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重九起義又稱辛亥雲南起義。
早在一九零五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時，會員中的雲南留日學生就成立了雲南支部。推呂志伊爲負責人，並派人回雲南開展革命活動。
辛亥革命前，雲南的革命黨人，主要是通過講武堂中的同盟會員發展力量。
武昌起義成功後，雲南革命派積極響應。從十月十六日到二十八日，昆明同盟會員舉行幾次秘密會議，討論佈置起義事宜。推舉新軍協統（旅長）蔡鍔爲起義軍總司令，決定於十月三十日（農曆九月九日）午夜起義。
蔡鍔。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生於湖南省寶慶府邵陽縣東之親睦鄉蔣家衝（今邵陽市大祥區 ），一戶貧寒的裁縫家庭。
一八八七年隨家人遷至武岡山門黃家橋（今洞口縣山門鎮）。
幼年在私塾讀書，十三歲考中秀才，十五歲考入長沙時務學堂。師從梁啓超、譚嗣同。受到該學堂中文總教習梁啓超的賞識，並建立起深厚的師生情誼。
後入學上海南洋公學（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學”與“西安交通大學”的前身）。
一八九九年赴日本，先後就讀於東京大同高等學校、橫濱東亞商業學校。
眼見祖國在腐敗的清王朝統治下，山河破碎，國力孱弱，帝國主義虎視鷹瞵，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蔡鍔像許多熱血青年一樣，努力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
他在一首詩中寫道：“流血救民吾輩事，千秋肝膽自輪菌”，傾吐了滿腔的愛國抱負。
一九零零年隨唐才常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失敗後改名“鍔”，立志“流血救民”。
復去日本。先入成城學校，繼入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曾參與組織“拒俄義勇隊”。
一九零四年初，蔡鍔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國。先後被聘任爲江西隨軍學堂監督、湖南教練處幫辦、廣西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練官、廣西測繪學堂堂長、廣西陸軍小學堂總辦、廣西陸軍講武堂總辦等職。
年輕英俊的蔡鍔，腳穿長統靴，腰挎指揮刀，每天揚鞭躍馬，威風凜凜，指揮練兵。他講解精闢，技藝嫺熟，要求嚴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讚譽爲“人中呂布，馬中赤兔”。
不久，雲貴總督李經羲聘請他到雲南擔任軍職。
一九一一年，蔡鍔升任新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
當時，雲南和全國一樣，大批同盟會會員和從日本回國的思想激進的青年軍官，分佈在雲南陸軍講武堂和新軍第十九鎮中。他們活動頻繁，積極策劃和組織反清革命鬥爭。
蔡鍔雖未參加同盟會，但暗中與同盟會保持聯繫，對革命黨的活動給予同情和協助。
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晚八時許，昆明北校場士兵準備槍彈時，計劃暴露，提前於下午九時發動起義。因十月三十日是農曆九月初九，故稱重九起義。
李根源帶新軍七十三標中的起義者從昆明北門攻城。
李根源，字雪生，又字養溪、印泉。雲南騰衝人。生於雲南騰越（今雲南梁河九保鄉），近代名士、中國國民黨元老。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李根源考入昆明高等學堂，在此期間大量讀了《訄書》、《革命軍》、《清議報》等書刊，開始接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
光緒三十年（1904年），李根源考入公費留日，先後入振武學堂與士官學校學習。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李根源到橫濱拜訪孫中山 ，隨後參加了東京召開的同盟會的籌備大會。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李根源任雲南留日學生同鄉會會長，《雲南》雜誌社經理。
宣統元年（1909年），李根源回國。任雲南講武堂監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總辦。
是雲南起義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
正在巫家壩準備起事的蔡鍔、羅佩金、唐繼蕘等聞訊，立即召集七十四標官兵，整隊出發，由東南方向攻城。
激戰至三十一日中午，起義軍完全佔領昆明，昆明“重九起義”獲得成功。
十一月一日，革命者在五華山組成大中華國雲南軍都督府，蔡鍔爲都督，宣佈對內對外方針。
數日後，各府、州、縣傳檄而定，全省光復。
雲南是武昌起義之後最早舉行起義宣佈“獨立”的省份之一。
起義的勝利聲援了武昌，推動了貴州、四川及一些省的獨立，爲推翻清王朝在全國的統給，建立中華民國，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雲南人民“重九”武裝起義，是辛亥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革命史上譜寫了光輝的篇章。
三十一日，南昌新軍起義，建立了江西軍政.府，吳介璋被推舉爲軍政.府都督。
吳介璋，字德裕，號復初，江蘇省無錫市陽山鎮人。自幼聰穎好學，十六歲被人聘爲塾師。甲午戰爭爆發，遂棄文從戎，考入江南陸師學堂，畢業後留校助辦教務。
同年，陝西巡撫魏光燾到江南物色訓練新軍人才，被邀請去主持文案及營務處幫辦等，不久升任武威新軍統帶，爲陝西訓練了一批新軍人才。
嗣後清政.府下令各省成立督練公所，吳介璋受江蘇巡撫署邀請，歸籍任督練公所提調兼徵兵處提調。
吳介璋主張重新招收年齡較輕的有志青年，並改“募”爲“徵”，聽從自願報名。並先在常州設立徵兵處，徵招府屬各縣的鄉民子弟進行訓練。
他在江西任江西武備學堂總教習及江西陸軍測繪學堂總辦期間，爲江西訓練了一大批新軍人才，如李烈鈞、熊式輝、劉峙等均出於他的門下。
一九零四年張惟聖、彭素民、周養浩、鄧文輝等在南昌組織了易知社。表面上是研究學術的團體，實際是反帝反清的組織。該組織積極進行反帝反封建宣傳活動，並與湖南華興會的黃興取得了聯繫。
一九零五年同盟會成立後，革命黨人蔡復靈把同盟會江西支部設南昌市繫馬樁街。
在他和張世膺、鍾震川等人的努力下，深入江西武備學堂、測繪學堂、測量司和陸軍小學傳播革命思想。
這個時時候，江西留學生俞應麓、李烈鈞、彭程萬、彭素民、歐陽武等也先後回南昌，進入軍界工作。經常向士兵灌輸革命思想，發動優秀學生加入同盟會。
一九零六年江西組織了新軍，同盟會派了不少會員投入新軍，辛亥革命時，江西的新軍幾乎全掌握在革命黨人的手裡。
在南昌新軍起義之前，革命思想在新軍中廣泛傳播，已經有了廣泛的羣衆基礎，比較成功地把一支維護清朝封建統治的反動武裝轉化爲反清的革命力量。可以說南昌革命條件已經成熟，只待時機到來。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九江革命成功的消息傳到南昌，南昌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大受鼓舞，積極準備起義。
新聞學界密切配合，報道九江起義經過，宣傳全國革命形勢，鼓吹“清政.府從此長辭矣”，“使社會一般人心”莫不趨向革命。十月二十五日，《江西民報》刊登九江獨立捷報。
商界也冒險盡力支持革命。
南昌更是風雲突變，傾向革命的清廷參議官張季煜、新軍協統吳介璋與革命軍加緊聯繫，南昌新軍起義勢在必發。
清廷江西方面當得知九江起義後，日夜籌商應變之計。
他們一方面宣佈軍隊加倍給餉、安撫軍心。
另一方面，嚴加戒備，擴充軍隊，急調舊派軍隊和上饒防營限期到達南昌，準備用武力對付新軍。
面對官府的步步緊逼，革命黨人加緊了起義的準備。
十月二十八日，革命黨人在工程兵隊召開秘密會議，決議將馬炮工輜各營隊編成“光復軍”。從工程兵隊抽調人員組成精悍的越城隊，設法奪取衙門守衛的武器。派周兆麟接洽城內警察，還確定了起義的日期。
十月三十日晚十一時三十分左右，革命軍越城隊順着順化門城牆飛身登上城頭後，打響了辛亥革命“南昌起義”的第一槍。
傾向革命的原清廷巡撫衛隊和警察按事前約定，在城內巡撫兩側的鼓樓和旗杆處澆了煤油，投了火把，引得火光沖天。大開城門，迎接光復軍進城。
十二時，“光復軍”發出總攻信號，方先亮率領騎兵營進城佔領軍裝庫，蔡傑率工兵隊、宋炳炎率輜重隊蜂擁入城，分頭佔領各重要據點。
清廷所掌握的少部分武力無力抵抗，巡撫馮汝騤慌亂中帶着衛兵狼狽的躲入旺子巷的店鋪裡。
城內在革命黨人在俞應麓的組織下，學紳商界聯合組織了一支“保安團”，維護地方秩序。革命軍“在巡撫衙門放了幾槍，燒了巡撫衙門門口的吹鼓亭和一根旗杆”，南昌就這樣兵不血刃地光復了。
面對全國一片亂局，束手無策的載灃一改辦事猶豫不定的習氣，接連以皇帝的名義，發佈了四道上諭。
其一是實行憲政。
其二是馬上着手起草憲法，“與民更始”。
其三是革除親貴秉政，表示一旦事機稍定，就將重新組織內閣，不再以皇族親貴任內閣總.理和國務大臣。
其四是大赦國事犯，宣佈從戊戌變法以來，“所有因提倡改革獲罪、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和此次亂事（指各省的起義）被脅自拔來歸者，一律赦其既往；今後臣民如不逾越法律範圍，均享國家保護之權力，非據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
當日，資政院開始起草憲法的準備工作。
十一月三日，就將憲法信條十九條報奏朝廷。清廷閱後，即刻予以公佈，並宣告‘擇期宣誓太廟，以資信守”。
清廷於十一月五日又批准資政院奏請，准許黨人按照法律組織政黨，藉以養成人才，收作國家之用。
同時諭令資政院速訂議院法、選舉法，預備召集國會。
清廷的這一系列的作法，都是應當肯定的，也相當不錯。
可惜，世上的很多事就是這樣，同樣的事情，提前半年，或幾個月，結果可能都會很好。但因爲那個時候還有的選擇 ，而不肯主動去做。
當處於“城下之盟”，被逼得不得不做時，做得再多，恐怕也已經無濟於事了。
載灃攝政的清廷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