議和之時，吾黨京、津、保一帶同志，自宜遵守諾言，不可有所行動。惟於暗殺一事，在必要時仍須執行耳。……吾等京、津、保各處同志，亦猶各省之革命軍，現各省革命軍既已停戰，吾京、津、保同志自宜停止行動。
“但有阻撓和議於此停戰議和時者，是即破壞革命之人。故於必要時，暗殺仍須執行也。”
胡鄂公反駁說：“破壞革命之人，應與以暗殺者是也。然和議非革命，不能謂阻撓和議即爲破壞革命之人。且停戰範圍僅及於湖北、山西、陝西、山東、安徽、江蘇、奉天諸省，而無京、津、保等地，我雖停止行動，彼仍逮捕槍殺奈何？”
汪說：“此過慮也，望爲我轉告諸同志曰：項城期望於和議者甚殷，且治軍嚴，當無如此軌外行動。”
在這種理念的支配下，汪精衛在南北議和期間，確對京津保地區的武裝起義進行了很多幹預和阻撓。
由於汪與袁來往密切，北方革命黨人的活動，很多沒有讓汪知道或參與。
如十二月九日上午，京、津、保、灤、通、石家莊、任邱同志開會於保定西關直隸高等農業學堂。
到會者有二十餘人（無汪），會議議決二十八日舉義於任邱，京、津、保、灤、通、石家莊各地，藉以牽制袁世凱進攻山西之師。
到會張先培、薛成華等提議，組織暗殺團刺殺袁世凱和張懷芝，以除革命障礙而作報復。刺袁暗殺團由張先培負責組織，刺張暗殺團由薛成華負責組織。
由於汪對北方黨人的影響不大好，“以汪任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部長故，鹹不欲參加同盟會，然又不可不使之以盡其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