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編民——熟番——生番的分類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來的“化外”、“化內”的政治話語體系，所依據的都是中國傳統的教化禮儀所及的程度與界限，而與疆界無關。故而，在清廷看來，將臺灣東部“番地”描述成“未歸王化”、“生番化外”，並無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鑑的“成功交涉”。
但美國領事李仙得卻無法“見諒”。他根本理解不了清廷官員的“天下觀”，只能將“（番地）未歸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辯：“番地非中國領土，故中國對番人殺害美國船員不負責任”。在李仙得看來，這種推託責任的方式，簡直不可理喻。
“流浪者”號事件最終以李仙德與臺灣當地土番自行締結約定不得殺害美國船員而告終，清廷自以爲得計，在其中充當了面目模糊的“保媒拉縴”的角色。
殊不知，曾強烈要求清廷承認對臺灣“番地”擁有主權的李仙得，在此事件之後，即着手開始炮製“臺灣番地無主論”，多次進入臺灣，按需蒐集各種資料。在其計劃得不到美國政府的支持之後，轉而受僱於日本政府！
李仙得在提交給日本政府的首個備忘錄裡這樣描述自己的“臺灣番地無主論”：“如果說中國政府自己發現了此島，也可以說又由中國政府自己放棄了此島。清國政府對一部分的島民施以佈政教化，那麼按道理清國政府也應管轄另一部分。但清國政府卻不能拿出事實上的有效證據。”
長期受中國文化薰染的日本，顯然是瞭解清廷的“天下觀”理念的。曾幾何時，它也是這“天下”的一部分——明朝嘉靖年間，傳教士沙勿略試圖以基督教歸化日本，但卻遭到了拒絕，日本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確實是真正的宗教，那麼聰明的中國人肯定會知道它並且接受它。”這使得稍後來到東方的利瑪竇深刻認識到：要歸化東方，必須先歸化中國。
深悉中國傳統“天下觀”的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全面西化。這種身份在清廷面前於是乎就成了巨大的優勢：他們瞭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時。又深悉清廷傳統“外交觀”的種種漏洞，及其與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種種衝突之處。如何利用這種優勢在清廷身上獲利，成了明治政府維新之後工作的重中之重。“徵韓論”與奪取琉球，在19世紀70年代初期的日本，甚囂塵上。臺灣，自然也不能倖免！
林義哲算了下日子，他是1873年1月22日回來的。而馬上到來的2月，日本政府任命副島種臣爲全權大使出使中國，名義是與中方交換《中日修好條規》，而大清朝廷這個時候正因爲外國使節覲見禮儀問題而焦頭爛額，出於某種幼稚的政治好感，副島種臣被獲准與各國使節一起覲見了同治皇帝。而且受到清廷的破格禮遇，不僅沒有行跪拜禮，甚至也沒有像各國公使們一樣行五鞠躬禮。
清廷的用意，無非是覺得日本與中國同屬東方，理應彼此親近以對抗西洋諸國；再者。日本在“天下”之內，擡高日本使節的覲見地位。也就等同於貶低西洋諸國使節的地位。卻殊不知，明治之後的日本，早已脫離“天下”，融入世界。副島種臣此行，更懷着爲日本吞併琉球和侵佔臺灣套取政治口實的隱秘用心！
林義哲知道，現在提醒朝廷，時間上應該還算來得及，只是朝廷能不能聽進去，就兩句話說了。
現在的大清國朝野上下，因循守舊慣了，沒有足夠的外力刺激，是根本動彈不起來的！
“現在最最緊要的，是知悉詳情，保得日人平安，不貽外間以口實。”林義哲道。
“以著令臺灣吳道（分巡臺灣兵備道吳大廷）及楊鎮（臺灣鎮總兵楊在元）火速查明實情回報，現已月餘，尚不得消息。”李鶴年嘆道，“也不知到底出了什麼事兒。”
林義哲隱約地感到事情可能有蹊蹺，他在腦中飛快地搜索着這一時期發生的歷史事件，但想了好一會兒，仍然想不出這一段時間發生過類似“流浪者”號事件或“臺番殺害琉民”事件的事情。
儘管林義哲是一個熟知中國近代重大歷史事件的穿越者，但也並不是歷史上發生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
但是，現在離日本首次侵略臺灣的“西鄉大暴走”也就只有一年時間了！
林義哲心中不安的感覺越來越重。
他這些年全力經營船政，極力促成和法國合作，提高船政的造船能力，又和英國拉關係，弄了一艘巡洋艦回來，就是爲了要應付這一次的危機！
“鯤宇老弟說的是，現下緊要的，是平安尋回日人，送他們回去，若是出了人命，各國藉機窺伺，便麻煩了。”文煜說道。
“前些日子幼勤（福建巡撫王凱泰的字）便打算動身過去，可他身子自去年便一直病着，未見好轉，這幾日似是又重了。”李鶴年看着林義哲道，“按朝廷律例，福建巡撫須得半年分巡臺灣。今年這分巡臺灣事，只怕要着落在鯤宇老弟身上了。”
“是啊！到時候鯤宇老弟便要辛苦了。”文煜也在一旁說道。
林義哲聽到李鶴年說到“分巡臺灣”事宜，心裡頓時明白他和文煜爲什麼和自己說這些了。不由得在心裡暗罵了一聲“兩個老狐狸”。
他們倆繞了這麼大的圈子，其實就是想說動自己去分巡臺灣！因爲要是自己這個護理福建巡撫不上任，王凱泰的病又不好，他們兩個老狐狸當中就必須得出一個過去。
福建巡撫這個官兒聽着響亮，實際可是並不怎麼好當的。
李鶴年和文煜現在雖然說不上是在編排自己，但很明顯也是等於給自己出了個難題。
“份內之事，說不得什麼辛苦。”林義哲一口應承了下來，“那事不宜遲，我稍事準備便動身過去，先辦理這件事再說。”
看到林義哲如此的勇於任事，李鶴年和文煜驚訝之餘，心下也是感動。
“鯤宇老弟才從外洋回來，甚是勞頓，當歇息些時日再去履任，皇太后賞假尚有一月，不必着急。此事我再催令臺道鎮趕緊查清回報。”李鶴年提醒林義哲道：“臺灣那邊的事兒很多，幼勤去歲已在彼處半年，熟悉情形，鯤宇老弟不妨前去探望一下幼勤，略盡同僚之意，順便又可請教一番。”
“正是。幼勤與沈公亦是相熟，鯤宇老弟不妨就過去看看。”文煜也道。
林義哲答應了，他和李鶴年文煜又談了一會兒，贈送了帶來的西洋特產等禮品，便告辭而出，直奔巡撫衙署，探望病中的王凱泰。
此時的王凱泰已然臥牀不起，林義哲由王夫人引領，入了後堂，見到了形容憔悴的王凱泰。
王凱泰是江蘇寶應人，進士出身，歷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纂修，翰林院侍讀等職。1863年入李鴻章幕府，成爲淮軍將領，協助李鴻章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同治五年任浙江按察使，同治六年任廣東布政使。同治九年任福建巡撫。歷任地方官時，他在各地興修水利，興辦學堂，禁械鬥、禁溺女等陋習，辦了不少好事，頗有政聲。他在任職福建巡撫後，和擔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楨來往甚密，他和沈葆楨一樣，也是一位肯任事的人。這一次因爲在臺灣受了瘴氣，加上過於勞累，是以病倒，不得不離臺回福州休養。
看到林義哲前來探望自己，王凱泰很是高興。王凱泰此前已經得知了林義哲護理福建巡撫的任命，知道有人幫自己分擔重務，自己可以安心休養一些時間，心下甚喜。雖然身在重病之中，但當林義哲問起臺灣的事時，他仍然做了詳細的解說。
“敢問王公，同治十年臺灣牡丹社番民殺害琉球漁民事，詳情到底如何？”林義哲在大概瞭解了一下臺灣各地的概況之後，便將話題轉到了他最爲關心的事情上來。
“事情有些久了，署裡當有當年的文牘，鯤宇不妨去取來看看。”王凱泰道，“那是琉球國宮古島到其都城首裡上繳年貢之船隊于歸途時遇到颱風，漂至臺灣東南部高士佛社、牡丹社、竹社之交界處遇難的事。其時船上計有六十九人，當中三人溺死，五十四人被番民殺害，倖存者十二人爲官府救回，送至福州後乘船回國。”
“是不是此前也有類似情事發生？”林義哲問道。
“琉球人漂流到臺灣遭番民殺害之事件不僅此一例，此前亦有多次，通常是朝廷依例救助及保護，琉球則於事後發諮文謝恩，其他責任一概不予追究。”王凱泰答道，他明白林義哲爲何問此，便又說道，“此次番民扣押日人，恐亦爲琉民，非爲日人，因日人不以琉球爲我屬邦，稱其爲日本內藩，將琉人視爲日人，其意恐非要保護琉民，有欲藉此生事之兆。鯤宇不可不小心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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