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月的時間過去了，袁世凱等人還在與日本方面進行積極的交涉，談判。 袁世凱秘密交付蔡廷幹“泄露交涉”的權力，讓他通過自己的渠道方式向英美各國透露中日談判的一些所謂的“秘密細節”的同時，公開二十一條條約詳文。
英國泰晤士報前任首席記者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此時正以“總統政、治顧問”的身份，在北、京總統府任職。莫理循此人乃澳大利亞人士，畢業於愛丁堡醫科大學，此人雖然爲英帝國之臣民。
在一定意義上想方設法的要幫助英國獲得中國西、藏地區的權益，而另一方面，他作爲中國的僱員還是能夠稱職的，竭力想要扶持中國的政、治、經濟建設的，其一九一二年成爲“總統政、治顧問”以後，袁世凱曾在王府井大街爲其購置宅院，因爲其對華的一些貢獻，所以當時王府井大街也被稱爲“莫理循大街”。
而且說起莫理循此人，務必要提及的一點就是當年的“日俄戰爭”，時值莫理循出任泰晤士報首席記者，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泰晤士報上大篇幅的發表有利於遏制俄國影響力的文章。
與此同時他還間接的利用自己的個人影響力與泰晤士報的社會影響力，發動國民對日、俄雙方展開激烈的有政、治性導向的輿論，因爲泰晤士報是全國性包含政、治、經濟等國計民生的知名報紙，所以其影響力是可想而知的。
雖然莫理循此人不過就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記者，遠遠達不到影響國際性導向的程度，可是其在泰晤士報上的作爲，確實的在實際意義上促使了日俄戰爭的激化與發起，所以國際輿論上也有人稱日俄戰爭爲“莫理循的戰爭”。
由此可見，此人的本事與能耐，而且他一九一二年自出任總統政、治顧問一來，對中國的國內建設、經濟發展、軍事導向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輔助作用，而且其對於袁世凱本人，是存在個人崇拜的。
他曾言，袁世凱本人才是整個國家的希望與未來，而且說到底他忠於的並非是北洋政府而是袁世凱本人罷了，雖然名義上他是政府的僱員，可是內閣大、臣、將領們都知道，這個莫理循實際意義上只不過是出於對袁世凱的崇拜纔會如此賣力的罷了。
比如當年的“宋教仁案”，當時的社會輿論、國際輿論將矛頭全部指向了袁世凱，鋪天蓋地的指責聲可謂是響動震天，就連袁世凱的心腹親信在那個時候也是對袁世凱的態度多有改變，更有甚者，乃至於與那些指着袁世凱的人一般。
對其進行抨擊，唯有莫理循，他是稍有的持“緘默不語”爲行事方法的人，後來從他口中得知，其實當時他並不是因爲不想要抨擊袁世凱而選擇不語的，反之是因爲其當時無法尋找到有力袁世凱的證據。
無法爲其開脫解困，所以纔會如此行事的，而且說起來，莫理循當時其實也是對袁世凱持有懷疑態度的，因爲從政、治集權上來看，袁世凱命人刺殺宋教仁是合情合理的，當然了，這也同樣的不代表他相信此事的始作俑者乃是袁世凱。
而兩個月之後，當宋教仁案中，被供出的主謀，不是袁世凱，而是原國務院秘書洪述祖的時候，莫理循不由的認爲這是極爲可信的，而且當時洪述祖還曾有如此說法，道：“我之所以選擇殺死宋教仁是因爲我個人滿懷報效國家的雄心壯志，我想要大家真正的看清楚宋教仁的真正面目。這件事全是我一個人籌劃並且安排人實施的，與其他任何人無關。”
洪述祖的話到底是不是真的，他強調的“與他人無關”到底這個沒有說出來的名字到底是誰，已經不重要了，因爲當時宋教仁案的影響頗大，一旦找出這個不知道真假的真兇以後，那麼必然的要立刻向社會澄清。
爲袁世凱正名，當然了，莫理循當時應該是選擇了相信洪述祖的供詞的，不然那的話，後來趙秉鈞要求由一個公正法庭來處理調查且宣判這件事的時候，當他以國際身份邀請莫理循出任臨時組織法庭機構中的一員的時候。
怕是莫理循應該不會以““爲了國家的尊嚴和人民的聲譽，在這種時候進行調查是不明智的。”這樣多有些無厘頭樣子的藉口以爲推託，而也是因爲莫理循個人的推託，使得此項調查就此擱筆不前。
以上的例子，不難看出莫理循此人的一些才幹與他對於袁世凱本人的寄予期望值的高低，不過有一點要再次說明一下的，那就是雖然莫理循對於袁世凱存在着較爲強烈的個人崇拜，但是這絕不代表他對於袁世凱的任何行爲方式和決定都是無條件支持的。
比如最近風行起來的“請願團、籌安會”等，有關於所謂的恢復帝制的風聲，雖然還不能確定這就是袁世凱所造成的，但是對此，莫理循的態度是堅定不移的，他曾直言不諱的以顧問的身份告誡袁世凱。
道：“如果大總統閣下您，真的有恢復帝制，亦或是重蹈覆轍的想法的話，那麼請恕我直言，中國之敗亡，大總統之難，將如約而至。至於這個‘約’字嗎，當然就是您真正登基坐殿的那一天。”
而袁世凱對於莫理循那，也是存在着不同的態度的，比如他對阪西利八郎採用的是威嚴的態度的話，那麼他對莫理循的態度則是更爲和藹親切，更類似於朋友的方式，他曾經就對於莫理循此般的勸誡。
有過如此的回答，說：“如果你的國家能夠不在西、藏的問題上選擇罷手，不再想要分、裂我國國土，你莫理循本人能夠在西、藏問題上盡到一個顧問與好友該盡到的責任的話，那麼我想你說的話，會更讓我信服的。”
這就是袁世凱對於莫理循的態度，他雖然不斷的敦促莫理循，告誡他西、藏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的同時，也會明確的表明他個人與莫理循之間的關係，他希望兩個人能夠各自盡到自己不同身份的責任。
作爲顧問， 莫理循對待西、藏問題上的態度，是不足以稱之爲盡心盡力的，他偏袒自己的國家，希望英國可以就此將西、藏從中國的國土上分、裂出去，其實這是無可厚非的，畢竟他還是要爲英國的利益着想，可是這樣一來他確實對於顧問這個身份的責任上沒有明面上的不盡責，可是如果已中國自古以來“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的古老教化來看的話，莫理循作爲僱員，卻是有不盡責不忠主的實際的。
而且袁世凱說兩人是朋友個庴，而且還是好友，如此一來的話，又可以借中國的一句古話叫“朋友而不可欺”，這樣一來的話，等同於他再一次委婉的苛責了莫理循對於西、藏問題上的一些錯誤的觀念。
這就是袁世凱的方式，他總是在歌頌你的同時敦促你該盡到自己的責任，即便你不能夠盡職盡責的話，那麼他還是會理解你的，畢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但是隻要你不去火上澆油的話，就可以算作你正在忠誠的完成自己的本分。
而且自一戰開始至今，莫理循曾多次向袁世凱提出“中國必須參戰”的建議，而且他有禮有節的進行了多次的論證舉例，這一點上必須要說，莫理循確實是在爲中國着想，畢竟德國方面雖然沒有任何敗勢，可是對比參戰各國各盟國的整體實力來看，德國取勝的機率近乎爲零。
但是因爲國內的一些事務還有就是各地將軍們的不同意見，以及內閣方面的權利爭奪，使得袁世凱無暇顧及莫理循這樣的提議，而且說到底袁世凱也是不想去蹚這灘渾水，要是中國參與其中，取勝了尚好，若真是失敗了那？
中國國力以無法承擔再有任何一絲的失敗與賠付，所以袁世凱選擇暫時擱置莫理循的提議，當然了，其實說起來，袁世凱也是對此有所心動的，畢竟如果真的如莫理循所言的話，那麼這正好是中國的一個機會。
可以藉此將之前所簽訂的部分不平等條約在國際上宣佈作廢！所以說起來袁世凱是暫時擱置，但不如說他是選擇繼續觀望，畢竟世界性質的大規模戰爭，只要不是結束的那一天，那麼任何國家都可以在任何時候參與到其中的。
蔡廷幹接受到袁世凱的秘密指令後，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莫理循，不單單因爲莫理循的身份，還有就是其實他本人私下裡對於莫理循此人的關係，也是較爲穩定和諧的，而且莫理循此人曾出任過英國泰晤士報的首席記者。
所以無論於公於私考慮，他都是不二人選，而且說起來，因爲對於西、藏問題上，蔡廷干與莫理循的不合，所以他也可以正好順其自然的藉由入手，而後不經意的對莫理循透露出二十一條的相關問題，而後步步爲營的，進而最後使得二十一條條約可以在國際上曝光。
如此一來的話，只要二十一條條約以及中日談判的一些細節問題，可以在國際上產生曝光，而後引發國際輿論甚至於最後使得其他列強國家可以因爲自己的在華利益而對日本產生政、治、經濟，乃至是袁世凱最希望的軍事壓迫的話，那麼這樣一來，二十一條條約的修改甚至是最好結果中的直接作廢的話，那麼對於中國來說，就是再好不過的消息了。
而且即便是無法迫使日本作廢二十一條，就是能夠進行較大範圍的修改，其實那又何嘗不是中國之幸事，是國家的喘、息、休整、秣兵歷馬的機會那？
這其實就是袁世凱所提出的“以夷制夷”之法！