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聯志士
——馮鏗
在陰霾四布，
太陽和月亮都失了他的蹤跡時，
地上一切的一切，
都籠罩在這黑暗的幕裡。
呵！這可怕的地獄般的漆黑呀！
在那裡，魔鬼伸着他們的腳手，
猛獸張着它們的爪牙，
……
呵！我們中華民國！
誕生已經十四週年了！
今天——這個要萬分慶祝的紀念日子，
我們應該如何的讚美歡頌偷樂呢？！
可是，又是如何的慘痛悲哀呢？！
……
——馮鏗《共和國的紀念》（原載1925年12月15日汕頭《友聯期刊》第五期，署名馮嶺梅）
馮鏗（1907~1931），原名馮嶺梅，生於廣東潮州一個貧窮的教師家庭。1929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加入“左聯”，爲革命事業奮鬥不止。1931年初與柔石、胡也頻、李秋實、白莽等人同時被捕，2月8日犧牲。
個性的新青年
馮鏗是筆名，她的原名叫馮嶺梅，取“十月先開嶺上梅”之意。馮鏗的父母都出身官宦人家，父親是個傳統讀書人，酷愛飲酒賦詩，卻不懂謀生理財之道。馮鏗家兄妹衆多，並都在文學方面頗有建樹，但其中大多也同父親一樣不善謀生。生活的重擔全落在馮鏗母親的身上，家庭生活貧窮困窘。
馮鏗排行第八，是家中最小的女兒。因受家庭環境影響，馮鏗自幼便喜愛文學，小學時就請求家人將她送進新式小學讀書。她早期文學興趣多源於她的三姐素秋。三姐教她讀了不少舊詩詞和古代歷史故事、神話傳說。小小年紀的馮鏗漸漸被文學的世界所吸引，沉浸在文學創作的綺麗世界之中。
有一件事，對馮鏗的一生影響極深。馮鏗還小時，一向文靜懦弱的三姐素秋爲追求戀愛自由，迸發出如同猛虎一般的反抗情緒，與家人，與封建禮教勇敢地做鬥爭。三姐的這次抗爭，驚動了當時那個古老的潮州城，同時也震動了尚且年幼的馮鏗的心。後來，姐姐勝利了，她也感到歡喜，但她發現姐姐有時卻仍舊暗自流淚，最後甚至鬱鬱而終。她不明白姐姐爲何明明抗爭成功卻還是不能獲得快樂，爲何不能像書裡的英雄一樣用自己的武器與勇敢去斬斷痛苦。
三姐去世後，馮鏗成爲了最得寵的女兒。她沒有恃寵而驕，相反，彷彿繼承了三姐的抗爭精神，成爲了一個思想獨立，有着如男子般堅毅剛強之心的新青年。她還熱愛文學，整天不是讀書就是唱歌，從來不注意衣服、飲食這些小事。她濃眉大眼，長得惹人喜愛，學校裡有着衆多追求者。她對此既不拘謹也不放縱，大方地面對。母親對馮鏗的“新派”做法有些不滿，但馮鏗堅持自己的原則，完全不理會母親的“舊式”教導，母親失敗幾次以後，只得放棄。
馮鏗敢愛敢恨，既有着如男子一般剛強的一面，也有着如女子般溫柔善良的一面，她將烈火般的性格和秋水般的心靈融匯於自身，使她由內而外散發出別樣的光彩。
1921年，馮鏗從岩石正光女校轉入汕頭友聯中學學習。友聯中學是在五四運動中，汕頭華興教會學校師生脫離華興另組成立的，是具有戰鬥傳統的學校。受五四新文學浪潮影響，友聯中學成立了文學社團“友中月刊社”，馮鏗是其中骨幹。馮鏗的文學作品受新浪潮影響極深，她15歲時便開始在許美勳主編的汕頭《時報》副刊上發表白話小詩和散文小品，後又在許美勳和她四哥馮瘦菊創辦的《火焰》週刊上發表過大量作品。
五卅慘案發生後，馮鏗在學聯的領導下，印傳單、編刊物、組織演劇隊籌款支援工人的罷工運動。1925年冬天，汕頭總工會領導人楊石魂被反動派非法逮捕。工人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抗議遊行，反動派被迫釋放楊石魂。馮鏗作爲學聯代表出席了歡迎楊石魂迴歸的大會。在會上，楊石魂親自講述了敵人對他施以的殘忍酷刑，用慷慨激昂的陳詞揭露了敵人的醜惡面目。這次演講激起了在場所有羣衆的憤慨與鬥志。會後，十萬憤怒的工人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這次經歷，使馮鏗的心靈深受震撼，她第一次認識到羣衆的力量是多麼強大！
這之後，馮鏗參加了多次革命浪潮活動，渾身都散發着革命的火焰，成爲潮汕學生運動和婦女運動的積極分子。如果說
馮鏗早期有着三姐給她留下的影子，那麼接受了革命思想以後的馮鏗已經成爲一個全新的、獨立的新青年。她不再是爲個人的自由而戰，而是爲着勞苦大衆的解放奮鬥，釋放自己的生命光彩。
文學鬥士
共產主義對馮鏗來說，是一片絕無僅有的、美麗的新天地。那裡的人們朝氣蓬勃，人人依靠勞動來獲得幸福，沒有壓迫、沒有剝削，充滿歡聲笑語。她渴望所有窮苦大衆都可以生活在這樣一個美好的世界中。爲此，她要將文字化爲武器，做一名英勇無畏的鬥士。
馮鏗不僅擔任友聯中學校刊《友聯期刊》的編輯與發行工作，自己也積極爲《友聯期刊》與《嶺東民國時報》寫稿。她的政論文有一個統一的主張，那就是：革命要徹底。以她的一篇文章《破壞和建設》爲例，她在文中這樣說道：“那時的偉人，烈士們，誤以爲把‘大清帝國’改名‘中華民國’，就算達到目的！所以容溥儀依舊安居皇宮，受遺老們的朝拜，因而惹起復闢的亂子出來；一般舊官僚依然讓他們佔着勢力，施行舊的政策、思想，因而釀成這十四年來的禍亂……”馮鏗認爲，辛亥革命的失敗就在於對舊思想、舊勢力“毀滅、剷除”得不夠乾淨，要想革命成功，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必須要對舊的體制“破壞得徹底”。
馮鏗還提倡女性打破封建禮教束縛。她曾寫過多篇以女性爲主角的小說，通過女主人公的悲慘命運抨擊舊封建禮教對女性的迫害。她的小說故事素材往往來源於生活。在當時的年代裡，有許多女性在被迫接受着舊思想、舊禮教所帶來的痛苦。
馮鏗有個同學叫瑞芬，瑞芬母親的夫家家境富裕，是當地的一個大戶人家。瑞芬母親18歲的時候，瑞芬的父親死了。夫家的人爲了維護自家人的“好名聲”，不許瑞芬母親改嫁。從此，瑞芬母親被禁閨中，一禁就是20年。20年的青春歲月因禁錮變得灰暗，瑞芬母親皮膚慘白，臉上終日看不到一絲笑容。馮鏗對瑞芬母親抱有無限同情，經常鼓勵瑞芬動員她媽媽挺身出來抗爭。她還把這對母女作爲素材，進行文學創作，通過文學的形勢讓衆多受苦的女性燃起對抗舊禮教的鬥志。
沒多久，馮鏗自己也不可避免地被捲入舊封建禮教的漩渦之中。馮鏗與父親的學生許美勳因志趣相投，逐漸相知、相愛，打算結爲夫妻。這樁婚姻遭到馮鏗家中的極力反對。因爲許美勳是個窮學生，母親想讓馮鏗嫁給一戶有錢人家。受過新思想洗禮的馮鏗當然不會接受母親的安排，等到高中畢業後，馮鏗就離開家與許美勳一起前往許美勳出生地桑浦山下潮安縣安紅旗底村，在那裡二人開始了新的生活。馮鏗與許美勳在鄉間的生活雖不富裕，卻極爲愜意。二人白天在當地一所小學教書，夜晚就在家中讀書寫作，彷彿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
好景不長。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馮鏗與丈夫許美勳流亡他鄉，幾經風險，幸得農友的掩護相助才得以成功逃亡。這次流亡生活，使馮鏗對革命有了更爲深刻的認識和更爲深切的體會。在她之後的文學作品中，經常可以看到關於逃亡生活中的經歷以及感受。在文中，她還經常談到她逃亡在農村時的生活，字裡行間都流露出對農民具有的質樸與真誠的讚美。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恐怖氣息還未散盡，馮鏗與許美勳就悄悄潛回汕頭。此時這座他們長久生活過的城市四處瀰漫着死亡的氣息，天天可以看到囚車從街道中駛過，夜夜可以聽到撕裂寂靜的槍聲。馮鏗雖然無法確認，但她知道，她曾經的師長、校友漸漸從她身邊消失，有的被捕，有的失蹤，有的犧牲，還有的落荒而逃，或是成爲了國民黨麾下的“新貴”……
城中的變故、動盪，就猶如整個社會的縮影。馮鏗陷入長久的思索，她想，究竟什麼可以拯救這個不斷淪陷於黑暗的國家。在這期間，馮鏗寫過四篇散文，以《海濱雜記》爲題發表於上海的《白露》。其中的《畢竟是玩物》與《滑稽》提到了“某些時代女性”，滿口“革命”“愛國”的新名詞，卻轉身甘願去做“穿着軍服”的男人的“玩物”，文中盡是對這種虛榮、虛僞現象的猛烈抨擊。
馮鏗嚮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壯烈鬥爭，她堅信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爲導向的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她渴望成爲其中的一分子，用文字武裝自己，成爲一名爲解放人民而戰的真正的鬥士。
衝破白色的文化“圍剿”
1929年的
元宵節，馮鏗與許美勳來到上海。上海曾被稱爲東方莫斯科，爆發過五卅運動，是馮鏗一直嚮往的地方。
馮鏗到上海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遊遍每一個可以尋找到革命同志足跡的地方。她到南京路憑弔五卅慘案的遺蹟，她在老閘捕房、四大公司周圍的大街小巷來回跑着，心中思緒萬千。
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富人可以恣意地享受燈紅酒綠的生活，住着一夜150塊大洋的旅館，可以買30多萬兩銀子一棟的大房子，而窮人只能窩在陰暗的角落，爲吃飽飯而耗盡心力。明明是在同一片土地上，卻彷彿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馮鏗爲這種巨大的貧富差距而感到痛心、憤怒。
馮鏗渴望學習，她認爲學習是革命最重要的武裝。初到上海，她還曾到復旦大學讀書，不過最後因忙於工作和經濟拮据而輟學，但這並沒有影響馮鏗對學習的熱情。她利用一切工作之外的時間，讀共產黨的書籍、唯物主義哲學、文化理論、蘇俄的文學作品……她還在百忙中自學日語和英語。她認爲通過外語可以瞭解外國人的一些心理和思維的特點，回過頭來兩相對照，可以更深刻地體會祖國語言的特色。
酷愛文學的馮鏗到了上海以後，依舊致力於寫作。除了寫作外，她還將精力投入到實際的革命工作。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各種革命鬥爭。她第一次參加五卅紀念示威遊行，與幾千人一同行進，他們手挽着手，邁着整齊、穩健的步伐，彷彿自己與衆人已經化爲一股洶涌的力量，足以摧毀一切邪惡勢力，所向披靡。
每參與一次鬥爭，馮鏗對革命的信心就增加一分，雖然革命形勢越來越緊張，不斷有同志被捕，但馮鏗的信念卻從未有絲毫動搖。
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左聯”是革命文化戰線的一面鮮紅的戰鬥旗幟，是白色的文化“圍剿”戰線上的一股強大的文化力量。
“左聯”剛成立，馮鏗就參加了。加入“左聯”後，馮鏗接觸了許多當時的優秀革命文化者。通過與他們的交流、學習，馮鏗對革命、對社會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而這段時期也是她創作力極爲旺盛的階段。她在繁忙緊張的革命鬥爭中，利用一切時間進行寫作，有時甚至幾份稿子齊頭並進或穿插進行。
1930年5月，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馮鏗與柔石、胡也頻三人被推選爲“左聯”的代表出席大會。與會的還有各紅色根據地、各地紅軍和游擊隊，以及各大城市紅色工會、革命團體等的代表，共五十餘人。會後，馮鏗根據在會上的所見所聞，以及過去的生活積累，寫成了小說《紅的日記》和《小阿強》。
刊載於1930年6月《文藝大衆》上的《小阿強》講述的是革命根據地一個少先隊長的英勇事蹟。這篇作品與《紅的日記》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一批直接反映和謳歌革命根據地和紅軍戰鬥生活的文學作品。
國民黨掀起的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革命同志接二連三地被捕。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中，廣大革命者的鬥志非但沒有被抑制，反而越來越高漲。馮鏗更是被鍛鍊成一位身經百戰，可以巧妙與敵人周旋的優秀革命工作者。她經常與同志們扮演不同的角色，以掩人耳目。她有時可以是一位能歌善舞的音樂教師，有時也可以是某個前來參加宴會的賓客……
正當馮鏗才情煥發、鬥志昂揚，向着革命與創作的勝利殿堂邁進的時候，敵人的屠刀無情地向這位青年女作家揮去。
1931年1月7日，馮鏗與李偉森、柔石、胡也頻、殷夫等人作爲“左聯”的代表，前去東方旅社出席中華工農兵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預備會議，與所有與會者一起被預先埋伏的國民黨特務抓獲。
國民黨想盡辦法，妄圖從馮鏗這批被捕者當中找出破壞當地地下黨的線索。特務們夜以繼日地威逼利誘，一邊用殘忍的酷刑逼供，一邊用高官厚祿誘惑，但馮鏗等人始終不爲所動，寧死不屈。以宋慶齡、何香凝、楊杏佛等爲首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濟難會等組織，出面爲營救被捕作家而進行了不懈鬥爭，然而均以失敗告終。
1931年2月7日午夜，馮鏗與柔石、胡也頻、李偉森、殷夫等23位共產黨員在龍華被國民黨秘密殺害，她犧牲時年僅24歲。
馮鏗與她的戰友們用生命爲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呼喊出震撼心靈的最強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