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高中畢業後，任過一段時間代課老師，一九六五年他二十三歲，通過努力考上了江西師範大學。剛進大學校門不久，遇上紅WEIBING運動，學校裡參加，各地高校參加串聯，語錄在手，當作車票，坐着火車跑遍全國。
回家探親，在當地學校邀請下，參加了當地的紅WEIBING運動，批鬥了當地幹部。形勢複雜，過後不久，遭到清算，認定父親是帶頭人，是公社乃至全縣造反運動的幕後策劃者，是要翻右傾案，是要打擊報復。
不斷的信函，不斷的材料，匯入江西師範大學，要求將父親遣返接受批判。好在大學百般保護，不但使父親順利堅持到畢業，畢業之後老師還勸說暫時留校，以免回去受到迫害。
父親在大學受到保護，老家人卻未能倖免，只比父親大一二歲的五伯父，當年也曾跟隨父親參與，因此被抓了起來，反綁雙手，將兩個大拇指捆綁吊起。
一次批鬥捱打，後背留下一根細長的銅條嵌在肉裡，本地的醫生怕受牽連，不敢醫治，五伯母和二伯母，半夜偷偷過河，請到鄰縣安義縣黃家洲公社的一名醫生，才偷偷治好。
老實巴交的二伯父，也受到批鬥，但沒那麼狠，他的小孩，那時候大的也有十一二歲了，因爲批鬥，從來不敢惹事，如果和別人起爭執，不管有理沒理，二伯父總是先將自己的小孩打了一頓再說。
二伯父有五男五女十個小孩，其中三女兩男五個年紀稍大的，因此都顯得性格懦弱。後面出生的五個，除了一個因病成癡呆之外，才顯性格開朗好強。
因爲這一段往事，父母與五伯父、五伯母感情非常深厚，可能是因爲我是家裡唯一男孩的緣故，五伯父和五伯母對我尤其要好，毫不誇張的說，當作了親生兒子一樣看待，一樣疼愛。
開放搞活的政策一出來，五伯父就挑着兩個籮筐，在老家街邊擺了個修自行車的地攤，成了全縣第一個萬元戶，修理自行車的技術，正是父親教給五伯父的，記得當年五伯父帶頭致富的事蹟，還被當地媒體報道過。
剛擺地攤時，別人勸他小心政策又會變，不要當出頭鳥，五伯父對他們說，*****都死過一回了，不怕了。一段歲月就是一段記憶，刻骨銘心，如何的苦難，非親身經歷無法描述。
父親在大學躲難，最終被一封電報催了回來。電報以奶奶的名義發的，說是奶奶病重，希望能見兒子最後一面，父親因此擔心，信以爲真，顧不得許多，立刻從學校趕回。
現在從南昌到我們縣城，開車從高速走，不到一個小時就能到，那時候沒有高速，更沒有私家車，父親心急，接到電報就往回趕，一雙腳走了一天一夜，翻山越嶺纔到家中。
得益於跟隨他的幾位兄長“獨輪車”販賣物品經歷，得益於爺爺爲節省車費，挑着行囊，走路送父親到南昌上大學，回家的大道小路，山樑村莊，父親記得清清楚楚。
當翻越新建縣的梅嶺時，天完全黑了下來，無法前行，又飢又渴，父親敲開了一戶山民的家門，請求借住一宿，這家山民的熱情，現在父親還深深掛念，他們不但收留父親住宿，還給了他飯吃，燒水讓他洗臉洗腳。
危難最見真情，同樣也最容易被感動，交通便捷之後，父親曾經多次想過去拜訪，只是時間太久，時過境遷，建設太快，變化太大，已經無法再找到記憶中的山路。
這樣的山路消失的太多，比如去大姨家的那條山路，路邊有一樹非常好的楊梅，不久前想去順着這條山路摘楊梅，尋找之下，發現那條山路已經完全不存在了，山口的那座水磨坊，也消失得無影無蹤。
疾走一天一夜，一到家中，就有好心人來提醒，要父親趕快逃走，電報是假的，公社爲了騙父親回來才發的。知道上當之後，奶奶立刻讓三伯父帶着父親逃跑。
跑了不久，公社就有人追來，一直追到了縣城。父親躲進縣物資局，當時局長是宋姓本家，他對追來的人講，“娘追兒尚且不出百步，何況是一個祖宗下來的本姓家人。”，這才勸回了他們，躲過了一劫。
父親講，那個公社書記對他仇恨很深，揚言抓到他後，要三天內打死。這就是當時的社會現狀，父親的經歷只是其中的一個縮影。
六六年開始的運動，造成大量學生滯留學校成“老三屆”，如何安置就業是最大難題，在一聲號召下，他們又放下書包走出學校，扛起鋤頭上山下鄉，到廣大農村接受貧下中農改造。
父親努力考上大學，結果被歷史大潮重新衝回農村，命運多舛，宿命輪迴，本來想像大伯父一樣，通過讀書跳“龍門”，跳上“龍門”卻又再落“農門”。
事實上，即使沒有遇到這樣的事情，父親畢業後也一樣要回農村，他就讀的江西師範大學，本來就是面向農村培養學生，又遇到紅衛兵成社會問題，他的其他同學，都沒有安排工作，都成爲了知青“插隊”農村。
父親最後逃到的是會埠的青樹大隊，青樹大隊與楓壠大隊相鄰，也處在越山腳下。
落戶偏遠山村，也不容易，知道父親的情況後，沒有哪個生產隊敢接收父親。也是父親倖運，有一個生產隊長相當開明，有些魄力，他說“大學生多難得，你們不敢要我要了。”
那時候別說大學生，就是高中生都少見，農村中就更少見，父親因此在青樹大隊落腳，那個收留他的人姓劉，後來他的兒子與我成了高中同學，關係相當親近。
就是躲到這裡，事件並沒有結束，當地會社又給父親所在地發函，要求遣返接受批鬥。父親再次被幸運眷顧，這封催命函，被父親的一位表哥給壓了下來。
父親的這位表哥曾經是地區的司法局副局長，那時正好被調到管轄青樹的新建農場，在裡面擔任領導幹部。這封函在被他收到後，放在了抽屜的最底下。
幾年前我去探望父親的這位表哥，當時他還很健朗，笑着跟我說，“我看到是你父親的名字，就鎖到抽屜最底下，當作是不小心忘了，保了你父親一條命。”
這樣的笑容，現在還親切呈現面前，那是一種滄桑的積澱，那是一種世事的練達，更是一種前景的理解。這樣的心境可能只有大伯的那一句“一切向前看”，才能徹底詮釋。
現在父親的這位表哥已經安然去世，帶走了屬於他自己的那一段歷史，他的兩個兒子，與我們一家走得相當近，後來轉業分配，得到過他們不少幫助。
種種經歷之後，父親心灰意冷，安安心心當了近二十年農民，直到1985年，與當年“插隊”農村的大學同學，一起到省城爭取安置，才都落實政策分配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