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概覽篇_張岱年:說“國學”

張岱年:說“國學”

張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別署宇同。河北獻縣人,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先後在清華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大學任教。1978年末被推選爲中國哲學史研究會會長。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唯物主義思想簡史》、《中國哲學發微》、《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文化與哲學》、《中國倫理思想研究》等。主要著作收入《張岱年全集》。

今天研究國學,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經做出的成績,還應推陳出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之上更向前進。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國學術是國學,當代中國的學術思想也屬於國學的範圍。

“國學”之名,興起於民國初年。章太炎先生著《國故論衡》,又作過《國學概論》的講演(由曹聚仁先生筆錄),是關於國學的代表作,所謂國學即中國學術之意。20年代至30年代,在大學、中學的課程中,中文稱爲國文,漢語稱爲國語,所謂國俱指本國,事同一例。在西方有Sinology的名稱,直譯應是支那學,一般譯爲漢學,現在定譯爲中國學。支那之稱,起於印度。支那一詞的本義如何,其說不一。有人說是讚美之詞,有人認爲是貶義詞。第二次大戰之前,日本稱中國爲支那;二戰結束之後,日本人民一般不用支那一詞,改稱爲中國,這是一項進步。中國學術稱中華國學,是十分恰當的。

西方人研究漢學,有些是把漢學當做骨董來研究的,和研究古埃及一樣。事實上,中國文化從周秦以來綿延不絕,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15世紀以後,與西方相比,中國落後了,但是愛國志士仍在努力直追。時至今日,固然經濟還很落後,而在原子技術上已與先進國家接近了。中國的文化傳統正在更新、再生的過程中。

如果中國趕上西方之後,是否會出現傳統的斷裂呢?我認

爲那也不可能。當然,時代不同了,一定要創建新傳統。但新傳統與舊傳統之間,既有對立的一面,也有聯繫的一面。在否定舊傳統的同時必然有所繼承。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既有否定性,也有累積性。古代思想家所發現的真理,仍然要加以肯定。近幾年來,“反傳統”成爲國內的時髦口號。然而鼓吹反傳統的論者對於傳統並無真正的研究,同時反傳統者也正是繼承了一部分傳統。一些反傳統者強調“自我”與個人的主體性,有些人鼓吹金錢至上。實際上,戰國時代即已出現“爲我”、“貴己”的思想,而追求財利的風氣更是由來已久。西晉時代魯褒著《錢神論》,表明拜金主義久已流行了,並不是什麼新思潮。

“革故鼎新”(改舊創新)確實是今天的重要任務。秦漢以來,君主專制主義政治維持了二千多年,在專制主義的壓迫之下,學術陷於偏枯,文化發展緩慢。15世紀以後中國落後了,其原因即在於明清時代專制主義的嚴酷壓迫。對於專制主義的遺風陋俗,必須加以徹底批判。但是,傳統文化之中,也存在着反專制的進步思想,固然沒有達到西方16世紀、17世紀啓蒙思想的高度,仍然有其歷史的價值,這就應該大力發揚了。

中國學術,照傳統的說法,包括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經世之學。義理之學是哲學,考據之學是史學,詞章之學是文學,經世之學是政治學、經濟學。其實傳統學術的領域不止於此。此外還有天算之學(天文學、數學)、兵學(軍事學)、法學、農學、地學、水利學、醫學等等。這些學術中,醫學(包括法醫學)、兵學(兵法)都有突出的貢獻,到今日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都值得深入研究。

研究中國傳統學術,漢代大史學家司馬遷的兩個原則還值得注意:一是“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二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

古代思想家有許多深邃

的思想,是不容易理解的,尤其是用格言雋語的形式表達出來的,如非加以深入的思考,是難以通曉其中義蘊的。例如《周易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張載所謂“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這些深湛觀點,必須與西方辯證法學說對照才顯出其晶瑩的光輝。又如西周末年的史伯提出“和實生物”、“以他平他謂之和”,春秋時晏子論和同之辨,強調“君所謂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這些觀點直至今日仍能發人深省。古代的謬論很多,應加糾正;對於古人的一些確有所見的睿智,還應虛心思考,深切體會。

古代歷史中,有些事實有明確記載,有些事實無明確記載。兩漢至明清時代,信古成爲風氣,對於三皇五帝深信不疑,而且憑主觀想象加以推演。20年代,疑古思潮興起,不但否定了三皇五帝,而且大禹治水的傳說也被認爲是神話,於是中國歷史被大大縮短了。近幾十年考古發現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國歷史不是被縮短了,而是大大拉長了。這就證明,輕易否定古代傳統也是不足取的。有些歷史事件,由於缺乏明確的記載不妨存疑,不宜輕率地加以否定。

今天研究國學,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經做出的成績,還應推陳出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之上更向前進。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國學術是國學,當代中國的學術思想也屬於國學的範圍。“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了中國文化的大轉變的時代,30年代曾經出現短期的學術思想活躍。新中國成立後,又經過了波瀾壯闊的曲折道路。從“五四”到現在的七十年間的學術演變,還是值得研討的。探求真理的道路是寬廣的,百家爭鳴的方針必然引致學術的繁榮,追求真理的勉力永無止,願中華國學日益昌盛。

1989年3月20日

(張岱年著《思想·文化·道德》,巴蜀書社1992年版)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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