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喪一切事宜處理完畢，到送葬世宗之後，柩前繼位的新皇劉維箴方纔回朝，在羣臣的擁戴下，於翌年三月初七，嘉慶節當日，登基於西京乾元殿，改元正統，大赦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劉維箴是漢帝國既往帝王中，在登基事宜上拖得最久的一個，間隔有近半年的時間。而在這半年的時間裡，新皇專心哀悼，守孝治喪，而國家大事，則盡操於一幹建隆宰臣手中，以許王劉曜、尚書令杜衍以及吏部尚書李昭賢“三駕馬車”爲主。
而從這個登基間隔，也可以看出，當帝國又迎來一個新皇帝之後，帝國政治格局如何，走向又將是如何？
同時，也正是正統元年的這次大赦天下，讓“刑徒營”徹底在大漢帝國成爲歷史，曾經規模數以十萬計的刑徒以及伴隨着的刑徒營制，經太宗、康宗、世宗三朝，到正統時代，足足半個世紀的時間，方纔徹底被根除，這也是第一個被徹底廢除的“世祖之制”。
直接影響是，大漢帝國從此再沒有能夠從法制上任意使用的勞動力，爲相關役用勞力的工程，朝廷每年又需額外多支出一大筆錢糧。
同時，消除了一個罪惡與垃圾收容所後，在所謂“仁德之治”進一步擡頭後，帝國的治安情況，又開始反覆了，罪案滋生，犯罪率擡頭，社會的動盪與民生的不安同步加劇......
當然，也不是一點好處都沒有，至少再沒有朝野的“仁人”們就此事非議攻訐，相反，不少人爲此大唱讚歌。畢竟，這也算是“法治”已然深入帝國脊髓，根植國家體制的大環境下，“仁治”重新擡頭的苗頭與標誌。
比如政法大學堂中，一個名叫孔彥輔的教授，就對此發出“陛下仁德聖明，從此天下再無刑徒”的感慨。孔彥輔，觀其姓就可知其出身了，在帝國的學問界也算個名人，畢竟能在政法大學堂當教授，總是有把刷子的。當然，更出名的還是其兄孔道輔，生前最高曾官至禮部侍郎，在建隆朝也算個名臣了。
曲阜孔氏，自所謂“孔仁玉中興”之後，在世祖朝，實則是一直處於被打壓的狀態，最沉淪之時，聖人光環幾乎被徹底剝奪，這也是開寶時代帝國各家學說、流派發展壯大的背景之一。
但孔氏傳承千年，香火不絕，自有其內在原因與處世原則，世祖皇帝也沒有將之徹底夷除的想法，因此，在潛心治學養望，蟄伏四十載後，於雍熙朝開始重新擡頭，等到建隆朝，世宗皇帝大興文治之後，曲阜孔氏已經重新站在帝國思想界與文化界的核心舞臺上。
等到正統皇帝劉維箴繼位，孔氏就更加活躍與積極了，積極地向皇權靠攏，積極地奔走於政治，削尖了腦袋往朝廷鑽。
畢竟，孔氏也實在不容易，有些流派，早在太宗時代就迎來春天，而他們四十載蟄伏，四十載興復，到正統皇帝時代方纔真正擡頭挺胸。作爲聖人之後，何曾受過這等委屈......
而從孔氏的逐漸復興，也能看出正統時代的一點特徵了。世宗皇帝推行的文治，拋開那些讓人眼花繚亂的花樣，本質上是以“法治”爲核心，而從正統元年開始，大漢帝國的文治，又不可避免地向“仁治”妥協了。
當然，不管法治、仁治，根本而言都是人治，根本目的，則在維護皇權的穩定，帝國的統治。
與康宗皇帝不同，劉維箴這個皇太孫，看起來的確平庸，甚至不如康宗潛龍時期的英睿與靈氣，如果不是出身在那兒，很難想象這樣一個尋常之人能夠成爲統治萬方的帝國皇帝。
當然還是得說一句，短智不代表弱智，劉維箴還是個正常人，與司馬衷那樣的奇葩還是沒法比的。只不過，在當下大漢帝國皇帝這樣光芒萬丈的職位襯托下，他自然顯得尋常乃至平庸了。
不過，劉維箴有一點特質，世宗皇帝看得也是真準，他老實，不折騰，老太傅張儉看得也準，能聽人言，就是耳根子有些軟......
雖然從登基伊始，建隆八年以來被世宗皇帝整整壓制了十六年的臣權又開始慢慢擡頭了，但綜劉維箴整個統治生涯，都算一個實權皇帝，只是權威遠無法同頭上幾尊祖宗那般強大，對朝局朝臣的掌控力相對薄弱罷了。
正統時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對建隆時代的延續，整個帝國自上而下，從國策到體制，都是世宗皇帝那一套。
而這份延續性，說是對世宗皇帝的尊重也好，還是皇帝本身平庸也罷，但至少讓大漢帝國的巔峰時段有延長了幾年。只不過，作爲帝國的掌舵人，缺乏如先帝那般敏銳的洞察力與出色的協調力，隨着時間的推移，想要再向以往那般平穩前行，也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也不得不說，世宗皇帝對劉維箴的看法是準確的，他也的確不能算是一個折騰的皇帝，終其一生，沒有修宮室，築奇觀，節儉不至於，但也沒有過於鋪張浪費，也拒絕了朝臣提請的地方貢獻。
不過，作爲帝王，該有的享受一點沒少，尤其在女色上，後宮佳麗上百，而物質生活上，僅少府近百年積聚之財貨，也足以供應他了。
另一方面，綜劉維箴整個統治生涯，沒有進行過任何一次深入的、具備政治意圖的巡視，只在中期，因洛陽糧困，到東京去住過幾年，派遣重臣宰臣，巡撫地方，倒是經常做。
在對皇帝這個職業的態度上，劉維箴也始終是一致的：朕安心坐朝，諸公盡忠治國。紫微城的崇政殿沒有再更名，但劉維箴的的確確在垂拱而治。
垂拱而治，也並沒有字面上呈現的那般簡單，至少基本的權柄要掌握，天子的威嚴要保持。而劉維箴堅持的是，國家治理好了，有獎賞，出問題了，那麼問責也是必須的。
劉維箴也不是沒有底線，比如當大臣們再度向皇城、武德二司伸手的時候，他是堅決維護，六親不認，誰的話也不聽。只因爲，世宗皇帝最後時光的教導，這二司是皇帝的底褲，是皇帝掌握朝局最有力的武器，是絕不容他人染指，也不容失控的。
正統皇帝顯然牢記住了祖父的這個教誨，甚至有所發揚，使得皇城、武德二司的存在感，繼續世宗晚年之後，再度加強。
也導致，在正統朝，發生了開國以來，內廷與外廷之間的第一次正面對抗，這種對抗也是長期的，幾乎貫穿劉維箴整個統治生涯。
雖然在中期，劉維箴曾迫於公卿大臣們的壓力，將石全彬、陳巍等權宦罷免了，但“閹黨”勢力依舊，影響依舊，大臣鬥閹黨的熱情依舊。
正統時代，也是大漢帝國思想與政治發生重大變遷的時代。在文明之火熊熊燃燒，思想學派百花齊放的背景下，很多學派都不可避免地走到一個盡頭，面臨着一種桎梏，包括以求實、包容着稱的湘學。
也正是在這種的大環境中，以大思想家、教育家張載爲代表的糅合了儒釋道及諸多雜學的“理學”，依舊慢慢興起擡頭。當然大漢的理學，是地地道道的護法之學、治國之學、育民之學，本質上還是統治之學。
至於政治上，則開啓了一個貴庶輪流“坐莊”的權力格局，這點，歷任尚書令的出身便是集中體現，直到雙方在不斷的衝突與妥協中，逐漸合流。
說到底，不管是貴族集團還是庶族官僚，本質上都是權貴，是大漢帝國的統治階級，在利益矛盾上的調和空間，可比上下階級要寬闊得多。
即便從整個大漢帝國的歷史維度來看，正統時代，依舊是一個承上啓下的時代。在延續三代之治的輝煌成果之餘，帝國也不可避免地迎來一個拐點，一個下滑的拐點。
這是一個問題滋生、矛盾突起的時代，體制的弊端、國家病症，缺少一個強力皇帝的壓制與調整後，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來，並逐漸深重。
而作爲從上個時代一路走來的仁人志士們，對此也無法坐視，爲了維持先帝創下基業的輝煌，他們也做出了努力，並付諸於行動，比如以范仲淹爲代表的一批崛起於建隆時代的名臣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