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學校，最主要的資源無非是兩個：一個是有一批傑出的教師，一個是高素質的學生。馬上給學生實行“大換血”是不可能的，能做的只能是在整頓教師隊伍上下功夫。
在當時北大，文科是守舊派最爲集中之處、是北大教育革新的首要障礙。因此，整頓北大首先是要整頓北大文科。對於這件事，蔡元培在沒上任之前就已有打算，就是採納湯爾和與沈尹默這二人的建議，聘任倡導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爲文科學長，接替業已辭職的原學長夏錫琪。
有記載，蔡先生於12月21日到北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問北大情形。
湯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爲青年的指導者。”湯爾和取了十幾本《新青年》雜誌給蔡先生看。
蔡元培對於陳仲甫，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劉師培曾告訴他，有一種在蕪湖發行的白話報(《安徽俗論報》)，發起的幾個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蔡先生很佩服他的毅力和責任心。
此前，沈尹默曾提出過同樣的建議，聽了湯爾和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蔡元培便決意聘用陳獨秀。
1916年12月的北京，天寒地凍。
在北京前門附近的旅館走廊，有一位身穿長袍，戴着眼鏡的文化人不停徘徊。
旅館夥計一打聽，原來是這位先生要拜訪一位客人，可是這個人正在客房裡睡覺。這位先生招呼夥計不要叫醒他，而是拿一個凳子坐在房門口等候。
這位先生，就是蔡元培。而他想見的人，是陳獨秀。
此時，陳獨秀剛好因事來京，客居在前門附近，蔡先生從湯爾和處得知陳獨秀的住址。
蔡元培數次親自登門，誠心相邀。陳因在滬主編《新青年》不肯答應。後蔡主動提出可以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來辦，學校會盡力予以支持，陳終於欣然應允。他還同時推薦《新青年》的投稿人胡適。
蔡元培讀過胡適的文章，慕名已久，一口答應，並一再叮囑陳儘快催促胡速來。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陳慶同 ，陳乾生，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發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中.共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和早期主要領導人。
陳獨秀1927年7月離開中.共.中.央。1929年11月因就中東路事件發表不同意見而被開除黨.籍。1931年5月成立的“中.共.左.派反對派”，推選陳獨秀爲中.央書.記。
1932年10月被國民政府逮捕，判刑後囚禁於南京。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於1937年8月出獄，先後住在武漢、重慶，最後長期居住於四川江津（今屬重慶市）直到逝世。
自幼喪父，隨人稱“白鬍爹爹”的祖父修習四書五經 。
1896年，考中秀才，次年應江南鄉試落第。18歲撰文《揚子江形勢論略》。
1898年維新變法失敗和1900年八國聯軍對中國的侵略，使他受到很大震動。1901年至1915年，先後五次東渡日本求學或避難，接受民主主義思想 。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書院”學習。1899年，因有反清言論被“中西求是書院”開除。1901年，因爲進行反清宣傳活動，受清政府通緝，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速成科學習 。
1902年，參與成立東京青年會。1902年至1903年間，先後三次舉辦愛國演說會。1903年，陳獨秀回國在安慶籌建安徽愛國會，因被清廷察覺，出走上海。1903年7月，在上海協助章士釗主編《國民日報》。1904年，回安徽創辦《安徽俗話報》，是最早使用白話文進行通俗宣傳的報刊之一。1905年，在蕪湖組織安徽第一個具有軍事色彩的革命組織嶽王會 。1907年，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後轉入早稻田大學。回國後，去浙江陸軍學堂任教 。
1911年辛亥革命後，陳獨秀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這個時期，陳獨秀成爲安徽地區民主革命的領軍人物，他雖然沒有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但他是辛亥革命的積極參加者。
1913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被捕入獄。1914年，出獄後到日本，幫助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他寫文章用“獨秀”筆名，來源於家鄉的獨秀山。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翌年改名爲《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由此發端。
這位以宣揚“德先生”和“賽先生”而著稱陳獨秀的到來，使很多人敏銳的感覺到了，蔡元培這位新上任的校長，整頓學校的決心和魄力。
而事實上 ，陳獨秀的任教，對北大教育革新的意義也確極爲重大。他上任文科學長，催發了北大在文化革新方面的銳氣，尤其是他帶來了一份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要刊物——《新青年》。
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後，以北大爲依託、以《新青年》爲陣地，鼓吹新思潮，聚集了北大學人的革新力量，進一步推動了波瀾壯闊的新文化運動。
不久，經許壽裳和魯迅的推薦，曾任紹興教育會長的周作人應聘來到北大。由於時逢學期的中間，不宜開設新課，蔡元培先安排他到附設於學校的國史編篡處任職。新學期後聘其爲文科教授，講授《歐洲文明史》等課程。
緊接着，曾繼嚴復之後被任命爲北大校長而沒到任的章士釗，應聘爲文科教授，主講邏輯學，併兼任學校圖書館的主任。
在此期間，蔡元培曾函請吳稚暉和汪精衛等人，希望他們來擔當學監和教學等工作，但他們都因故而未能前來，只有李石曾“惠然肯來”做了生物學教授。
這一年的8月，從美國學成歸來，因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而“爆得大名”的胡適，應召而來，被聘爲文科教授。這是繼陳獨秀之後，又一讓北大校園產生較大反響的人物。蔡先生因聘到胡適而愈加興高采烈。他認爲胡適“真是舊學遂密而新知深沉的一個人”。
9月，曾在北大代課的錢玄同和《新青年》撰稿人劉半農，先後出任文科教授。
11月，經章士釗推薦，李大釗進入北大擔任了原由章兼任的學校圖書館的主任。圖書，是大學的重大資源，同樣需要能者打理。
一時間，在蔡元培的網羅下，除了已經提到的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章士釗外，魯迅、高一涵、沈尹默、吳虞等新派人物也都雲集北大。使得北大的師資陣容，令人歎爲觀止。
這批大師級的人物，不僅思想新，而且各有所專、學有所長。客觀地說來，這些人物其各自的貢獻，不是蔡元培和北大一個學校能夠容納的。但如果沒有蔡元培和北大，他們也將無法匯聚在同一個旗幟下，各自也難以發揮那麼大的，影響社會思潮的能量。
不能否認，是蔡元培給這些人提供了北大這樣一個寬闊而高聳、得以施展所學的平臺。
大量引進具有新知新思想的人，並不意味着蔡元培排斥“舊人”。很多思想守舊但是傳統國學功底深厚的學者也同樣受到蔡元培的重視，例如黃侃、劉師培、辜鴻銘、黃節、崔適、陳漢章、屠寄等人。
這時北大的文科老師中，一大批學術建樹頗豐的新老學者囊括其中，如馬敘倫、馬裕藻、朱希祖、陳大齊、陳介石、陳垣、孟森、杜國庠、馬衡、吳梅、章士釗、劉文典、陳寅恪、徐悲鴻、楊昌濟、沈兼士、馬寅初、陶孟和、王寵惠等。
北大的理科在蔡元培的領導下也像文科一樣人才濟濟，著名的教授學者有：李四光、翁文灝、丁文江、任鴻雋、李書華、溫宗宇、王尚濟、孫雲鑄、陳世璋、俞同奎、秦汾、王仁輔……這批學者幾乎無一不是當時國內科學界的頂尖人物。
在延攬人才上蔡元培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最著名的例證是年輕的學者梁漱溟。
那時，梁漱溟是通過範源濂的引薦，慕名來訪謁蔡元培。他拿出自己的《究元決疑論》一文，求教於蔡元培。這篇文章蔡從《東方雜誌》上已經讀到過，作者對佛學的造詣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梁漱溟既沒有出國留學鍍金的經歷，也沒有國內的大學文憑，但他鑽研學術、富有創見的精神，讓蔡元培感到這個人是個人才。於是，時年僅24歲的梁漱溟被蔡元培招入北京大學，並給予他講師的職稱。
當梁漱溟後來成爲一代大師——新儒家學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時，他總是不忘強調：是當年的蔡元培和北京大學栽培了他。
由於蔡元培在用人上打破了資歷限制，這一時期北大的教師隊伍迅速實現了年輕化。據1918年的統計，這時的北大教授平均年齡只有三十多歲，其中不少只有二十六七歲，這在中外大學的歷史上，都是不多見的。
要想讓北大變成真正治學的場所，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而這些名家也沒有辜負蔡元培和北大，在此以辛勤汗水與畢生所學，耕耘北大的學術沃土。
正如梅貽琦先生所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蔡先生爲北大招聘了一大批響噹噹的大師級的教授，形成了北大濃厚的學術氛圍。
蔡元培還毫不留情面地辭退不稱職的教員。英文系的青年教員徐佩銑被人稱爲“探豔團長”，個人品質下流，即被蔡元培開除出校。繼而蔡元培又頂住壓力把一批不稱職的外籍教員裁撤出校，即使此舉引來當時英國駐華使的蠻橫干涉，也毫不退讓。
這一時期，還有個插曲。一天，一個湖南來的年輕學生模樣的人，經人介紹找到蔡元培，請他給找個校工之類的工作，以解決在京的生活費用。
蔡元培從來人的談吐中，馬上看出這是個可造之才。沒有安排這人去作校工，而是和時任學校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商量後，在北大圖書館給安排了圖書助理員工作。
這個人就是後來對改寫中國歷史有重大影響的潤之先生。能夠在北大接觸到各種新思想，能夠讀到大量的書籍，對潤之先生的後來人生很重要。雖然，直到中國的紅軍完成長征後，潤之先生提及他在北大的經歷還憤憤不平。
他對到延安採訪的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回憶道：“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去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那些個學者教授們，未必給潤之先生留下多好的印象，但對於蔡元培的幫助，潤之先生一直是牢記在心的。對蔡元培的人品和學識，潤之先生也一直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從這個小插曲中，我們不能不佩服蔡元培看人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