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同濟：道家的退隱
林同濟（1906—1980），筆名耕青，福建福州人，著名學者、史學家、翻譯家，“戰國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早年熱衷於研究《莊子》及《左傳》，著有《天地之間：林同濟文集》，另有譯作《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獨白正字》等。
道家隱士是真正的自由身，悠遊自在。
我們不能把道家的退隱同佛教的與世無爭混淆起來，這一點很重要。佛教徒之所以與世無爭，是因爲他憐憫塵世的苦難，他心情沉重。道家信徒之所以退隱，是因爲他藐視一切。但這種藐視不帶痛苦成分，他是興高采烈地退隱的。前者是“嚴肅”的化身，壓抑而莊嚴，飽含同情，預感不幸。後者則是旋轉起舞之後感到的解脫，需要用醇酒來慶祝。道家仙長體態輕盈，騰雲駕霧，含笑前行，大袖飄飄，無牽無掛，不慍不火，不知塵世爲何物。
佛陀把涅槃當做最後的希望和最終的信念，而真正的道家弟子什麼也不期盼，什麼也不相信。他從世間抽身而退，並不想尋找什麼天堂，也不想要什麼定局。他退隱是因爲他看透了一切。在他的餘生中，他將同世人互不相擾——他不想要什麼，也不想做什麼。他對一切持懷疑態度，但他既知世間萬物的不足，就不再計較什麼了。他也不會把自己的懷疑上升爲教條。他有一種皮浪主義的泰然自若，懷疑一切知識，甚至懷疑對自身無知和疑問的瞭解。於是他就處在了信與不信之間的平衡點上。他保持沉默，不作任何表態，他找到了自己的自由。
道家隱士是真正的自由身，悠遊自在。他之所以是真正的自由身，是因爲他完全生活在此時此刻中。他對生活的態度是來而安之，去則若素。由此他擺脫了時空的沉重感。世界知名的各種宗教用諸如轉世或救贖之類的概念來超度靈魂，但時空仍然沉甸甸地壓在人的心頭。只有道家子弟才能獲得那種奇特縹渺的、似乎包容了時空的靈性。他們不求永恆，而是把永恆分解爲原子般的小片段，並將自己隨機地融入其中。其結果是一種既內在又超驗的“泛神式的恬靜”——就像一條浮在水面上隨波逐流的魚，又像一隻憑藉氣壓變化上升下降的鳥。從表面上看它們是靜止的，而事實上它們在靈活地自我調整。“靜態”一詞遠遠不能描繪其間的微妙。
這也就是中國山水畫的精神源泉。
中國山水畫是道家隱士對世界的感悟，這種藝術形式再恰當不過，而它所運用的工具也是無可替代的。如果你願意的話，請你拿起任何一幅明清時代的存世傑作來。隨着畫卷的展開，你的身心立刻被帶入一個人
與自然合而爲一的境地。這種藝術給人的最大滿足在於它的泛神式的寧靜。這種寧靜來自一位在批判過諸事萬物之後意識到批判本身亦無濟於事的人士。他抽身而退，但他又無所不在。因爲他無所不在，所以他能在作品和靈魂中忘記有限的自我，從而消除時間和空間的緊張感。叔本華認爲，藝術的終極功用是解脫靈魂。而中國山水畫把這種功用實現得再微妙不過了。
毫無疑問，中國的道家信徒通過山水畫使自由王國永存。這個自由王國是他爲自己創造的，有別於儒家的社會關係和責任王國。
我們說中國人在潛意識裡尊崇道家，是因爲他有反叛或退隱精神。但他是否一定成爲反叛者或退隱者並不重要。關鍵是他有這種意識。
不管中國人的行爲有多遵從儒家思想，他那叛逆加隱士的內心卻別有一番感受。半個他做出某種舉動，另外半個他一直冷眼旁觀。中國人的這種雙重性格有點像西方的、分別源於古典異教思想和中世紀基督教的“肉體—靈魂”之爭。它們的心理和文化內涵都一樣複雜、一樣深刻。
西方許多粗心的觀察家把中國人稱爲從衆主義者，因而引發了許多誤解。中國人既是最偉大的發明家，也是社會習俗最激烈的批判家。他們身上儒家的那一部分在發明，而道家的另一半則對此嗤之以鼻。發明出來的東西越複雜，對它們的反感就越深。
這是中國人有別於日本人的地方。日本人天生就是故步自封的從衆主義者。普魯士人在正步走的時候最開心，他們則滿心喜歡大幅度鞠躬和儀式上穿着的服裝。而中國人從內心深處厭惡僵化刻板。在執行必須的任務的時候，他們總想“離題”。3世紀時的著名詩人兼音樂家嵇康同他的朋友山濤決裂，因爲後者讓他做地方官，還堅持要他穿上官服。他反映了他的同儕的心聲。做地方官一事本身並沒有令人不快，但是儒家爲維持官方尊嚴而精心設計的規章制度未免太不合道家的口味了。
離經叛道者和隱士的自我表現形式可能不同，但他們都一樣討厭規章制度。離經叛道者對它們發出挑戰，隱士有意規避——前者鋌而走險，後者風度翩翩。他們事實上都在尋求“逃避”。一個性情與俗世不合的人必須通過這樣的逃避才能表現自己的創造力。因此，中國藝術無論是表現出狄俄尼索斯式的動態還是泛神式的寧靜，都不可避免地帶有一絲逃避情緒。當然，根據創作美學理論，這種逃避註定會給人們帶來歡樂和靈感。
但一個人可能並不需要逃避——尤其是在他不想創作什麼的情況下。除了當離經叛道之士和隱者之外，我們中國
還有著名的第三種人——流氓。流氓是不尋求逃避的道家信徒。
從內心而言，流氓同其他兩種人士一樣懷疑一切。一開始他也想反叛這個儒家思想過於濃郁的世界，也想退隱。但他沒有這麼做。“何苦呢？”他問道，而這個問題沒有人能解答。他什麼也沒做。
那他有沒有屈服於爲他所不喜歡，甚至鄙視的力量呢？他有沒有把自己的靈魂抵押掉？顯然沒有。
道家信徒認爲，一個人的內心體驗可以同他的外部行爲區別開來。一個人的行爲可以入鄉隨俗，但他內心不必如此。從衆並不意味着內心的贊同。相反，它有一個極大的好處——讓人不必捲入社會紛爭，在平和的外部環境下享受心靈寧靜。要是這樣的話，那爲什麼不跟周圍的凡人一樣行走、彎腰、歡笑、哭泣呢？
這是不是虛僞？是的，如果一個人堅持認爲行爲和信念必須一致的話。似要是一個人能夠——而道家流氓也不明白爲什麼不能夠——區分分兩者的話，根本就沒有虛僞不虛僞一說。
這也不是憤世嫉俗。因爲憤世嫉俗包含着一丁點痛苦和怨恨，這可能導致狄俄尼索斯式叛逆者的精神醉酒，但在流氓那裡卻行不通。一個真正的流氓在精神成長中走得比離經叛道之土或隱者都要遠。他很詼諧，不會自高自大。事實上，如果說他的內心不受他的外在行爲的影響的話，他的外在行爲也有實際的自主權。他可能機械行事，意識不對此作出任何評估。道家流氓甚至可以像天真的孩童或老練的演員那樣現場發揮，一邊表演一邊流露出發自內心的快樂。他不但珍惜內心的自由和純潔，也珍惜這種快樂。
所以，道家流氓是好夥伴。他既然已經選擇與凡人爲伴，那他就不會讓人失望。他牢牢地鎖住內心世界，但他不想讓別人不安。他可以立刻融入大衆，開開心心地又跳又唱，有時流於享樂。
我們的流氓高高興興地從衆，而且不加分別地從衆。所有一切都是形式，這一種形式同那一種形式差不多。所以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一概遵從。毫無疑問，流氓的這種不加分別的從衆是中國的許多風俗和形式即使在意義蕩然無存的情況下仍得以流傳至今的原因之一。
然而，一個流氓從衆者不是真正的從衆者。他內心的價值觀和尺度仍保持獨立不滅。儘管每一箇中國人都繼承了儒家的無數繁文縟節，他的心靈仍像空中的飛鳥一樣自由。畢竟，如果一個人只把形式當成形式，就算有數不清的形式又怎麼樣呢？
（林同濟著，許紀霖、李瓊編《天地之間：林同濟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