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進入到正統年，封建體制的慣性和洪武時代遺留的弊端開始在我們這個王朝爆發起來，如果你認爲這是正統年間獨有的現象那麼就錯了，這些問題在宣德年間已經出現，只是經過時間的積累纔在正統年爆發起來。
洪武皇帝曾試圖創建一個自耕農的天下，爲此他打擊豪強，遷徙富戶，以一己之力跟制度的慣性對抗，後來的接任者朱棣仍是如此。但自耕農經濟有它的不穩定性，一旦遇到天災自耕農破產就要將田地賣掉投靠大戶，貴族和有功名人的田土免稅，這些也都給土地兼併提供了便利。正統年間的土地兼併雖然沒有明末那麼嚴重，但它已經開始了，加上連連的災荒，百姓們拋去田地、賣兒賣女、四處流浪苦不堪言，一副末日景象已經出現在了大明朝。
從正統元年起上天似乎不再眷顧我們這個古老的帝國，大面積的饑荒、乾旱、冰雹、水患、蝗蟲、瘟疫年復一年的從北向南席捲着***，黃河決口、長江決口、運河阻塞，***到處是饑民、流民，屍橫遍野、哀聲四起，慘不堪言，逃亡成了這個時代的特色。賑濟、安撫還不是帝國最頭疼的事情，最頭疼的事情是暴動。
在北方的災情如火如荼的時刻，在南方跟天災關聯不大的三場暴動卻發生了。
葉宗留，浙江人，礦徒。本來明王朝對於礦治是由官府壟斷經營，這樣可以提高財政收入，又可以避免礦工滋事，但宣德年在江南推行金花銀製度——也就是允許用白銀交稅——使得社會對於白銀的需求量急增起來。一方面是官府對銀礦的壟斷，另一方面是民間對白銀交易的劇增，這種矛盾使得明政府開放礦禁已是必然。
葉宗留本就是以盜礦爲生，這種不事生產之徒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是不安定因素，如今政府廢除礦禁，使得盜礦可以變成一公開的行動。但開礦屬於自然壟斷，它更需要社會化大生產以形成規模效應，也就是投資巨大。葉宗留連開幾處礦藏不僅沒賺到錢，反而把本搭進去了，既然開礦也不賺錢，那就搶吧。
人力資本是現成的，由於開礦四處饑民紛紛涌來，貧困的礦工、掙扎的流民需要的只是一個人點燃，點燃的就是葉宗留；第二個起義的是鄧茂七，跟葉宗留不同的是，鄧茂七是福建人，他起義的緣由是反抗地主的租稅。正統年間土地兼併已經很嚴重，各地士紳無不讓佃戶繳納過重的租稅，引起佃戶的不滿。茂七在各鄉間組織團練自發展開抗租鬥爭，這些參加團練的鄉民既有裝備又經過訓練，具備起義的先決條件，很快，大明開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場農民暴動爆發了；第三個起義的是廣東人黃蕭養，黃蕭養起義也是由於士紳的壓迫導致，而且這場起義參加民衆的成分複雜，既有漢人，又有苗人、瑤人，有農民，也有山民、疍民、漁民。
正統年，廣東這個地方階級矛盾已經尖銳的衝突起來，疍民、山民、苗民都是歧視和剝削的對象，而點燃這場爆動的卻是沙地。沙地就是經過海水不斷沖洗所形成的溼地，這種地土質鬆軟，即可種莊稼又可收穫魚蝦，收效可觀，本來這種土地應該是沿海的漁民或農民開荒所得，但也被地方的士紳巧取豪奪，忍無可忍的小民只得以一場怒火抗之。
發端於中國南方的這三場大的起義從西南遍佈東南，且幾乎在同一時間發生，受其影響，更多的小規模起義絡繹不絕發生。拋去葉宗留不談，其他兩場都是農民不堪壓迫而致，這些義軍或攻打中心城市，或佔據數省，或立國建號，或任命官吏，政府對其的策略是剿撫並用，這三場起義一直延續到景泰年間纔得到解決，而在此期間明王朝在雲南和漠北進行了兩場更大規模的戰爭。由此我們已經知曉，正統年間的形勢多麼的令人焦灼，但我們的皇帝和他的老師王振似乎對這一切都不以爲然，我們看不見什麼緊張的氣氛，或許這些突發事件還動搖不了明王朝的根本。
跟災害、流民、暴動同時進行的是西南正在進行着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明代是一個偉大的朝代，它在歷史上第一次將遼東、雲南、貴州納入中華版圖，且設省，雖然這三省在元代已經進入中華版圖，但那只是一種鬆散的控制，有明一代纔算是真正控制起來。這其中最後進入版圖的是雲南，而云南最後平定的是麓川這個地方，麓川位於雲南的西南部，與緬甸接壤。麓川平定後，朱元璋在這個地方設置宣慰使司，實行土司自治的制度。
明廷對西南土司實行的策略一直是分而治之，也就是將大土司轄地分給幾個小土司治理，以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但被奪去領土的大土司當然不願意，所以土司之間互相攻伐也是常有之事件，而地方官員和將軍急於建立軍功，所以很多情況下由於一些偶然小事件引發大的衝突事件在整個明王朝是時常發生的，爲此中央政府耗費巨大財力、人力、物力，同時也給西南的少數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
雖然朱元璋在麓川設立宣慰使司，但到了建文年間，麓川土司任氏家族大部分封地皆被剝奪轉而分給其他土司，從宣德三年開始任氏家族就開始試圖通過戰爭收復失地，到了正統年間麓川宣慰使任思發的軍事行動已經超過了明政府的忍受力，一場大戰似乎不可避免。
正統六年（1441年），英宗命定西伯蔣貴掛平南將軍印，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徵調京營、湖廣、四川、兩廣共計十五萬兵馬。大軍強渡怒江、破象陣，會師騰衝，接着一舉攻下麓川王城，思任發父子進入緬甸，官軍得勝而歸。
逃入緬甸的思任發、思機法父子很快死灰復燃，正統八年英宗第二次派蔣貴、王驥徵麓川，此次將麓川宣慰使又一分爲三。
正統十三年戰事又起，這次是思任發的兒子和孫子在邊境上惹事，英宗第三次派蔣貴、王驥統率十三萬大軍入滇，而此時距土木堡之變僅一年。
可以說明廷三次用兵除第一次有效果外，其他兩次皆毫無意義，我們也可以看出朝廷的方略一直是以戰爲主，那麼在帝國面臨天災和起義情況下爲何還要如此，這深層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英宗在這場戰爭中並沒有發揮主導作用，發揮主導作用的是王振，王振企圖恢復以武立國的傳統，當然對征伐這種事情感興趣。另外一個深層次原因是朝廷擔憂雲南出現跟安南一樣的局面，此種擔憂我們不能等閒視之，畢竟我們的着眼點要從今代拉回那個時代。
從雲南地方部隊陷入戰鬥起，這場發端於滇西的戰爭已經持續了十年，給明王朝造成了很大的負擔，也使雲南地方人民帶來沉重災難，明王朝好不容易在宣德朝從過去那種負擔中擺脫出來，正統年間一切似乎回到起點，但這還不是最嚴重的。正當人們對正統年所有的一切手忙腳亂的時候，一場更大的政治危機悄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