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消除農民的恐懼心理，最重要的是讓他們懂得官員們並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公僕，因爲他們的薪水是從納稅人交納的賦稅那裡獲得的。但是要讓他們領悟文明和無畏的精神結合的這種責任，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一旦他們消除了恐懼，怎麼阻擋得了他們因自己曾經受到的侮辱而去報復官員？如果他們不採取文明的行爲，那就破壞了非暴力主義的宗旨，就好像一粒砒霜掉進牛奶裡似的。後來我發現，他們對文明的領悟能力遠比我想象中的要低。無數次的經驗告訴我，文明是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最困難的部分，在這裡文明所指的並不是斯斯文文的外表，而是對敵人也有一種內在的善意。這樣寬廣的胸懷應該在非暴力不合作者的每一步行動中體現出來。
運動剛開始時，人們表現出來的熱情很高，運動也如火如荼地進行着，但是政府似乎不爲所動。漸漸地政府觀察到人民的堅定意志並沒有動搖的跡象時，開始緊張了，就使用高壓的手段來鎮壓這場運動。稅務官們強行賣掉人民的牲口，帶走一切能帶走的東西，還派人到處張貼和散發處罰的通告，很多地方的農作物也被抵押了。農民變得驚慌失措了，有人連忙去交稅，有的人則遵照官員們的指示將便於攜帶的東西放在路邊，以便讓經過的官員們拿去抵押稅款，還有一部分人打算鬥爭到底。
事情正在發展的過程中，尚卡拉爾·巴立克的一個佃農交納了田賦。這件事引起了參與者的不安。尚卡拉爾·巴立克立刻糾正了錯誤，捐獻了那塊已交了田賦的土地以供救濟，既挽回了他的榮譽也爲其他人樹立了好榜樣。
爲了讓那些被政府恐嚇的人們的再次鼓起勇氣，我建議他們在穆罕拉爾·潘迪亞先生的領導下，把被政府當做抵押品的洋蔥提前收割。我並不認爲這種做法是文明的不服從，但是即便如此，我認爲即便政府是依照法律規定來徵收尚未收割的農作物，在道德上這種做法也是錯誤的，這無異於一種掠奪，所以人民有責任收割自己的洋蔥，對抗這種無理的規定。人民也可能被罰款或是遭受拘捕，這些都是與政府對抗的必然結果。穆罕拉爾·潘迪亞的心意也正是如此，他不希望看到沒有人因爲堅持非暴力不合作的原則而被捕，就這樣運動悄悄地結束。所以他和七八個朋友自告奮勇地去收割洋蔥。
政府不可能坐視不管。穆罕拉爾和他的同伴們都被捕了，這件事提高了大家的積極性。當人們連坐牢的恐懼也沒有了的時候，他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了。開庭那天，羣衆包圍了法院以示抗議。潘迪亞和他的同伴們被判處短時間拘禁。我認爲法院的這個判決是錯誤的，收割洋蔥的行爲並不是刑法定義上的“盜竊罪”，然而我們沒有提出上訴，因爲我們以避開法院爲原則。
他們入獄那天，很多人來護送“犯人”入獄，穆罕拉爾·潘迪亞先生從此被人們尊稱爲“洋蔥賊”，直到今天他還享用着這個光榮稱號。
我會在下一章記述關於凱達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結果。
一百四十九凱達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結束
這次運動的結果令人意外。顯然羣衆們已經精疲力竭了，我有點猶豫是否讓那些不屈服的人繼續這樣耗下去。我設法爲非暴力不合作者們尋找一個他們能接受的方式來結束這場鬥爭。這樣的機會就出人意料地出現了。納底亞稅區的稅務官派人通知我，只要那些有能力的農民都交納田賦，窮人今年可以緩交。我讓他寫一份書面憑證，他照辦了。然而一個稅區的稅務官只負責他管轄的區域，因此我便去詢問縣裡的稅務長，只有他才經管全縣的稅收。我問他這種辦法是否通行全縣，他說區收稅官在信中所提到的停收田賦的命令已經發到全縣各區了。當時我並沒有聽說這個消息，但倘若這是事實，人們的誓言就算是實現了。我記得那個誓言的目標和政府的命令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們很滿意有這樣的結果。
不過這個結果沒有讓人覺得快樂，因爲它缺乏每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結束時應有的慈悲。縣稅務長只是在實施他的權力，根本沒有經過調解過程。窮人可以緩交田賦，但是幾乎沒有人從中得到好處。人民當然有權決定誰是窮人，可是他們無法運用這種權利，這讓我覺得很難過。所以，儘管人們把它當做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勝利來慶祝，我卻並未因此而受到鼓舞，它缺乏完全勝利的要素。
不過這次運動的價值在於，它使非暴力不合作者的力量更加強大，精神也更爲煥發了。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次運動產生了一些間接成果，這也是收穫。凱達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標誌着古遮拉特農民開始了自我覺悟的過程，開始了他們真正的政治教育過程。
雖然貝桑特博士輝煌的自治運動保持了與農民的接觸，但是真正推動受過教育的公衆工作者深入瞭解農民的實際情況的，卻是凱達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他們學會了如何融入到農民的生活中。他們找到了更加合適的工作範圍，增加了自我犧牲的能力。瓦拉白在這次運動中收穫頗豐，通過去年[1924年。
]的水災救濟運動和今年八度裡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就能夠看出來。古遮拉特的公衆生活由於充滿了新的生命力從而更加蓬勃了。農民們開始意識到了自己的力量，要依靠他們承受苦難的能力和自我犧牲的精神來獲得解放。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開始在古遮拉特的土地上紮了根。
雖然我覺得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結束並不那麼值得慶幸，但凱達的農民們卻喜氣洋洋的，因爲他們通過這個運動發現了擺脫疾苦的正確可行的方法。知道了這一點，他們就有十足的高興的理由。
然而凱達縣的農民並沒有真正瞭解非暴力不合作主義的內在意義，後面幾章中我會講到，他們是通過付出代價才明白那種意義的。
一百五十走向團結
凱達縣的運動開始時，歐洲的戰事還在進行中。當時已到了危急關頭，總督邀請了各黨派的領袖和宗教領袖們去德里參加作戰會議。我也受邀去參加會議，我曾說過，總督詹士福勳爵與我有着誠摯的友情。
我應邀趕赴德里，然而我對沒有邀請像阿里弟兄這樣的領袖參加會議感到不滿。當時他們仍在獄中。雖然我只跟他們碰過一兩次面，但是我聽說過很多關於他們的事情。大家都在頌揚他們的勇氣和服務精神。那時我還沒有與哈欽·薩希布有密切的往來，但魯德羅校長和丁納班德·安德祿曾多次稱讚他。我曾在加爾各答的穆斯林聯盟辦公室見過蘇埃布·佈列希先生和科華嘉先生。我與安沙立博士和阿布杜·拉赫曼也有着很好的關係。我正在與善良的穆斯林們交朋友，希望通過與他們中間的最純潔、最愛國的代表們的接觸，瞭解穆斯林的想法。所以不管他們帶我到哪裡，我總會跟着他們走，爲的是與他們多一些接觸。
在南非的經驗告訴我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不存在真正的友情。所以我從不錯過任何消除障礙的機會以求得團結。我生性不願用阿諛奉承或是有損自尊心的方式與人相處。然而在南非的經驗還讓我認識到，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否能夠團結的問題上，我的非暴力主義將受到最嚴峻的考驗，對這點我至今仍深信不疑。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鐘，神靈的考驗無處不在。
既然我是抱着這麼強烈的信念從南非回國的，所以我非常珍視與這兩兄弟的交流。然而在我和他們將要開始更深一步的交往時，他們卻被捕入獄了。大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在獲得獄吏許可的情況下，常常從貝都爾和金特華達給我寫很長的信交流想法，我曾申請去獄中會見這兄弟倆，但是沒有獲准。阿里兄弟被捕入獄以後，一些穆斯林朋友們邀請我去參加在加爾各答舉辦的穆斯林聯盟會議。
我應邀在大會上發言，指出穆斯林有營救阿里兄弟出獄的責任。會後這些朋友們便又邀請我去阿里伽的穆斯林學院。在那裡我號召了未來的律師們要爲祖國服務。接着我便與政府通訊，要求政府釋放阿里兄弟。爲此我專門研究了這兩兄弟有關基拉法（Khilafat）的觀點與行動，並經常與穆斯林友人們討論這件事。我認爲如果想真正成爲穆斯林的朋友，就應該儘可能幫助他們，營救這兩兄弟出獄，併合理地解決基拉法問題。我不想評論他們的觀點的是非，只要他們的要求無損於道德就可以。大家都有各自的宗教信仰，對他自己來說，自己的信仰是至高無上的。如果所有人都有同樣的宗教信仰，那麼世界上就只有一種宗教了。那是絕對不可能的。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在研究他們的教義時發覺穆斯林關於基拉法的觀點根本不違背倫理道德，而且也是得到英國首相的肯定的，因此我認爲自己應該盡力幫助他們。英國首相的諾言明明白白地放在那裡，如果我不以此爲憑據來營救阿里兄弟，而是僅就是非問題來考察穆斯林的要求，我會良心不安的。
朋友們和批評家們都曾指責過我對基拉法的態度。即便如此，我仍然要堅持自己的觀點，絕不爲與穆斯林合作這件事而感到遺憾。如果有類似情況發生，我還是會採取同樣的態度。
所以我決定動身前往德里，向總督提出這兩兄弟的問題。那時基拉法問題還沒有發展成爲後來的那個樣子。
但是當我到達德里以後，我又發現了另一個新的困難。安德祿質疑了我參加這次作戰會議的道德性。他對我說英國的報紙上正在爭論有關英國和意大利簽訂秘密條約的問題。如果英國與另一個歐洲的強國締結了秘密條約，你怎麼可以去參加那個會議呢？而我對那些條約一無所知。但是丁納班德·安德祿的話已經足夠把我說服了。於是給詹士福勳爵寫了一封信，告訴他我對參加這次會議的疑慮，於是他約好與我面談。我與他以及他的私人秘書馬菲先生討論了很長時間，最後我還是同意參加那個會議。總督的論點打動了我：“你也知道，我不可能清楚英國內閣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不敢斷言，而且誰都不敢斷言英國政府不會犯錯誤。但是整體來說英國政府是一個好的政府，而且維持印度和英國的關係是有利於印度的，如果你也同意上述觀點的話，每個印度公民都有責任在英國需要的時候出一份力，不是嗎？我也看到英國報紙上有關秘密條約的消息了。我可以向你保證，我知道的也就是報紙上這些內容。而你也知道報紙常常會造謠。怎麼可以在緊急關頭單憑几張報紙上的報道就放棄幫助英國了呢？等到戰爭結束以後，你儘可以提出任何道德問題隨意向我們挑戰，但今天不是時候。”
這番討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對我而言它卻是全新的體驗，是因爲它是在那樣特別的時刻用那樣一種方式提出來的，所以我同意出席這次會議，還要寫一封信向總督提出穆斯林的要求。
一百五十一徵兵運動
於是我參加了會議。總督希望我能支持關於徵兵的決議。我請總督允許我用印地語和印度斯坦語發言。他答應了，但他建議我同時也用英語發言。我本沒有什麼話要說，就簡短地說了這麼一句話：“本着一種責任心，我竭誠擁護徵兵這個議案。”
很多人向我表示祝賀。他們說，在這種會議上還是第一次有人用印度斯坦語發言。這件事傷害了我的民族自豪感，我覺得慚愧而無地自容。在本國舉行的集會上討論有關本國的事情，卻不能用母語發言，而像我這樣一個偶爾出席的人用母語講了一句話，竟被認爲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這多麼可悲啊！這類事情讓我們深深地感到我們祖國的地位已經變得非常低下了。
我在會議上說的那一句話，對我意義重大。我要爲我支持這次會議的這項決議負責。在德里的那段日子裡，我還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必須給總督寫一封信。對我而言這並非易事。我認爲出於對政府和人民雙方的利益考慮，我有必要在信中闡明我參加這次會議的動機，還要清楚闡明人民對政府的期望是什麼。
我在信中對沒有邀請羅卡尼亞·狄拉克和阿里兄弟這一類領袖參加會議的事深表遺憾，並且表明了戰時的包括穆斯林在內的人民政治方面上的最低要求。我希望總督准許公開發表這封信，他欣然同意了。
這封信必須送往西姆拉[位於新德里西北的喜馬拉雅山麓，昔日曾爲英印政府的夏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