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27日，寧衛民和“阿利多”正式簽訂了音樂製作合同。
3月28日，寧衛民帶着崔建和張嬙來到東京神田的宮地樂器錄音棚，與日方負責此事的工作人員見面。
壇宮的保安幹事邊罡也被寧衛民臨時抽調過來，爲雙方溝通充當翻譯。
結果當天進棚小試了一曲，他們雙方就立即被對方展示出的實力給震撼到了。
才僅僅一個鐘頭過去，錄音棚裡的每個人就幾乎興奮得要瘋了。
不爲別的，首先，像華夏這樣的泱泱大國也不過纔出了一個張嬙。
她的音色在日本同樣是獨一無二的。
小嗓兒一亮，立刻圈粉無數。
一曲翻唱於Modern Talking《Brother Louie》的《路燈下的小姑娘》唱罷，連調音臺前的混音師和錄音師都扭起來了，直叫“呦西”，險些變身成打碟DJ。
這要在國內絕對該有人吹匪哨兒了。
而小崔的原創搖滾，更是日本這塊從骨子裡仰慕西方，貧瘠又狹小的土地上難以滋生的驚鴻之作。
當一曲《不是我不明白》的架子鼓前奏響起，動感十足的節奏以比張嬙還快的速度，突破了語言的障礙。
不但樂隊的成員全嗨了，更是完全刷新了日本音樂人對華夏流行樂的觀感，獲得了現場所有日本人的認同和欣賞。
本來還有點不情願的邊罡也隔着玻璃比劃大拇指，完全一副小迷弟的做派。
當然，反過來對於張嬙和崔建來說，日本成熟的音樂工業模式和技術水平同樣令人歎爲觀止。
要知道，這崔建的一曲《不是我不明白》還是國內第一張用電音貝司、吉他、架子鼓等插電樂器錄製的歌曲。
這三到四種樂器和人聲同時參與錄音，發出的聲音都不相同，又靠得很近，需要非常複雜的技術和高端設備。
要是在國內錄音的話，基本等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難點在於國內目前的技術水平，根本搞不懂麥克風如何擺放到正確位置。
也不會使用技術手段把樂器裡的其他聲音過濾掉。
最後只能分聲部一遍一遍地錄音，再合成。
這首歌曲，崔建不久前也曾經在國內的錄音棚嘗試過一次。
當時就因爲對效果不滿，他最後和錄音師起了爭執，甚至被人家趕了出去。
沒辦法，國內目前灌錄水平就是這樣的，實在是不夠看的。
比如製作通俗歌曲和電子音樂，國內較多使用Midi合成器來進行編曲。
然後讓歌手在編曲的背景音樂下演唱，僅僅兩條音軌就可以完成錄製。
像國家歌舞團和東方歌舞團，以民樂的基礎着力發展出的一批通俗歌手，他們的音樂專輯都是這種灌錄水平。
可日本這邊的就要先進太多了，別說24音軌了，就是48音軌人家也有。
不得不承認，雖然在藝術表達上，小鬼子只有模仿，從未超越。
但人家先進的錄音設備和音樂製作技術水平卻已經走在世界前列，基本是和西方一個水平線的。
毫不誇張的說，恐怕這邊隨便一個從業人員拉到國內去，就是大師級別的。
所以當錄音棚爲兩個人試錄第一首歌曲完成後試播，無論張嬙和崔建摘下耳機一聽，也都聽迷了。
因爲錄音成果實在是太出色了。
各種音色層次分明，比真正的現場演奏更具有立體感。
音色清澈，還原度太高了，幾乎能直達靈魂。
連他們聲音裡微小的瑕疵都一覽無遺。
這促使他們腎上腺素前所未有的瘋狂風靡，倆人立刻爭先恐後的重新投入錄製。
所以當這一天的磨合結束後，雖然才爲張嬙成功錄了一首歌兒，崔建因爲反覆較真只錄了半首。
但他們還是無比振奮和滿足。
如果描述一下，就倆字——過癮！
以至於張嬙和崔建一再由衷感謝工作人員和樂隊的付出。
反過來日本的工作人員，也無不爲他們的音樂而感動，意猶未盡地集體鼓起掌來。
音樂無國界在某種情況下，確實是成立的。
證據就是“阿利多”的代表在工作結束後，還死皮賴臉拉着寧衛民和張嬙、崔建找地方喝了幾杯。
這傢伙有點自作聰明，想問問他們有沒有可能在日本的音樂屆發展。
但對於這件事，寧衛民就只有敬謝不敏，代表張嬙和崔建直接拒絕了。
沒辦法，小池塘裡養不活大鯉魚。
他手裡的張嬙和崔建可是國內音樂界的頭牌。
他們兩張專輯放在國內銷售，就是上千萬的利潤。
怎麼可能會傻到放棄大陸廣闊的音樂市場，帶他們紮在日本掙那仨瓜倆棗的小錢？
那不成傻子啦。
實際上，當寧衛民把日方的意思轉述給張嬙和崔建的時候。
他們倆人也只是笑，高興是高興，可沒人真的動心。
或許他們不懂得市場前景的問題，但他們對於寧衛民的信任和感激，同樣是不可動搖的。
不過話說回來，就憑日本人這樣熱切的反應，和今天親臨現場的感受。
寧衛民已經差不多可以預計到張嬙和崔建兩人的新專輯即將獲得的巨大成功了。
毫無懸念，他們的音樂專輯由日本錄音師來把關，回國後肯定是秒殺一切的存在，必定再度引領國內流行音樂的風潮。
唯一不確定的，只是最終的銷售數字會有多麼驚人，能否打破原有歷史紀錄而已。
3月30日，曲笑母女也終於由京城到達東京。
已經在東京爲她們準備好了一切的寧衛民，則帶上了爲她們聘請的醫學翻譯，一起跑到成田機場去接機。
隨後暫時就安排母女倆住進了壇宮飯莊的職工宿舍。
寧衛民考慮得很周到，一是可以替這對母女省點費用，二來這裡的人手多，不要太方便。
隨便一個廚師伸把手，就能爲曲笑母親提供好吃又有營養的病號飯。
也能儘量滋養滋養，爲即將到來的手術做好準備。
這還不算，甚至爲了替她們解決經濟上的後顧之憂，寧衛民還以“易拉得”公司的名義和曲笑簽訂了易拉得拉桿箱的平面廣告合同。
他打算就趁着曲笑母親術後恢復的時間，在東京找個廣告公司把這件事完成。
酬勞的數額根本沒填，寧衛民的意思也很簡單，就是以曲笑母親的治療費爲準，實報實銷。
不用說，對寧衛民所做的一切，曲笑母女毫無異議，只有感激涕零。
接下來的事情確實很順利，4月2日經過初診，曲笑母親拿到了介紹信。
然後去日本東京明治醫學院填寫完問情單，順利被這所癌症專科醫院接納收治，成爲了這裡的正式病人。
三天後，通過全面檢查和醫生會診做出討論，也得到了較好的答覆。
主治醫生告訴曲笑說，大概有六成的把握能夠通過手術挽救她母親的生命。
這已經比國內的診斷回覆，要好上許多了。
就這樣，曲笑這邊簽好字，又給國內打了長途電話，告知了父親，就靜靜等候着母親手術日期的臨近。
至於曲笑這次再度和寧衛民在東京見面，尷尬是有一些的，不可能完全當沒事發生。
但或許正因爲寧衛民爲曲笑做得事情已經太多了，也或許是曲笑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母親的身上。
曲笑重新定義了自己的位置，開始像個乖巧的妹妹一樣的對待寧衛民了。
一切都已經盡在不言中了。
兩個人有緣無分，他們曾經朦朧的情感美得如同東京正在盛開的櫻花。
是那樣的鮮活，令人心動，又是那樣的夢幻和短暫。
甚至於他們雙方都沒來得及把這段情感公開挑明，互訴衷腸，就無疾而終的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