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提完意見後，其他大多數閣臣都沒什麼可說的，一旁的張煌言倒是一直在動腦子，很快又指出了一個漏洞：
“如此說來，按照新法，將來田賦就是按照如今的法子，按實際擁有田畝的面積徵收，繳了田賦的人就不再繳納人頭稅。而工籍之人就只是按照人頭數繳稅？
那如此一來，工籍之人如果生意做得極大，盈利頗豐，難道他自己也只繳納一份人頭稅？相比之下，農籍之人，若是隻有兩三畝田地，所承擔的田賦其實是不高的，丁稅取消之後，這部分人的負擔將極大降低，
以後會不會有大量百姓，就名下只留兩三畝田，然後仗着有登記田產，便能保住農籍，享受只納糧不繳稅的好處？事實上，卻是種完這兩三畝地後，空閒出來的時間去城裡打工，以務工所得爲主要衣食來源、只爲避稅？”
張煌言說這番話，是因爲他已經看出，當工業稅按人頭、農業稅按土地面積時，對於繳納工業稅的人而言，做得越大，實際上繳納的比例越少。而農業稅則反之，是擁有土地越少，經營範圍越小，負擔越小。
這兩邊的兩個極端，很有必要堵上，否則天下將洶洶都是投機客，到處是大資本家或者象徵性的小自耕農，在兩個極端避稅。
朱樹人聽後，也肯定了張煌言的擔心，表示他問得非常好。
“此老成謀國之問也，但也不是沒辦法堵住，要堵住工商業者稍留幾畝田地、僞裝農籍避稅，就要給農籍制定一個田賦的最低標準。
愚以爲，按每丁男丁女爲一戶，最多加兩個次丁男，擁有水田十畝，或旱田下田二十畝者，覈定爲最低農籍限額。實際有田不足此數者，也要按這個面積繳納田賦糧，實際有田超過此數者，則按實際有田面積繳納田賦糧。
如果一戶人家擁有的田面積小於此數，則其耕作勞力肯定不飽和，還會有餘力幹別的，或是幫田多者佃種，或是農閒進城務工。這部分剩餘勞力，該納稅的部分也不能逃。
另一方面，要防止從事工商者、做得越大稅負反而相對越低，那就要從多個角度覈算工商稅基。比如此前朝廷用過的‘按織機數量收絹稅’的法子，肯定要沿用。
只是其他各行各業的機器，目前還無法覈定，但朝廷會出具一個清單，對於容易覈查的予以覈查，以及按照其生產性質、如果同行都用機器，那麼就要對他按照理論上的機器數下限徵稅。
另外，存在僱工的工商業者，朝廷還可以便利地統一徵稅——凡僱人務工者，必須到官府登記，將僱傭關係附在僱工戶籍之後。
用工不登記的僱主，被朝廷查到，就嚴罰僱主！受僱之人出首揭發者，雙倍獎勵受僱之人。
從此，該僱工的工商丁稅，就由僱主直接繳納。以後凡是我大明百姓，有在官府那兒備桉的僱傭信息的，他本人就不用直接繳稅了，朝廷的徵稅成本也會大大降低，
不會再跟從前徵丁稅那樣，要跟萬民一個個打交道。以後官府就只盯着轄區內那一小羣工坊主，全國大部分的人頭稅都要工坊主代繳。剩下的小部分，纔是直接對個體戶徵稅。”
這個辦法，朱樹人是很容易想到的。
一旦有近代工業化的趨勢，怎麼收人頭稅最方便？當然不能再跟封建時代農業自然經濟時代那樣，跟小老百姓一個個打交道了，直接找老闆代扣代繳，一個現代人很容易就想到。
只有自由職業者，小型個體戶會比較麻煩，還要專門一戶戶收。
如此一來，戶曹需要的稅吏人數都會大大減少。
當然，爲了鼓勵簡化行政，個體戶和自由職業者的人頭稅，肯定要比打工人稍微高一點，這樣才能激勵百姓去擴大生產規模，集中打工。
而個體戶畢竟是小老闆性質，他們本來就比打工人賺得多，多繳也是應該的。問他們收錢朝廷付出的稅吏人力成本也高，他們相當於要承擔一部分稅務系統工作人員的工資。
大明幾百年來，被人頭稅的徵稅成本鬧得苦不堪言，效率極低，收上來那點人頭錢，相當一部分都是徵收人員本身的開銷，內耗太嚴重了。
現在朱樹人仗着工業化的趨勢，直接把人頭稅的徵稅成本起碼砍掉了何止八成，只在人口戶籍登記時多費點事，要多記錄一下這個人的僱主是誰。麻煩過一次後，將來每年收錢就省力了。
對於企業主來說，這麼幹倒是有點成本，因爲以後都得弄一個負責報稅的會計，未必是全職，但至少每座工坊的賬房得多點工作量，數學要好一點。
不過，隨着大明如今的科技進步，教育革新，未來的數學人才肯定會越來越多，一定能支撐大明的財政治理向近代化轉型所需的。
至於僱主幫僱工交了工人人頭稅後，具體怎麼跟工人談工錢，這是勞資之間的事兒，僱主多半會稍稍壓低一點工錢來彌補稅務之處，但不管怎麼說，工人拿到手的錢肯定比自己直接交稅要多。
還是那句話，跟此前的古人比，朱樹人這已經是仁政了。
另外，朱樹人建議工坊主不但要按照僱傭人數代爲統繳人頭稅，還建議對機器也徵收工業稅，這樣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能促進工場主去發展先進生產力。
因爲比如以現在的大明紡織業爲例，所有的織機和紡紗機、繅絲機都是按一樣的稅基來算的。無論是單紡輪的老式紡紗機，還是至少五到八個紡輪的小宛紡紗機，繳的稅是一樣多的。
如此一來，要實現同樣的棉紗產能，用小宛紡紗機就只要繳納一臺機器的工業稅，而用老式紡紗機，你可能要五臺機器五個工人才能抵小宛紡紗機一臺機器一個工人。
使用落後產能的工場主造了同樣多的東西，卻付出了五倍的人頭稅和五倍的機器稅，他要不要去窮則思變，就自己掂量着辦吧，堅持用落後產能老機器的，就等着被同行擠破產。
……
史可法和張煌言見朱樹人已經提前想到這麼細了，個別不夠細的地方，也在大家的討論中慢慢細化了。
張煌言又梳理排查了好久，才勉強又發現一個相對明顯的問題，不由擔憂道：
“按照這樣的措施，看起來倒是挺嚴密了，但還是漏掉了一類人。按照現在的說法，凡是無地、不能登記爲農籍的，那就一律視爲工籍，免田賦而納丁稅。
而凡是能受僱於人的，可以由僱主代繳。找不到僱主的，就視爲自己是僱主，或者個體自謀營生——但若是一個人無力自謀營生，也無人僱傭，也沒有田地呢？
原先這種人，在大明此前百年，多半會變成流民，也確實不好管理，如今有了新政，難道就不能設法一併解決？或者給這種無力找到僱傭工作之人一些減免，或者官府幫忙統籌求職？”
面對這個問題，朱樹人倒是一愣，一開始他確實沒想到。
這倒不是他不夠人道注意，而是恰恰因爲他是現代人，他覺得一個人找不到工作失業了，最多領一陣子救濟金，但也不能怪政府。
他也沒注意，從戶籍上把無田人口統統歸納爲“工籍”，會存在失業擠出的問題，這些肯定要後續詳細研討的過程中再慢慢補。
既然現在張煌言提到了，朱樹人也不吝立刻頭腦風暴一下，還別說，僅僅一兩分鐘，他就想到解決辦法了：
“這個容易，不就是無業之人，無力按照工籍繳納丁稅麼，那就朝廷幫他找個差事——以後凡是無業之人，都給朝廷服徭役吧，直接服一年，朝廷管吃穿住，還給工錢，
但肯定要比外面的僱工工錢低一些，以免吸納了可以被民間工坊僱傭的有技術的勞力，都想來端鐵飯碗。朝廷的徭役僱傭，相當於是一個最低工錢保底，給實在找不到活的人一個出路。
將來，朝廷可以免除普通百姓的徭役，無論工籍農籍都不用服役，改爲把徭役折錢折糧，算進田賦和工稅裡。士紳有功名者原本就不用服役，以後也改爲交錢不用服役。
朝廷用折役的糧食，專門供養常年服徭役的無業流民吃喝，用折役的銀錢供徭役流民穿住和津貼，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嘛。
如果專業服徭役的人口增多，朝廷的水利路橋疏浚營建用不了那麼多勞力，未來還可以酌情從徭役人口中選出健壯、有紀律者，編爲軍籍，挑剩下來難以保證戰鬥力的，纔去服徭役。”
在古代封建社會，還怕有人因爲農業擠出勞動力、找不到事做？直接服兵役、徭役不就好了！
以後工程建設類的活兒，興修水利疏浚河道平整道路開山架橋，就全靠這些專業施工隊伍了。
有田種的是農籍，沒田種找得到工的是工籍，沒田種又找不到工的是民工，或者當兵。
而且朱樹人這麼一安排，還恰巧讓這個善政，能夠全方位碾壓歷史上後來雍正的變法——雍正的變法裡面“攤丁入畝”其實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就是有秀才功名的也得納稅和服徭役。
只不過事實上因爲很多人不願意服徭役，就改爲繳納帶役銀。這個政策剛下達的時候，還激起了不少反抗，理由是“有辱斯文”，覺得讓文人幹體力活是一種屈辱。
只是歷史上滿清仗着是異族入主中原，刀把子比較硬，所以可以硬抗住漢人士大夫的所謂“斯文體面”，但說到底，雍正的改革還是製造了很多不必要的波折。
現在朱樹人當然不會憑空給自己上難度，所以他直接宣佈：只有民工籍的人服徭役，其他人都是默認直接多交錢多交糧養徭役，不用親自爲朝廷幹活了。
秀才們不是說幹體力活有辱斯文麼？攝政王沒讓你們幹體力活，一開始就只是想要你們交銀子就行了！交銀子總不辱斯文吧？
於是乎，一波原本歷史上會反抗雍正的反對力量，如今卻沒法反抗朱樹人，直接消弭於無形。就算最後還是有人反對變法，但力量被分化瓦解後，就掀不起浪來了。
……
聽朱樹人把細節安排得這麼透徹，連無業流民如何安撫安置、防止再逼出李自成張獻忠都想到了，史可法和張煌言終於暫時找不出破綻了。
當然，任何涉及全國的大範圍變法，肯定不可能靠着幾天閉門會議就拍腦門解決的。
張煌言雖然目前沒想到，但他知道肯定還有很多小問題和細節，沒有暴露出來，因此他並不贊成操切推進。
他非常誠懇地建議：“不知殿下希望這個新法何時開始實施？能不能再延長一下討論和徵求各方獻策的時間？而且就算實施了，能否不要直接全國推廣，先擇一省或數府予以試點？”
朱樹人對這個建議表示了肯定，他嘉許地點點頭：“這是應該的，按孤計劃的時間表，如今已經五月了，兩個月之內討論出執行方案，今年就搶在夏糧徵稅之前頒佈，讓戶部和應天府（南京所在的府）的戶曹官員、衙役稅吏統統學習起來，然後就只在應天府範圍內試點。
如若沒有太大的問題，明年就推廣到南直隸全境，若是稍微有點問題，那就明年僅限於在南直隸的江南部分推廣，剔除相對貧窮的揚州、淮安、鳳陽等府。若是問題很大，那就好好整改，明年依然只能在應天府範圍內繼續試錯。
一旦走上正軌，後續可以再花一年，推廣到江西、兩浙。再過一年後到湖廣四川，隨後是福建兩廣。等到南方徹底推行，至少是五年以後的事兒了。
如若一切反響良好，民間沒有怨聲，再徐徐往北方推廣。不過往北方一定要慎重，北方工商並不發達，缺乏基礎，一旦把百姓分爲工籍農籍，怕是沒幾個人能真正找到工籍的活兒，就算有也會成爲工籍的僱農佃戶。
不過好在如今北方人口稀少，淮北各省相加，不算東北的話，總人口也才一千五百萬。北方的田地還是夠百姓分的，農籍應該普遍有一二十畝以上旱田，安安分分納糧應該是沒問題的。
只是將來要提防人口繁衍過快，如果數十年後，繁衍到田地不足、而工商未起，朝廷就要疏導工籍百姓南下務工，否則這個工農分籍，可能會造成反噬。”
張煌言聽後，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和史可法對視一眼。
史可法也是點點頭：“當年前宋王荊公，便是在金陵爲官數年，見均輸法和民間借貸渡過青黃不接之法，在金陵頗爲惠民，回朝主政後，便力主全國推行。
殊不知，南北民情相差迥異，對工商的接受敏鈍不同，以至被山西籍的司馬光抨擊，還辱罵王荊公的爪牙呂慧卿‘心術似福州’。
殿下如今能看清我大明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南北民風迥異，持重推廣，不求操切，實乃大明之富，老夫並無異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