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會議結束後總督立刻就要趕往那裡了。對我而言這封信非常重要，郵寄過去非常耽誤時間。爲了節省時間，我想找一個可靠的人親手交給總督。丁納班德·安德祿和魯德羅校長建議我委託劍橋教會的愛爾蘭牧師。牧師表示要讓他先看一看，他覺得滿意纔會給我送去。我不反對這個意見，因爲這並不是一封私信。他看後覺得非常滿意，答應替我辦這件事。我要爲他買一張二等火車票，他卻沒有接受，說他一直是坐二等半車的。儘管那是一整夜的路程，他真的坐着二等半的火車走了。我佩服他簡樸率直的態度。這封信就這樣被可靠的人帶走了，我想它會達到預期的效果的，我放心了。
我要做的另一件事是招募新兵。除了凱達，還能從哪裡入手呢？除了我自己的同事，還能請誰來應徵呢？於是我一到納提亞，便和瓦拉白等朋友們討論這件事。有些人很難接受這個建議，而贊成它的人又在懷疑我們究竟能招募多少人。羣衆們對政府本來就沒什麼好感。這些人對從政府官員那裡遭受的痛苦經驗仍記憶猶新。
他們最終還是贊成開展這項工作。可是我開始着手準備時，馬上就看清了現實。我受到了打擊。之前組織抗稅運動的時候，人們非常願意把牛車免費借給我們使用，而當我們需要一個志願者的時候常常會有兩個人來應徵。現在情況不同了，租不到車子，也找不到志願者。然而我們並沒有灰心，決定放棄車子，完全靠步行。所以我們每天必須要步行20英里左右。如果連牛車都弄不到，更不要妄想人們會供給我們食物了。我們也不好意思去問人家要糧食。於是我們決定每人都自備乾糧。幸而那時是夏天，不需要帶鋪蓋上路。
我們走到哪裡就把集會開到哪裡。倒是也有人圍觀，但是難得有一兩人報名。“你是一個主張‘非暴力’的人，怎麼能讓我們舉起武器殺人呢？”“政府爲我們印度做過什麼好事，值得我們爲它賣命呢？”他們常常會拿這一類問題來責問我們。
然而，我們的堅持有了成效。報名的人逐漸多了起來，我們希望送走第一批人以後，還有源源不斷的人前來應徵。我已開始與當地的官員們商量應徵者的住宿問題了。
每個分區的官員都仿照德里的模式舉行會議。有一次會議是在古遮拉特舉行的，我和我的同事們都受邀參加了。會議的氣氛很不好，我覺得自己在這裡不如在德里有地位，我非常不安。我發言的時間相當長，我不想說那些取悅官員們的話，確實說了幾句不中聽的話。
我常向人們散發傳單宣傳他們應徵新兵。我主張的其中一條理由讓官員們很不好受：英國統治印度期間，犯了不少錯誤，剝奪了印度人擁有武裝的法令是其中最大的一個錯誤。如果想要取消這個法令，如果想要再使用武器，現在就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倘若中產階級肯在政府遭受嚴峻考驗的時刻出面幫忙，不信任感就會消失，而政府也將撤銷不準攜帶武器的禁令。
有個官員提到我在傳單上宣揚的這一觀點，他說盡管我們彼此見解不同，但他還是非常感謝我出席了會議。而我也儘量客氣地表達了我的觀點。
以下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寫給總督的那封信的內容：“正如您所瞭解的，由於我在4月26日的信中跟您說起的種種顧慮，我本來不打算參加這次會議的，但是承蒙您面談教導之後，我最終決定參加，並非出於其他原因，完全是出於我對您的無比尊敬。我不想出席此次會議最主要的理由，是沒有邀請羅卡尼亞·狄拉克、貝桑特夫人和阿里兄弟這一類的領袖來參加這次會議，而我認爲他們是公認的非常有影響力的領袖，直到此刻我依然覺得沒有邀請他們來參加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失誤，因此，我建議您在以後的會議中——我知道接下來還要舉行很多類似的會議——邀請這些領袖們參加，讓他們有機會貢獻自己有益的力量來幫助政府，這樣就可以彌補這次的損失了。恕我斗膽直言，沒有哪個政府會不重視像這一類深得民心的領袖，即便他們的觀點截然不同於政府的觀點。同時我很高興看到，參加這次會議的各黨各派都可以暢所欲言，而我也是有意剋制自己不被狹隘的黨派理念所約束。我認爲只要真誠擁護大會所通過的任何決議，就算是在爲大會的宗旨盡心服務了，而我是毫無保留地做到了這一點的。倘若政府接受了我的建議，我希望儘快把語言變成行動，我已同時附上建議的具體內容。
在這樣危急的關頭，我承認每個印度人應該給予英帝國以出自本意的慷慨無私的、毫不含糊的支持，我們期望在不久之後的將來，印度能成爲英帝國的自治領。不過這也有一個簡單的道理在裡面：我們響應號召是由於我們希望早日實現自治。由此說來，雖然主動承擔起對英帝國的責任能夠帶來相應的權利，印度人民仍有理由相信您在講話中談到的重大改革將會體現在國大黨聯盟方案的主要章程中，我相信正是基於上述信念，所以許多大會成員才願意衷心幫助政府。
如果我可以使我的同胞追憶他們自己走過的路，他們一定會撤銷國大黨的一切決議，不在緊張的戰時念叨着要什麼‘自治’或是‘責任政府’。這時最需要的是，在帝國告危的時刻，印度所有身強體壯的男子行動起來，爲帝國獻身也在所不惜。我知道印度人這麼做以後，就會成爲英國人最好的夥伴，而種族歧視也會消失。但是事實上，並非所有印度的知識分子都認識到這一點，而現在他們還在採取一種無效的方法。現在知識分子對於廣大羣衆也是有影響的。從南非回國以後，我一直與農民朋友們保持着密切的聯繫。我發現自治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我參加了上屆的國大黨大會，會議所通過決議是要在一定時期內由國會機構明文規定給予英屬印度一個完全責任政府，我也是該決議的起草人之一。我承認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舉動，但是我相信，如果不在短期內提出一個明確的有關自治的設想，印度人民是絕對不會滿意的。我知道有很多印度人會爲實現這個夢想而犧牲一切也在所不惜，而且他們也知道，既然他們要讓帝國做出讓步，他們也得爲帝國做出同等的犧牲。所以我們知道只有全心全意地幫助帝國渡過眼前的難關，纔可以縮短達到那個目標的時間。不承認這一點，那就無異於民族自殺。換言之，我們在拯救的帝國行動這個過程中也就取得了自治。
因此我非常清楚，爲了保衛帝國，我們必須貢獻所有可能的力量，不過我們無法在財政上也提供同樣的支持。與農民們的密切往來讓我確信，印度人對帝國國庫的貢獻已遠遠超出了自己的所得。我知道我說出了我國大部分同胞的心聲。
我和很多人都明白，這個會議意味着我們爲了共同的事業而奉獻生命的一個明確的步驟。只是今天我們所處的地位依然很特殊，我們現在還算不上是帝國的合作伙伴。我們之所以願意貢獻自己的力量，是基於我們希望爲印度找到一個更好的未來。我沒有要和您討價還價的意思，只是倘若我不把我們的希望和理想如實地告訴您，就是在欺騙您，也是在欺騙自己。而且您應當明白，失望就等於幻滅。
我還不得不提一件事情。您曾經呼籲我們暫時放下內部的分歧，團結一致對外。如果您指的是容忍部分官員們的專橫無禮和錯誤行爲，恕我無力響應。我們決心與這些不法行爲抵抗到底。您應該呼籲那些官員們不要虐待平民，拋棄他們過去一貫的派頭，凡事多徵求人民的意見。我在三巴朗時，由於抗拒一種由來已久的而打官司，最後不得不訴諸於英國司法的最高機關。在凱達的與政府積怨很深的人民覺得真正有威力的並非政府，而是真正願意爲真理承受苦難的力量。於是他們不再痛苦了，他們懂得了政府應當是爲人民謀福利的政府，而不是奴役人民的機關，當人們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時，政府能夠容忍那些有秩序的、可敬的不服從。所以三巴朗的事件和凱達的事件就是我對這場戰爭的直接的、明確的、特殊的貢獻。強行讓我中止那方面的活動，就是讓我結束生命。我希望自己可以推廣精神的力量，其實也就是用愛的力量來代替暴力，那麼我想您可以看到一個能遏制全世界的邪惡行爲的印度。爲此，我將日復一日地鍛鍊自己對苦難的承受力，並等待着把它提供給那些需要它的人，而且我參加所有活動的動機都是爲了證明忍受苦難這一恆久法則的無限優越性。
最後，我要請您請示政府，對穆斯林土邦問題做一個明確的表態。每一個穆斯林都深深地關心着這個問題。儘管我身爲一個印度教徒，但也無法對他們的事漠不關心。大家生活在同一個國度裡，他們的悲傷也就是我們的悲傷。帝國的安全需要仰仗政府以最慎重的態度尊重土邦的權利，尊重穆斯林對禮拜場所的宗教情感，以及您對印度自治的態度。總而言之，寫這封信是因爲我愛英國，希望能夠喚起每一個印度人對英國的忠心。”
一百五十二命懸一線
我在徵兵運動中幾乎搞垮了自己的身體。那段日子裡我主要的食物是落花生、牛油和檸檬。吃太多的牛油會損害健康，但我還是放縱自己吃了很多。結果這使我患了輕微的痢疾，對這種小病我倒沒有很在意，依舊像往常那樣在黃昏時走着去學院。那時我很少吃藥，心想餓上一頓就會好了，於是第二天早上我沒吃早飯，果然覺得舒服了許多。我也知道要完全恢復健康必須延長絕食的時間，每天除了果汁外，什麼都不能吃。
記得那天是一個節日，我已經告訴嘉斯杜白我不吃午餐了，她還是做了很多好吃的東西，我受不了誘惑，於是也就吃了。我的妻子知道我立誓不喝牛奶或是奶製品，就特地給我做了甜麥粥，不放酥油而是放了植物油。她還給我準備了一碗豆湯。這是我愛吃的兩樣食物，所以我都吃了，希望藉此討好我辛苦的妻子，也滿足自己的食慾。然而魔鬼正在等着這個機會呢，我吃得太飽，這已經足以致命了。不到一個小時，我的痢疾就嚴重了。
可是那天夜裡我必須回到納提亞。儘管到沙巴瑪第車站不過只有1英里多的路程，走起來卻非常吃力。瓦拉白先生在阿赫梅達巴和我會合，他能看得出我不舒服，但是我沒有告訴他我非常痛苦。
大概10點鐘時我們到達納提亞。我們總部設在印度教安納塔學院，離車站不過0.5英里遠，但我走起來卻覺得有10英里遠。總算勉強走到了地方，可是我腹部的絞痛也越來越劇烈。我的房間離廁所很遠，我無法支撐着去上廁所，所以我讓同事們在我隔壁放了一個便盆。儘管這樣做讓我很慚愧，但是不得已，沒有別的辦法。傅爾昌先生很快就找來了一個便盆，所有的朋友都來到我身邊，深深地替我擔心，但是他們的關心並不能消除我的痛楚。我又固執地拒絕一切醫藥治療，更是讓朋友們無可奈何。我情願爲自己的愚蠢而承受後果，絕不吃藥。他們束手無策，只好沮喪地看着我在一天一夜裡瀉了三四十次。我已完全吃不下任何東西了，連果汁也不喝不下去。我一向以爲自己的身體如鋼鐵般結實，但是現在我感覺自己的身體已經變成一堆爛泥了，失去了一切抵抗力。康努加醫生勸我吃藥，我拒絕了。他要給我打針，我也謝絕了。那時我不知道醫生要給我注射蔬菜汁，還以爲注射的一定是動物的液汁，儘管後來我知道了，但已經太晚了。我還是腹瀉不止，已經摺騰地精疲力竭了，而身體的衰竭又引起了昏迷。朋友們更着急了，又請來了好幾個醫生。然而醫生對一個不聽話的病人又能有什麼辦法呢？
賽·安伯拉爾與他善良的夫人來到了納提亞，與我的同事們商量後，他們非常小心地把我擡到他在米爾扎埔的洋房裡去，我在病中所享受着無與倫比地愛護和照料，這讓我深感不安。然而我的病並沒有好轉，仍在繼續着一種輕微地發燒，身體也日漸消瘦。我覺得這場病可能會致命。我不忍心再麻煩安伯拉爾一家人，就強烈要求他把我送回學院，他只好答應了。
當我還躺在學院的牀上痛苦呻吟之際，瓦拉白先生帶來了一個好消息，德國已經完全戰敗了，而有一位官員也捎信來說我們不必再招募新兵了。這個消息讓我鬆了一口氣，我不必再爲徵兵的事情操心了。
這時我開始嘗試水療法，減輕了痛苦，可是並沒有那麼容易就恢復健康。很多人給我出主意，可是我無法說服自己吃藥。有兩三個人引證了《阿育吠陀》的例子勸我喝肉湯以代替牛奶。還有一個人竭力勸我吃雞蛋。我的回答都是“不”。
我認爲飲食的問題不能迷信於經典的、權威的說法。飲食是與我的生命歷程息息相關的事情，也是指導生活的原則，不能依靠於外界的權威來判斷，我不會背棄這些原則。只是我要求妻子、孩子們和朋友們遵循的原則，自己怎麼能任意破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