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撐待變的外交
一、尋找抗戰盟友
1．求助英美
自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以來，蔣介石一直寄希望於英美等國“主持公道”，期望他們出面干預和制止日本侵略。他在同外交部長王寵惠的談話和給資深外交官顧維鈞的電報中都強調：“現在局勢只有各關係國尤其是美英兩國之合作，可挽危機。”
爲此，國民政府於1937年7月13日在國聯提出第一聲明書，要求國聯對日本侵略採取必要行動。7月21日，蔣介石接見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希望其轉達國府意圖，促使英美兩國出面斡旋。7月25日，蔣又接見美國大使詹森，希望美國出面制止日本侵略。8月，他下決心在淞滬地區打一場大仗，動機之一也是想推動英美等國改變不干涉的“中立”態度。
8月14日，國民政府自衛聲明中，還有籲請英美各國“在其鄭重簽訂之國際條約下各盡其所負之義務”的話。但是令蔣介石失望的是，此時國際上尚對中國的抗戰採取作壁上觀的容忍態度。美國和英國，均未對日本採取實質性行動，對日本侵略和挑釁的行動，也予以容忍。
英美等國對日本的侵華戰爭，當然並不贊成，因爲這直接損害了他們的在華利益。但是在蔣介石這個現實的朋友和日本這個潛在的敵人之間，他們更怕觸怒日本，不僅不肯爲中國而捲入戰爭，甚至在9月取消了賣給中國的飛機、軍火的協定。他們是想既維護自己在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的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中國以滿足日本的侵略要求，然後“和平解決”中日爭端，從而把日本帝國主義這隻貪婪的惡狼引向社會主義蘇聯。
8月26日，有消息說蔣介石將與英國大使許閣森一起前往上海，日本爲了除掉蔣介石，不惜得罪英國，出動飛機轟炸。蔣介石因爲臨時有事改變行程逃過了一劫，英國大使許閣森卻被炸傷。蔣介石對此頗爲關注，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此事未知英國取何種態度，或與全部戰局勝負有關。”他深深地希望日軍的這次直接挑釁能使英國改變對日態度，進而支持中國。意想不到的是英國竟然如此的大度，在日本做出道歉和賠償的表示後英日再次握手言歡。此後不久，英國商船又在蕪湖江面被日機擊沉，瓢蟲號軍艦也遭到日軍炮擊。已經走上綏靖之路的英國對此仍是接受道歉和賠償了事，面對已經走上了戰爭軌道的日本，張伯倫執政的英國徹底把蔣介石給拋棄了。
9月4日，蔣介石在接見美聯社記者時，呼籲國際輿論：“我國抗戰，非僅爲中國本身之存亡而戰，亦爲維護世界和平而戰。制止日本之侵略行爲，及爲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簽字國、聯各會員國之責任。”
但這些聲明和呼籲如石沉大海，渺無迴音。美國甚至在9月14日，聲明對中日之間應用“中立法”，任何爭端不予過問。對這種爲虎作倀的做法，中國政府當即向美國提出抗議。事實上，自七七事變以來，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沒有從英美等西方國家獲得任何軍事方面的援助，反而一再被他們勸說：從速與日本“和平解決”，以利國際通商。
當英國將少數飛機高價賣給中國時，卻不允許提供飛機所必需的機槍；在香港裝配並飛出的3架飛機，都被裝扮成救護機的模樣，還要中國擔保將來不供作其他用途。而美國政府當時對日本的許諾是，不準美國船隻運輸飛機去中國。後來，美國將一架波音飛機賣給中國還不得不借道澳大利亞，但澳總理卻表示拒絕其出境去華，並將此事通知日本總領事館。當時宋美齡的顧問端納嘆息道：“（中國）因對條約與國際法的信念與國聯勢力及英國等信譽之依賴過深，卒成重大的犧牲。”
1937年9月24日，蔣介石以行政院院長的身份召開記者招待會，要求美國改變國策，他說：“此次中國抗戰，不僅關係中國本身之存亡，且亦爲九國公約及國聯盟約伸張意義。因此，九國公約簽字國及國聯會員國，均應遵守其義務，對於中國之奮鬥加以援助。尤其美國爲華盛頓會議召集者，而九國公約及國聯盟約之訂立系屬美國之力，故其責任尤爲重大。”但美國當時並不理睬。
就在這一天，繼平津淪陷後，華北重鎮保定也告失守，上海方面，中日軍隊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拉鋸戰，戰鬥更加激烈。中國方面顯然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對於這場雙方都沒有宣戰的戰爭將持續多少時間，新聞媒體表現出了很大的興趣。
面對記者的提問，蔣介石沒有猶豫，平靜地回答“沒有時限”，而在1936年11月時他的估計是3年。前途的確不明朗，但並沒有外界估計的那樣暗淡，蔣介石無疑是在說事情仍然大有可爲，他也進一步表示抗戰決心，並做好被封鎖的準備。
10月30日，蔣介石在蘇州崑山公園對參與淞滬會戰的左翼軍各將領發表講話，充分肯定了近三個月抗戰的成績，勉勵衆軍將士不懼犧牲，存必勝之心，作持久之戰。
當然，他還是把希望寄託於國際出面干涉日本的侵略行爲。在11月1日召開的一次緊急會議上，蔣介石就認爲只要在上海頂下去，九國公約國家就可能會出面制裁日本，並不顧當時已經發出的陣地轉移的命令，要求前線官兵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戰場再支持一個時期至少兩個星期，以便在國際上獲得更有利的同情和支援”。但是淞滬戰場形勢已經急轉直下，於我軍十分不利，蔣介石被迫於11月8日向第三戰區頒佈了撤退的命令。但是幾天的拖延，不僅增加了部隊的傷亡，而且引發了前線的混亂，部隊也沒有順利撤到第二線去佈防，這是蔣介石始料未及的。
中隊被迫從上海撤退的時候，九國公約會議正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蔣介石在11月11日給九國公約會議致電說：“中隊自上海撤退，乃戰略關係，且爲長期抗戰之計，中國主權若一日受威脅，則中隊即當繼續抗戰一日。”又說：“吾人爲長期抗戰起見，已將軍隊自上海租界毗連區域撤退，此乃戰略上必要之舉，吾國政府與國民務當抗戰到底，鹹已具有決心，暴敵實無以動搖之。至以九國公約而論，吾人無論如何必當信守不渝，而對各簽字國覓獲公平解決方案之努力，我深信其不致擲諸虛牝也。”
由於美英對中日戰爭採取“中立主義”的立場，防止捲入遠東危機，極力避免其應承擔的責任，結果，布魯塞爾會議只能是空泛地對中國表示同情而已。布魯塞爾會議的失敗，產生了極爲有害的後果，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侵略者愈強硬，人們愈妥協；人們愈軟弱，侵略者氣焰愈烈。同時，會議的失敗也表明，自《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簽字以來，美國所倡導的集體安全政策已經破產。
1937年底至1938年2月，美國的中立立場表現得更爲徹底。1937年12月，日機炸沉美艦帕奈號及美孚油輪，美國士兵3人死亡，17人受傷。但此時，美國卻不敢向日本興師問罪，經過交涉之後，美國接受了日方的道歉及數額僅爲200萬美元的賠款。美國方面甚至認爲，事件的處理，“顯示了兩國政府的明智和卓識”。
不難看出，列強之間也是以實力爲據，也是欺軟怕硬1938年12月25日，國民政府以桐油爲擔保，始向美國借得2500萬美元，除此之外，在1939年以前，國民政府再也沒有從西方得到其他實質性援助。與對中國的態度不同，從七七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美國一直是日本戰略物質的主要供應點。
在初期的抗戰中，被英美拋棄了的蔣介石陷入十分艱難的境地。蔣介石對英美的希望一再落空，反而在孤立的境地中表現出自己的堅強個性和堅定態度，遷都重慶，組織軍隊展開英勇抗戰。
2．爭取蘇聯援助
中國人民不是孤立的，北方鄰國蘇聯伸出了援助之手。1935年，華北事變以來。日本侵略中國的意圖進一步彰顯，爲了營造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特別是獲得國際的援助，蔣介石主動改善了同蘇聯的關係。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英美等國的曖昧態度使蔣介石進一步與莫斯科靠攏，在國民政府的積極努力下，1937年8月20日，中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奠定了蘇聯援華抗日的政治基礎。1937年9月初，蘇聯運往中國的戰鬥機有72架，轟炸機54架，以及大量大炮和彈藥。11月1日，中蘇雙方又簽訂五千萬美元借款協定。並於1938年、1939年兩次簽訂信用貨款，總額共計兩億美元。
中國抗日戰爭前期，當英美等西方大國對日本的侵略採取綏靖政策時，蘇聯給予中國的援助不僅是及時的，而且作用巨大，它幫助中國抵擋住了日本的戰略進攻，使日本侵略者深深陷入中國的抗日戰場而不能自拔。
不過，蔣介石對蘇聯的最大希望還在蘇聯能直接出兵對日作戰。七七事變後，日本逐漸暴露出全面侵華的意圖。蔣介石加緊了與蘇聯的交往，8月下旬，國民政府派出軍事代表團赴莫斯科訪問，目的十分的明確，就是獲得蘇聯的軍事援助。行前，蔣介石親自召見了代表團團長楊傑。蔣介石特別叮囑，希望蘇聯能夠不斷接濟中用品，如飛機、高射炮、坦克車、汽油等，不過這只是最低的希望。
代表團最主要的任務還在於促進蘇聯參戰，達成互助協定。蔣介石對代表團此次出訪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在接見的最後，他勉勵楊傑道：“此行任務艱鉅，關涉我國抗戰全局。希望你與各位代表竭誠而爲，萬不能辜負黨國之厚望！”這就是說，楊傑率團赴蘇的任務不僅是爭取蘇聯的軍火物資援助，另一個任務，也可以說更進一步的任務，是同蘇聯簽訂互助條約，促使蘇聯出兵對日作戰。
當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終必與蘇聯一戰的念頭是始終未忘的”。蘇聯的情報機關已經得到消息，日本在積極準備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同時，也在加緊醞釀其“北進”蘇聯的計劃。在西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行動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1936年3月，德國破壞凡爾賽和約的規定．進入萊茵非軍事區，5月，意大利佔領埃塞俄比亞，這也同樣威脅着蘇聯的安全。
由於德、意、日法西斯日漸猖獗，蘇聯深深地感到侵略成性的法西斯國家“過去和現在都在執行一種具有極大挑釁性的對外政策，蓄意製造和惡化國際關係中的緊張形勢，這種政策的特別突出之點就是反對蘇聯”。更爲險惡的是一些標榜國際正義與和平的民主大國推波助瀾，希望法西斯的禍水淹沒赤化的蘇聯。蔣介石正是從這裡，看到了獲得蘇聯援助的希望。
8月7日，日本五相會議指出：“陸軍軍備以對抗蘇聯在遠東所能使用的兵力爲目標，尤其要充實駐在滿洲的兵力，使其能在開戰伊始，立即對蘇聯遠東兵力予以痛擊。”會議的內容本來是嚴格保密的，但是蘇聯還是從秘密渠道獲得了一些隻言片語的內容。計劃雖然保密，意圖卻是盡人皆知的。日本報紙、書刊就明目張膽的爲其擴張和對蘇作戰進行鼓動宣傳。日軍也頻頻向蘇方挑釁，僅1936年蘇聯邊防部隊就扣留了日本間諜137人。1937年6月，關東軍已經“以準備對蘇作戰的觀點來觀察目前中國的形勢”。太陽升起的地方烏雲滾滾，濁浪滔天，斯大林怎麼可能視若無睹，坐以待斃呢？
爲了避免東西遭受兩面夾擊，集中力量重點防禦西方，蘇聯必須緩和東方危機，避免與日作戰。唯一的辦法只能是依靠已獨自與日軍糾纏數年並已全面抗擊日本的中國，來牽制日本侵略勢力。中國抗戰對於蘇聯遠東安全的重要作用，莫斯科是十分清楚的。
蔣介石素來把日軍的侵華行爲與破壞遠東秩序以至整個東亞力量格局聯繫起來考慮，對於蘇聯的顧慮，他也是心中有數的。也正因爲此，他纔會有頻頻要求蘇聯出兵的底氣，甚至在陶德曼調停期間，以被迫與日妥協加入有協定的軸心國相威脅。蔣介石深諳“以夷制夷”之道，懂得利用列強問的矛盾求生存之理。加之在這個滄海橫流時局大動盪年代中，中華民族已經爆發出了百年的積憤，展示出了新的生氣。這些使得蔣介石後來得以一度與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並列齊名，使中國開始步人大國行列。
不過，既然蘇聯的顧慮不只是單單一個日本，斯大林的決策就不會完全的令蔣介石滿意。果然如此，蘇聯雖然積極援華抗日，但堅決拒絕與日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