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初五朝最值得研究的就是宣德朝，宣德朝的迷霧似乎至今也參不透，以致於我們今天研究起來竟也思路混淆，但我們拉大歷史的視角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似乎也可以得出三條結論。
第一，宣德皇帝試圖還給天下百姓一個寬鬆的環境；第二，宣德皇帝試圖將一些隨機、懸浮的問題制度化；第三，皇帝試圖從體制上來保持政治的平衡性和大明王朝的長治久安。總結了這三條，我們仍可以得出一個最終結論，那就是宣德皇帝力圖通過體制來保持王朝的穩定，而不是依靠洪武和永樂的那種超強個人能力。
宣德王朝似乎像文官所預計的那樣，一切都沿着洪熙王朝的軌道向前滑行，但我們最終得出結論宣德王朝還是跟洪熙王朝不一樣，因爲從深層次來說宣德皇帝具備洪武、永樂那種強悍的品質，但歷史滑行到了今天，已經不是洪武和永樂朝代的土壤，宣德皇帝更注重將他的這種品質發揮在體制上。
他不僅將巡撫這一臨設機構正常化，而且將內閣這一機構長期化，並新成立一個機構——司禮監——來制衡它。
君主受制於個人精力的有限不可能將所有的政事攬於一身，所以聰明的君主懂得如何既放權又控權。秦漢是三公九卿制度，決策權、審議權、執行權都在丞相手中，隋唐將相權一分爲三，宋朝情況特殊，將財權從相權中分離出來，到了元朝中書省又總攬一切大權，到了朱元璋廢除丞相，將決策、審議權控制在自己手中。從朱元璋設立內閣起，內閣就只有建議權，沒有決策、執行權，後來永樂年間內閣漸漸的有了執行權。隨着時間的推移，雖然法律沒有賦予內閣決策權，但實際上內閣已經掌握住了決策權，因爲一切政事都要通過內閣，內閣的建議通常都會被採納，到了宣德朝，皇帝已經明白內閣已經成了帝國不可缺失的因子，倒不是因爲洪武的祖訓在那裡，而是因爲這一制度成功解決相權問題，又使得皇帝不必精於政務。
宣德最終賦予內閣決策權，使得內閣更加制度化、長期化，但它始終不是律法賦予的常設機構。皇帝依然明白對於這一機構必須要有人來制衡它，皇帝這回選中的是太監。
宣德一朝的複雜性就在於它相對於文官來說出現了偏差，這些偏差無論對於本朝的文官還是對於如今的歷史研究者來說都是值得考慮的問題，但最值得關注的一件事情就是皇帝對於宦官的深層考慮。皇帝對於宦官的考慮無疑是長期和深慮的，他並不是像永樂皇帝那樣簡單的賦予宦官某種官職，而是將司禮監提到內廷之首，更爲重要的是他在大內設置內書堂，並由翰林院學士教授太監們讀書習字，從此帝國多了一羣能以極高效率辦事情又忠於皇帝的準官僚。宣德皇帝這一行爲無疑是英明的、及時地，它成功的保持了大明王朝的穩定。我們可以設想的是如果推後一朝或兩朝再實行這一舉措面臨的阻力無疑會大大增加。
帝國的權力分爲兩部分，內閣用藍筆在奏章上寫下決策意見，名曰“票擬”，皇帝紅筆在奏章上寫下“照準”，名曰“批紅”，如此以來此項決議便生效，可以通發六科執行。宣德朝批紅還由皇帝親批，但似乎此項體力勞動可以由太監帶筆，正統年間批紅便由太監代理。但太監絕對是在執行皇帝的意思，或許是皇帝設定一個更爲宏觀的框架，在這個框架下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太監便沒必要報之皇上了。
存在就是合理，萬物都是相生相剋，文官勢力的崛起必然需要力量來制衡，一旦沒有力量來制衡它時只能是通過週期性的封建振盪來重新洗牌，這是政治運行的規律，我們無需太多不解與感觸。
至此，也許士大夫們開始發現，我們的這位皇帝並不是他們想象的那樣，只是他們不知道他們與後世皇帝們的矛盾纔剛剛開始。鬥爭已經開始，我們的士大夫們準備好了嗎？
宣德一朝太監的活動範圍明顯大大超過了永樂朝，宣德皇帝並不是僅僅提高了司禮監的地位，皇帝還賦予鎮邊太監統領火器部隊的職責，甚至在皇帝巡邊的時候留守京城的官員對於大事還要跟太監們商量，最後帝國的太監還插手起瓷器、木材的生產，皇帝的推崇和縱容使得太監們提前跋扈起來，也使得對於太監的清洗提前到來。的確洪武、永樂兩朝的清洗都沒有針對宦官，而此次宣德皇帝卻將刀揮向了他們，在宣德六年年底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皇帝連殺十幾名高級宦官，整個宮內一片肅殺，也許連皇帝也被此種氣氛所感染。宣德七年的新年剛過，皇帝就安撫了宦官，宦官們明白一切都已經過去了，終於可以吐口氣了。皇帝並不想將宦官們整死，之所以要處理違規的宦官只是想讓他們更好的爲帝國服務。
宣德皇帝對宦官的力推是顯而易見的，他向後世子孫明確發出一個信號，那就是這夥人也是帝國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