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全球資源、環境危機的根源之一，就是工業革命以來人口的爆炸性增長。隨着產業革命的擴散，物質財富的增加，食物、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近二百多年來，世界人口，尤其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人口快速增長，對全球生態系統形成日益巨大的壓力。
據統計，世界人口在20世紀的100年裡，人口翻了兩翻，達60億，現在每年仍以8000萬至9000萬的速度增長。
這樣推算，至2025年，世界人口將超過80億。到2100年，可能超過149億。
人口的急劇增長，必然超越自然生態的承載能力，加快資源環境危機、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的到來。
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資本、技術缺乏，傳統農業在經濟中所佔比重大，貧困人口多，只能依靠簡單勞動、傳統技術和小片土地生存，直接依賴自然界提供食物和燃料。
結果，毀林造田、濫砍濫伐、過度放牧、過度捕撈，對森林、草場進行掠奪式開發，破壞了自然生態環境，導致森林消失、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草場退化，物種銳減，水產資源枯竭，形成人口增長、貧困和生態退化之間的惡性循環。
因此，必須通過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使人口規模控制在資源與環境可以承受的極限之內。
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大力發展教育、醫療保健，增加人力資本積累，提高人口的質量。
通過扶貧開發，消除貧困與生態的惡性循環，爲可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條件。
總之，世界經濟和人類生存面臨的危機表明，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制定積極的、全面的、有遠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不僅要有有遠見的科技發展戰略，還應有政府的計劃調節、對人口增長的控制等。
顯然，西方世界即使可以通過政策手段和法律手段消除市場運行的外部性，減少環境污染，卻不能擺脫資本利益的束縛，限制生產、限制不合理的高消費，實現資源總量的計劃調節和代際公平配置。
而盲目相信市場機制和科技進步能自動解決資源代換，證明它們是何等的消極、短視。
一旦技術進步不能解決資源替換、能源替換的問題，危機就會爆發。美國政府在對待全球可持續發展和環境問題上的立場，說明它只服從於大資本的眼前利益，沒有長遠的眼光，也證明西方世界無力解決工業文明的危機。
而我國的現行市場經濟體制，在不否定市場調節配置資源的優點的同時，堅持對經濟發展實施計劃調節。
面對21世紀的危機，我堅信，我國政府，也只有我國政府，能夠超越私人資本利益的束縛，有能力擔當起可持續發展的重任。
對於我們這樣廣闊的國家，中央集權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選擇。
所謂軍事政變，乃是指統治集團少數人通過密謀，利用軍事手段的途徑實現權力轉移的行爲。
很顯然，這種政治運作可能造成沉重的流血事件，極大破壞社會穩定發展，給一個國家的政治民主帶來不可彌補的慘重後果。
因此，也是任何一個積極向上，負責任的國家政府所要極力避免和徹底消除的。
縱觀當今世界，我們可以發現世界上發生軍事政變的國家大都集中中南美洲和東南亞地區。
據統計：在中南美洲獨立後的近150年時間裡，總共發生過不下550次軍事政變，還不包括未遂事件。
如果這個統計準確，那就意味着在當時20個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中，平均每個國家發生過近30次成功的軍事政變，每隔五六年就要發生一次。
在其中有些國家，軍事政變的頻率遠比平均數高得多，比如墨西哥在19世紀不到100年的時間裡出現過72個執政者，其中60個靠暴力上臺。
玻利維亞在1825——1952年的127年中發生過179次政變，平均每兩年更換三次政府，最頻繁時兩天出現三個總統。
獨立後150年中，中南美國家制定過大約180部憲法，其中多數是1850年以前制定的。
委內瑞拉在這方面創最高紀錄，它從1811年以來頒佈過22部憲法。
厄瓜多爾在115年中也頒佈過16部憲法，平均每8年就有一部新憲法。
憲法在中南美國家生活中其實不起約束作用，它充其量也只是靠武力奪權的新政客的私人宣言書，從來得不到認真執行。
到20世紀，政治動盪的幅度仍不亞於19世紀，有學者統計在1923——1966年的40多年中中南美出現過350次以上的非憲法奪權行動，其中海地發生過58次政變，多米尼加56次，厄瓜多爾54次，秘魯54次，玻利維亞52次，薩爾瓦多42次，巴拉圭42次，危地馬拉42次。
進人60年代，整個拉美政變成風，所有拉丁美洲國家都建立了清一色的軍人政府，無一例外。
而在東南亞，軍事政變也是一些國家的家常便飯。譬如泰國：和很多東南亞國家一樣，泰國的軍人政治長達幾十年，有着軍人干政的傳統，在此期間，發生軍事政變的次數幾乎與民主選舉一樣多。
從1932年起，泰國共發生了二十四次政變，其中軍事政變十七次，軍人直接執政八次。
再比如菲律賓，軍事政變就如同家常便飯，僅化解就是兩百多起軍事政變。
爲什麼這些國家的軍事政變如此頻繁？
從表面來看，有幾個主要原因。
首先，無論是中南美洲還是東南亞國家推行的是美式民主體制，但本國的經濟發展基礎、民衆教育水平等遠遠達不到實施西方民主的基礎要求，上面的鬆和下面的緊不協調的後果，就是政變不斷。
其次，政局不穩以及經濟踏步不前也使得政變頻繁。菲律賓8500萬人口的近一半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個國家所謂的民主也只是有錢人的民主，普羅大衆的民主權利則無從談起。
總之，經濟、民主基礎薄弱，政治體制不健全，以及軍隊干政的傳統是引發動亂的直接導火索。
與此相對應的是，在西方民主國家，卻鮮見軍事政變。其原因何在？最根本原因有二：
首先，是這些國家都做到了軍隊國家化，其次，這些國家的軍隊在政治層面都做到了政治中立化。
其標誌有三：一是文官主軍，武官治軍。
國防部長由文職人員擔任，總司令通常是總統兼任。
軍隊重大決策，包括軍事戰略和重大軍事行動最高決策權、軍隊預決算，掌握在文職人員手中。
二是軍隊專職化，軍人不得經商。
三是政治中立。政黨退出軍隊，軍人不得組黨或參加黨派，軍人不得競選議員、進入議會。
這就是民主對軍隊的制衡，沒有這種制衡，民主便沒有保障。
以美國爲例，美國軍隊的常務管理歸國防部長，總司令和三軍統帥由總統兼任，而總統和國防部長都出自文官系統。
軍人專業集團集中在參謀長聯席會議，戰時才由總統任命前線指揮官，指揮權在政府而不在軍人，取消了軍人發動政變的制度條件。
任何政黨不得建立在軍隊裡，軍人從政必先退役，所以軍人無法問政，問政無法從軍，脫下軍裝才得以實現政治理想。
此外，美國縱向三級分權：總統、州長、市長各由選民選舉產生，互不負責、互不節制，這也有效防止了政變發生。
即使是總統和將軍企圖動用軍隊干預政治，軍隊也不會服從，因爲總統和將軍只能在憲法範圍內行使軍事權力，一旦企圖超出憲法範圍利用軍隊，軍人就會從軍事機器的零件變回公民，起身捍衛憲法。
這就是遞進民主制度，遞進民主制以其－－理性的逐層提煉和隔層保護的性質實現節制，在這種體制下使用暴力的邏輯和使用賄賂的邏輯一樣。
因此，在民主制度成熟的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在戰後都不曾有的軍事政變發生。這也是美國等西方國家譴責軍事政變是民主倒退的根源的專政，這些國家的民主制度就不可能維持下去。
而通過扶植傀儡政府，美國可以從軍事、經濟、政治上全方面控制這些國家。
獨裁也好、民主也好，都是美國等列強爲自己在世界上謀求支配地位的藉口。
我國現在應該是軍事政變危險不大的國家，其原因有兩點。
第一，我國軍隊隸屬單一，我國的軍事制度規定，未經國防部的授權，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插手、過問或處理軍隊問題，更不允許擅自調動和指揮軍隊。
規定禁止任何黨派、政治團體、政治組織在軍隊中建立組織和發展成員。
而軍種和軍區長官的任期限制制度，也可以避免藩鎮割據的狀況。
其次，隨着我國知識層次的逐漸深入，形式上也基本實現了軍隊的國家化。
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職務，都是文人出身，與文官主軍的原則正好契合。
我國軍方也明令禁止軍人經商，軍隊實行合同制等等。這些都與西方國家的－－軍隊國家化，政治中立化，軍人職業化相似。
因此，雖然我國實行與世界各國不同的制度，但是軍事政變也無從談起。
由上可看出，軍事政變並非取決於國家是否實行某一種政治制度，軍人干政的國民接受度、軍隊在政治上的介入度、解決政治問題的非軍事渠道暢通度以及對軍權的掌控程度纔是醞釀軍事政變的溫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