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州州衙二堂，原本知州劉訪辦公的地方，已經被人佔據。別看鹽州偏居西北，遍是窮鄉僻壤，但這州衙是當真闊氣，官府的威嚴氣派，被凸顯得淋漓盡致。
坐在厚重而昂貴公案後的，乃是王玄真。在得到劉皇帝的首肯之後，李崇矩大膽啓用王玄真，如今此人的官職，乃是武德司榆林道都知，兼以西北巡檢使。
武德司一都知或許算不得什麼，西北巡檢使就特殊了，大漢官制幾經變化，廢舊立新的同時，也保留了一些唐末三代的職銜。
提及巡檢使，首先聯想到的便是禁軍三衙之一的巡檢司，然王玄真這個西北巡檢使，卻與巡檢司沒有一點關係。
與過去的巡撫使、安撫使一般，這是一個臨時差遣，受命於皇帝，擁便宜行事之權，簡單地講，就是欽差大臣，只是，巡檢使偏向於武事。
過去的幾十年中，朝廷曾數次差遣西北巡檢使，第一個就是已故代國公折從阮，當初是爲了平息活躍寧慶二州的野雞、殺牛族叛亂。
可見王玄真這個西北巡檢使，前往西北，是帶有特殊使命的。而更引人側目的，還是王玄真的身份，但武德司酷吏與巡檢差遣結合到一起的時候，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實在讓人不寒而慄，寢食難安。
制命下達之時，在東京朝堂，就有不少人明確提出反對，包括宰相趙普在內，據理而爭，只是，劉皇帝不聽罷了。
而其後果然，王玄真到西北後，磨刀霍霍，毫不留情，毫無忌憚地，把屠刀揮舞向西北官場。
鑑於這兩年，西北動盪，屢生變故，大案不斷，甚至出現了李繼遷叛亂，劉皇帝對於西北軍政民情的不滿，已然攀升到了一個無法容忍的地步。
前者因盧案之故，對河西官場有了一次大清洗，但仍顯不足。而西北亂象，除了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之外，從官府的角度來說，官商勾結，官紳勾結，情況深重，情節惡劣，王玄真，就是作爲一個清道夫的角色被派到西北的。
此前，因此黑汗使團案，王寅武派遣了大量武德司幹吏與一支武德營遠赴西北調查，一直持續到如今，此番，王玄真北上，又帶了一批精兵強將。
可以說，如今的西北地區，是武德司羣英匯聚之地，也是活動最頻繁的地方，其任務，除了監控地方，調查違法亂紀、貪官污吏，最重要的，是追蹤肅清那些陰謀逆亂份子。
王玄真赴西北，除了帶去人，還帶去了權，除了對州級以下官吏的直接批捕特權之外，事急之時，還可以請調地方駐軍配合，劉皇帝直接給西北地方的駐軍、團練將領去了詔命。
可以說，劉皇帝釋放出了一頭惡虎，這在武德司成立的三十多年中，頭一次擁有如此特權，這是違背過去幾十年政治規則，打破政治默契的事情，但同時也證明，對於西北的情況，劉皇帝的忍耐已至極限，甚至不惜後遺症，行整飭之事。
過去的一年多裡，劉皇帝一直在讓人調查西北情況，究其治安不穩的根源，最終得出的結論，除了離心離德的党項諸胡之外，最關鍵的就是官府的墮落與懈怠。
朝廷吏治搞的幾十年，但總是治標不治本，下面陽奉陰違的官員多得是，不是抓幾個貪官污吏就行了的，在觀望了一年的西北變局之後，劉皇帝終於痛下決心，要對西北來一次深徹的整治澄清。
李繼遷與黨項人的問題，劉皇帝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對於西北官場，也同樣如此。而經過“王寅武之變”的王玄真，好不容易得到了一個一展所長、鹹魚翻身的機會，更是死死抓住。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王玄真的西北巡檢使團隊，可謂是戰果輝煌，太子劉暘打算支援安西的官吏之中，就有不少受到此次政潮牽連的官吏。
這一部分人，罪不至死，甚至有的就是無妄之災，劉暘發揮其仁厚的特長，予以寬免，放逐西域，與其戴罪立功的機會，也是一種安撫的手段。事實上，劉暘這也是替劉皇帝粗暴任性的決定買單。
幾個月下來，西北官場一大批官吏士紳倒了黴，效果是顯著的，上下肅然，過去的張牙舞爪，變得安分守己，風氣大改。
但同樣的，造成的惡劣影響，也是巨大的，官場人人自危，怨聲載道，從官府到民間，並沒有因此而獲得安寧，反而因爲武德司的“任意胡爲”，變得更加渾濁。甚至於，一些官府的正常行政秩序，都受到破壞，大漢是不缺當官的人，但調整磨合也是需要時間的，劉皇帝意志太強，武德司手段過激，反而加劇了不安與混亂。
武德司就像一根攪屎棍，攪得西北臭氣熏天，也使沉澱了幾十年的污穢翻滾而起，而形勢，也有向當年的川蜀、江浙、兩廣發展的趨勢。
對於這些，朝廷不乏有識之士，趙普就曾找到劉皇帝，以當初蜀亂爲例，向劉皇帝進諫。言當初平蜀大軍胡作非爲，致生大亂，爲定蜀亂，朝廷對平蜀官兵不加怪罪，以穩爲主，方依靠他們平亂致安。
如今，榆林生變，西北局勢堪憂，大局需要西北的軍政官吏協力合作，穩定地方，劉皇帝即便對西北弊病不滿，也可效仿平蜀之事，待彌定變亂之後，再行整治，實無必要操之過急。
趙普的話很有道理，劉皇帝也明白，但就是有些難以接受，如今不比當年，劉皇帝的心態也早已發生變化。
因此，認可趙普建議，並予以賞賜的同時，在行動上，仍舊堅持強勢，用劉皇帝的話說，朝廷澄清吏治、反貪反腐、鎮壓逆亂，還能有錯？
若是拿下幾十上百名官吏，就引得西北沸反，那恰恰證明其必要性，正好看看西北究竟隱藏着多少家賊國賊，多少逆亂份子，也看看誰纔是真正的忠臣，誰與朝廷是一條心。
三十多年前，漢弱遼強之時，耶律阮舉大軍南下，他抱着打爛整個河北的決心，提兵相抗，那時情勢何等嚴峻，今日之西北，與當初相比，又算得了什麼。
事實上，這還是沿襲着劉皇帝的一貫風格，關鍵時刻，好逆勢而爲，壓力越大，反而會堅定他的決心。
當然，決心只是做好最壞打算，真把西北搞個天翻地覆，劉皇帝也不是衝着這個去的。朝廷這邊，除了劉暘盯着，幫着善後之外，在西北也做了相應的準備，趙王劉昉就從涼州移駐長安，坐鎮秦隴。
關內是整治的重災區，而關內道又是西北四道真正的核心精華，關隴不出大亂，那西北就亂不起來。別說榆林還沒亂起來，即便真亂了，也只是小疾罷了。
更何況，以今時今日的漢，朝廷的權威正值巔峰，即便地方幺蛾子層出不窮，但當朝廷下定決心之時，敢於對抗的，終究是少數。
另一方面，則在於的王玄真了，雖然手握重權，但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並沒有過於放肆，打擊面雖然廣，但並沒有過於擾民。
一些朝廷大臣擔憂的人心，主要指的還是官心、軍心、豪強之心、商賈之心，與屁民無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