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晃”是新人類
雜文家李更寫過一句詩：“中國出了個晃晃叫李更”。他的用意在調侃自己。李更籍貫遼寧，但他本人卻是土生土長的武漢人。他稱自己爲“晃晃”，不是武漢人，恐怕很難理解這個詞的妙處。
武漢地處九省通衢，水陸雜陳，百味兼容，南風北氣，於此際會。亂世時爲兵戰之地，順世時乃商會之都。兵商兩道，都是勝者爲王。因此，該城的人士，崇尚“打碼頭”，即便是謙謙君子，也帶三分剽悍。若不如此，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第一槍，斷不會在武昌城中打響，而漢口也不會獲得中國古代四大商鎮之一的美譽。
戰爭與商業兩種文化培植的武漢，養出了這個城市的人民特殊的性格和萬變不離其宗的文化價值觀。單從語言方面，即可看出大端。武漢人說話的腔調，與四川話相似，常用的詞彙，以幽默居多。四川人也幽默，但武漢人的幽默與之相比，有同有異。相同的是都有機智詼諧；不同的是，四川人的幽默摻有滑稽，武漢人的幽默摻着調侃。
隨着時代的發展與生活的演變，武漢的方言也總是處在變化之中。時下的方言，有兩個詞最能代表武漢人的表述方式，一是“鬧眼子”，一是“晃晃”。
“鬧眼子”既有惡作劇的意思，也有光說不幹的意思。如說某人正在籌備做某件事，旁人聽了評價說：“你信他？他是鬧眼子的。”再如某人將某事做成，有人便評價：“他本來是鬧眼子的，沒想到搞成了。”通過舉例，便知“鬧眼子”的底蘊。
再說“晃晃”。
比之“鬧眼子”，“晃晃”這個詞蘊含的意思更多。還是舉例說明：
“這個人一件事也做不成，是個晃晃。”
“雖說他是個晃晃，手上隨麼事都有得。不到幾年工夫，車子、房子、票子都晃到手上來了。”
“晃晃”是武漢的新方言，誕生至今超不過十年，但流傳極廣。武漢方言的特點，一是正話反說，二是淨話髒說，三是莊話諧說。比如說“鬧眼子”，本是貶義，但有時也帶有褒義。至於“晃晃”，它之誕生，肯定是譏刺，但演變到後來，卻也是亦褒亦貶，貶中藏褒，在嗤之以鼻的同時又讚賞有加。
細究起來，“晃晃”一詞的誕生，間接反映了在改革開放大潮中武漢的新世態。新中國成立後，武漢在國家的產業佈局中一直處於顯著的地位，城市居民的收入也在全國大城市中處於第一方陣。武漢的居民，幼有所託，老有所養，人各有職，沒有衣食之憂。可是，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各個地區各個行業都在重新排座次，社會的各個層面也在重新洗牌。此情之下，一向處在優越地位的武漢人忽然發覺自己腳下的土地變成了“欠發達地區”，往日非常生疏的字眼如“失業”“破產”“下崗”“低保”等等，竟成了生活的常態。一時間，沮喪者有之，惶惑者有之，憤怒如餓虎者有之，瑟縮如檐雀者亦有之。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客觀地講，前二十餘年，武漢人都處在陣痛之中。眼饞發達地區“遍地英雄下夕煙”，回看自家“山重水複疑無路”，心中的失落感與焦躁情緒，自是與日俱增。
畢竟是兵戰之地，畢竟是商會之都，痛定思痛之後，武漢人知道“牢騷太盛防斷腸”，於是“風捲紅旗過大關”，制定嶄新策略，重振昔日雄風。在千禧年之後，用楚人承傳下來的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重新開始了鑄造輝煌的長征。
如果說一百二十多年前，張之洞督鄂，爲我們武漢人留下了可圈可點的“漢口開埠”這一改革開放的政治遺產，那麼，第二次的“漢口開埠”便是最近十幾年來武漢人正在羣策羣力趕做的一件大事。第一次開埠，史有定論；而第二次開埠方興未艾，其意義，其效績，現在評論還爲時太早。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給“晃晃”一詞賦予新的意義，便是在此一時期。
在武漢人醉心於改革，着力於建設的大潮中，確有許多新的精英誕生，新的氣象散發魅力，但亦有一些人在除舊迎新的過程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們熱衷於追趕潮流，卻又沒有耐心把一件事做好。於是，武漢人便爲此種人創造了一個新稱呼——晃晃。
細加分析，晃晃一族是武漢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產生的一種“新人類”，迫於慾望，難抑浮躁，於是便有了晃來晃去一事無成的尷尬。應該說，“晃晃”一詞誕生之初是貶義的，後來，竟從中生出了一些褒義，這便是武漢人調侃的本事了。記得數年前，一位漢口的小老闆談及自己在生意上的失利，向我痛苦地表述：“我運氣總是不好，趕羊豬俏，趕豬羊俏，豬羊都趕，結果豬羊都不俏。”不難看出，這位小老闆的做法，便是生意場上的晃晃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